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本篇文章之前,我在这里先解释一下几张从博物馆里面找出来的老照片。图一的拍摄地点是广州天河机场;拍摄时间是1949年10月5日下午4点50分左右。一架巨大的飞机下面,围着一大群军人、警察还有穿着时髦的学生,还配备当年先进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图片下面的注释是:303班机脱险归来军民热烈欢迎。
图二拍摄的时间地点同上,一群人打着“欢迎303全机归来”字样的条幅,一架大飞机旁边站着一行兴高采烈的人群。
图三拍摄的时间地点同上,五个人把一名英雄人物抬起来,这六人分别是303号运输机的机组人员:机长毛昭宇(空军中尉,时年25岁,即抬的最高的那位)、副飞行员潘肇雄(少尉)、中尉通讯员王近愚、上士机工长陆培植、下士机工长冯明鑫,以及少校参谋姚全黎。
图四拍摄的时间地点同上,一群持枪的军人围着三名没有戴帽子,穿着解放军军服,脸上毫无神情,都是背着双手,显然是被捆绑着,且上口袋上都插着钢笔。文字说明这三人分别是我军第19兵团司令部管理科长洪良、兵团司令部驻宁夏机场高射炮连连长李果仁和兵团机要参谋潘国杰,都是属于中层以上干部。
图五拍摄的时间是1949年10月6日,拍摄地点为台北蒋介石在士林官邸,据说毛昭宇一行人驾驶着303号运输机抵达机场,接见他们时,老蒋连说了三个“好”,六名空军飞行员站得笔直,蒋介石与他们逐一握手,笑容满面,并留下这张著名的合影。
从以上五张图片隐藏的巨大信息中,我们知道,该事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也就是标志着全国解放后的第五天,即1949年10月5日,刚刚解放的颗塞上明珠银川,发生了一起俘虏集体叛逃事件,而且这群逃跑的俘虏中,为首的只是一名国军中尉。更为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伙人还劫走了一架当时最先进C-47军用运输机,同时,还带走了我军的三名中层干部。
要知道,当时那架标着303号的C-47军用运输机,是比较先进的飞机,不仅是全金属结构军用运输机,其结构和外形的主要特征体现于:机身较短粗呈流线型,机头上部为2~3人驾驶舱,后机身左侧有一个大舱门;机翼为悬臂式下单翼,两侧内翼前缘对称装双发动机;尾翼由悬臂式的中平尾和单垂尾组成;采用可收放后三点式起落架。可以就,如此先进的装备,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难得的战利品。大家可能会疑问,这些人是如何能把飞机劫走,并把我军三名如此级别的干部也一同带走,接着往下看:
1949年夏,我军在西北战场摧枯拉朽,兰州战役一打完,马步芳的主力算是交代了,剩下宁夏“马家军”顿时成了惊弓之鸟,当时宁夏的当家人马鸿逵,心里那叫一个慌,他看着老蒋让他去重庆“支撑残局”的电报,坐在那儿发呆,去吧,那是火坑;不去吧,解放军来了就是死磕。老马最后还是心一横,决定飞重庆,临走前把烂摊子甩给了二儿子马敦静,还信誓旦旦地跟儿子咬耳朵:“你在这边只要顶住,我在重庆就安全。到了关键时刻,老爸一定派专机来接你!”
马敦静这傻儿子还真信了,摆开架势要在银川跟我军来个一战高下,结果9月中旬,银川快成孤岛,便绝望地给老爹发报:“兵无斗志,银川危在旦夕。” 远在重庆的马鸿逵一看电报,认为解放军的进攻速度没有这么快,转头就去找蒋介石要飞机。老蒋这时候倒是挺痛快,大笔一挥,派了这架编号303的运输机,由25岁的中尉毛昭宇当机长,直飞银川去接那个倒霉儿子。
这飞机起飞的时候,谁也没算准时间差,就在飞机还在天上嗡嗡飞的时候,宁夏地面的局势已经变天了,国军81军已经宣布起义,303号飞机傻乎乎地降落在银川西花园机场时,塔台里坐着的已经是解放军了,在随后的询问中,6人得知了一个更加欲哭无泪的消息:他们要接的人早在一天前就乘别的飞机抵达成都了,因为通讯问题没有联系上303号机组,机长毛昭宇一看成了自投罗网的俘虏,知道逃跑是跑不掉了,只有保命要紧,便只好硬着头皮也宣布起义。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航空人才,加上这几个人的态度还算是真诚,便没有把他们当俘虏看待,根据上级指示,还给他们好吃好住地招待着,安排住在城里省政府的招待所,指望通过一些事件来感化他们,那时,刚刚获得解放的银川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翻身,大街上有踩高跷的、耍把戏的、划旱船的、唱歌跳舞的,沉浸在一片欢乐喜庆和幸福的气氛之中,比过年都更热闹,这一切感染了住在省府招待所里的六名C—47运输机的机组人员,他们有的还感动得流下热泪,还向看守人员诉说自己的身世,表示要弃暗投明,加入解放军,再立新功。
C—47机组人员的表现,经看护人员上报到军部,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针对我军急需要这样的人才,为此,我64军军长曾思玉,还在百忙之中,亲自接见机组一行六人,勉励他们弃暗投明,投身新的伟大事业。两下相谈甚契,还一起共进了午餐。这些人对着军长拍着胸脯要为新事业服务,准备通过手续要加入新中国的空军部队。
鉴于毛昭宇这帮人表现得特别“上道”,一个个拍着胸脯,说要弃暗投明,为人民服务。这演技,放到现在,拿个影帝都绰绰有余。要说在1949年那个节骨眼上,起义、投诚的国民党上将、中将可以说多如牛毛,这种仅仅是中尉级别的俘虏自是掀不起什么波浪,因此,他们的表决心固然需要,但毕竟还不能完全叫人放心,因为家庭背景和复杂的身世之类一下子也弄不清楚,况且机组人员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架先进的飞机,缴获一架飞机比俘虏一众人马更让人有胜利感。当时,国民党空军听说这架飞机在宁夏被俘的消息,便派出轰炸机,企图炸毁。而解放军难得缴获一架敌机,为了安全,19兵团副司令下令,要把飞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有关人员通知准备进行转移前的试飞。
为了安全其见,我军还派一个连的队伍来保护这架飞机,不仅在停放飞机的周边部署了多门高射炮指向天空,宁夏机场高射炮连连长李果仁就专门负责这一块事情,一旦天上有风吹草动,立即指挥开火还击。为了进一步保证飞机的安全,不知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拿来一捆又长又粗的绳子,一头拴着飞机,一头捆绑在旁边的一棵大榆树上,把这飞机像一头大牲口那样拴着,牵住了你的牛鼻子,看你往何处跑?确保了万无一失。
这个阶段,银川正值雨季,好几天阴雨连绵,我们从那一时期美国记者福尔曼拍摄的银川西花园机场时的照片可以看出,可以算是简易机场,连机场停机坪没有硬化,隐蔽飞机处是泥土地,机轮有些下陷,机身也出现了斑斑锈迹。此时,中尉飞行员毛昭宇向看护人员提出,不能让飞机停在这个地方,把飞机拖到较硬的跑道上。
管理人员一听,有道理,这么昂贵的飞机越陷越深,那还了得,便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因为仅仅是推动飞机,那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于是命令战士把飞机推拉到飞机跑道上,许多战士也爬上飞机好奇的四处观望,此时飞机驾驶员又提出人太多,飞机轮子还会下陷,毫无警惕的管理人员洪亮,又中了他们的诡计,把机上的战士全赶了下去,要对飞机进行维修和擦洗等正常的保养工作,声称飞机长期不发动,会生锈,外部生锈倒没什么,怕的是内部零件生锈,越是精密的机器,越是需要精心防护,不然很容易毁掉,要是哪个零件受损失了,这样的条件下也不好收拾啊。
一开始上级只同意毛昭宇一个人前往清洗清洗并发动发动,但他又提出一个人不行,飞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启动程序,每一个人负责一块工作,有些部件一个人是不懂的,所以一个人根本发动不了的,需要机组人员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才可以。他一提出这个,有人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起了疑心,莫非想逃跑,后来,上级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
随后,飞机要进行转移前的试飞,我军自然高度警惕,当时,试飞的飞机被安排了22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随机试航,六名机组人员和22名解放军上了飞机之后,每个人都各就各位,毛昭宇坐到驾驶的位置,随后发动起了飞机,只见毛昭宇故意用力加大油门,另一只脚踏住刹车,飞机动也不动,他旋即向解放军说,飞机超载,无法起飞,得到下面就侯命,六名机组人员虽然都没说什么,但是在眼神表情方面极力配合着毛昭宇的说,好像毛昭宇说的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因为解放军不大懂,才不得不费神来说说。
另一人帮腔:“飞机上会漏电,尤其对不穿胶鞋的人,容易传电。”那时的解放军穿的是布鞋,更无一人坐过飞机,全无飞行知识。就这样,本来在飞机上的22名解放军,就撤下19人,只剩3个人员随机。他们是:十九兵团司令部管理科长洪良(原名刘俨,据说是辅仁大学的学生);兵团司令部驻宁夏机场高射炮连连长李果仁;兵团司令部缮写员潘国杰。其中洪良与李果仁带着枪,而潘国杰徒手登机,这个疏忽大意,给敌人带来了谋反的机会。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这一疏忽大意,给敌人带来了谋反的机会。
人一下去,飞机里顿时宽敞了,九个人登上飞机大门关闭,一会后飞机发动,这个时候,毛昭宇启动了引擎,螺旋桨开始轰鸣,飞机慢慢滑行,站在飞机下面的人真以为这是在“试车”的时候,毛昭宇突然猛推油门,两台普惠发动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飞机像一头挣脱束缚的野兽,向前猛冲,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那几根拴在木桩上的麻绳,在飞机引擎巨大的拉力面前,简直脆弱得像棉线一样,“崩、崩”几声全被扯断! 飞机像发了疯的野兽一样沿着跑道狂奔,滑行了半圈直接冲上蓝天。
守卫机场的战士们反应过来的时候,飞机已经拖着断绳,在跑道上转了半个圈,机头一昂,直冲云霄。便端起步枪拼命射击,但这哪拦得住已经上天的铁鸟?飞机升空后,毛昭宇为了制服机舱里押送的3人,他在空中居然玩起了特技动作,飞机剧烈颠簸、翻滚,随着机身的颤动,拴它的绳子一条冻僵了的蛇那样缓缓地打开,突然像是马被惊了一下那样,机身狂抖了几抖,接着就撒开蹄子跑起来,等机场的守兵反应过来,飞机像一头跃出水面的巨鲸那样昂起头,已然窜入高空里去了,左左右右,忽正忽斜,像没头的苍蝇飞着,毫无飞行经验的洪良、李果仁、潘国杰3人顿时天旋地转。被甩得七荤八素,连站都站不稳。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
机组人员看准时机,一拥而上。坐在机尾的李果仁最先被缴了械,赤手空拳的潘国杰根本没法反抗。坐在驾驶舱的洪良刚要去掏枪,后脑勺就挨了重重一下,当场就昏了过去。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就这么得手了。就这样,这架载着被绑架的解放军战士的飞机,一路飞到了国民党控制区, 飞机最终降落在广州天河机场,空军司令王叔铭亲自到场献花,随后,这架飞机被涂改成“忠勇号”,飞抵台北松山机场。等待他们的是红地毯、闪光灯和震耳欲聋的欢呼。
那时毛昭宇六个人被挂上大红花,成了“英雄”。而飞机的另一端,是被劫持的洪良、李果仁和潘国杰。他们从解放军干部转眼成了阶下囚,被关进台北青岛东路的看守所。台湾的报纸刊登了他们的照片,洪良头上缠着渗血的纱布,眼神锐利;李果仁军装敞开,肋骨处满是淤青;潘国杰嘴角带伤,却面露讥诮。
这一事件由于反动派借此大肆宣传,影响力不小,加之装备损失:C-47为二战主力运输机,性能可靠,属当时稀缺战略资源,警示意义,凸显“看不见硝烟的暗战”之危险,远超战场伤亡,因为这次立功,毛昭宇晋升至空军少将的军衔,其余五名所谓的英雄也一一升官,但也军被抓走的三名中层干部却是命运多舛,他们在他们在全国胜利的时候,却以这种方式被敌人抓捕后押到了台湾,后来还在报纸上宣传,从他们刊登在报纸上的照片看神情坚毅,气度昂然,毫无颓唐低首之气。其不幸的命运是可以想象到的,可惜的是这些英雄几十年来没有消息,也算是为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19兵团司令部管理科长洪良,又名刘严,北京人,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早年参加革命,他被俘后一直坚持斗争,但是私下里他却很内疚。认为是自己的错误和麻痹造成了飞机的脱逃。金门战役失利后,金门被俘的解放军战士被关押到集中营,洪良等人也被关押在这里。 一个名叫夏克昌的被俘战士和洪良关在一起,夏后来被遣返回大陆。他回忆说洪曾经对他说“我无脸回去、我对不起组织只能以死来证明一切,一定要让潘国杰能活着回去,向组织说明真相。自己也就死而无憾了。
潘国杰和洪良是好朋友,当时是洪亮邀请他上飞机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真实身份是19兵团司令部的机要参谋,以为他不过是一个文化教员,洪良后在集中营被反动派杀害,作为一名中层干部的潘国杰和李果仁,在金门战役之后被遣返回大陆,后被审查,并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去世后才恢复名誉。这3名我军中层干部的结局实在令人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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