1989年3月，一架波音客机冲破台北上空的阴云，机舱里的蒋孝勇紧握扶手。他刚办完父亲蒋经国的后事，决定携妻儿暂居加拿大。座椅震动时，他望着舷窗外的淡水河，心里闪过一句老话：迟早要回到源头。
登机前，宋美龄把两个曾孙叫到身边，语气缓慢却清晰：“别忘了，你们姓蒋，更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几个孩子心里，也钉在蒋孝勇的脑海。离台数年后，他总习惯在餐桌上摆两双额外的筷子，说那是给祖父和父亲留的位置。
1996年2月，蒙特利尔的雪还没化，医院检查单却像冰刃一样刺入蒋孝勇的胸口：食道癌晚期。医生建议即刻化疗，他却对妻子轻声道：“先别告诉妈，等我回趟溪口。”方智怡默然点头，她清楚丈夫心底那枚未完成的嘱托——为蒋家寻一块真正的安息之所。
3月初，台北、北京、宁波之间出现一条隐秘的电话线。蒋孝勇通过友人向宁波方面请求低调接待；同时，他托人告知李登辉与蒋纬国，以示尊重。准备期间，长子友柏回忆道：“爸当时一边咳嗽，一边自己整理《溪口大事记》，像赶毕业论文。”
7月14日，香港启德机场湿热难耐。蒋孝勇在洗手间滑倒，护士要求留院观察，他却拄着拐杖坚持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夜里十二点，机长广播落地，北京医院已经安排好会诊。蒋孝勇用仅剩的力气同身旁的友柏说了一句：“总算到家门口了。”
北京会诊的三天，西医记录肿瘤位置，中医把脉辨证，病床旁摆着一本厚厚的《蒋介石日记影印本》。友常翻了几页，看见祖父记下的“思归”二字，合上书本，神色黯然。蒋孝勇没多言，只托秘书采买两束白菊，准备去溪口。
7月20日清晨，宁波东站的汽笛声划破空气，车厢里多是返乡客。蒋孝勇坐在窗边，听乘务员报站，用宁波话嘀咕：“隔了半个世纪，口音还是那样软。”列车穿过稻田，远处的剡溪云雾缭绕。抵达溪口镇口，他深吸一口带着桂花香的湿润空气，泪水却没掉下来。
武岭门楼前，几个游客正拍照留影。导游是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姓何。老人接过票根，抬眼打量这位看上去气色不佳的中年人，寒暄两句，忽听对方用地道溪口话说：“劳驾，先去丰镐房。”老何一愣，脱口而出：“您的溪口话讲得正啊！”
丰镐房木门吱呀开启，阶梯窄而陡。墙上挂着老照片：蒋介石幼时同母亲毛福梅合影，蒋经国少年就学的身影，还有一个扎着小辫的孩童——蒋孝勇自己。友常指向照片想确认，老何笑说：“那是你父亲小时候。”蒋孝勇以宁波话补充：“拍照当天，下了一场霏霏小雨，祖父怕我感冒，临照前替我披了件斗篷。”老何讶然，这段掌故连他都没听过。
再往前走，是溪口中学旧址。操场荒草半米高，白裙女生在跳绳。蒋孝勇驻足良久，说：“父亲十五岁在这里练田径，跑得快得像兔子。”话音落下，他忽觉胸口疼痛，扶着栏杆闭目喘息。友柏想搀，他摆手拒绝：“我能走。”
通往老蒋母亲坟丘的石阶足有六百多级。轿夫兜揽生意：“先生坐轿，一口价十块。”蒋孝勇摇头：“我自己走。”他拖着已略显笨重的躯体，一步一顿，半小时后才抵达坟前。手中白菊微颤，他把花轻轻放到墓前，低声呢喃：“阿太，我带孙子回来看看您。”
山风吹过，松涛阵阵。蒋孝勇转身俯瞰山下，家乡风貌尽收眼底。突然，他指向对面的坡地，问老何：“那边是不是紫霞湖所在？”老何点头。蒋孝勇若有所思，眉宇间闪过父亲弥留之际的嘱托。
短暂整装后，他们又去小洋房、文昌阁、玉泰盐铺。每到一处，蒋孝勇都补充史料。走到玉泰盐铺的后院，他摸着斑驳木柱说：“祖父当年从这里挑盐到甬城，一天五十里。”友常好奇：“那他不累吗？”他回答：“背着家国的人，哪敢喊累？”
黄昏时分，蒋孝勇站在剡溪桥头，望着水面漂来的几片竹叶，半晌无语。老何递上竹筒水，说是山泉，他抿一口：“真甜。”随后，他把水泼在岸边石阶，仿佛要让自己与这片土地彻底相认。
返程前夜，宾馆房间灯火微暗。蒋孝勇支起病床半躺，展开手中的溪口地图，红笔圈出两处：一处祖母毛福梅坟侧，另一处则是紫霞湖畔。他告诉妻子：“先把父亲送回母亲身边，然后再看长眠紫霞湖有没有可能。”语气平静，却听得出紧迫。
8月23日，他回台出席国民党十四届四中全会。会后走出会场，记者蜂拥而至，有人问：“章孝严不同意迁灵，您如何回应？”蒋孝勇停下脚步，声音沙哑却坚定：“这是蒋家的家事，不劳外人费心。”话落，人群短暂安静。
此后数月，他往返台北与温哥华之间，手术刀、化疗药、乡愁与家族重担一齐压在肩上。友人见他形销骨立，劝他休养，他只说：“时间不多，把能做的做完。”1996年底，雪再次覆盖蒙特利尔的街道，他还在修改“移灵方案”，旁人劝不住。
多年后，溪口镇口的新石阶已被游客踏得光亮，那位老导游偶尔还提起当年的事：“有个客人，一口溪口土话，讲得比我还溜，听得我心里一动——原来离乡这么久，骨子里的乡音，一点也不会变。”说这话时，老人抬头望武岭城楼，神情恍惚，仿佛又看见那位略显憔悴却脚步坚定的中年人，执着地走向家族的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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