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人民大会堂东楼的灯一直亮到凌晨，陪同值班的工作人员听见走廊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周恩来推门进了小会客室，他的手里夹着一沓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气管切开的呼吸声略显沉重，却掩不住他语气中的坚决。
那几天，他一批又一批地约人谈话，每次三四人，话题只有一个：四届人大的人事名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被叫到座位对面时，屋里只剩两盏台灯，“人大副委员长的位置需要政治局成员坐镇”——周恩来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你去。”吴德条件反射般地推辞：“总理，我没同民主人士打过交道。”周恩来抬眼，声音放缓却不容置疑：“别糊涂，北京文化组那摊子不能再把你拖住。”
对话只持续了五分钟，压力却像千斤坠。吴德走出东楼，夜风直灌领口，他还是不释然。第二天，李先念把他约到住地，耐心拆解总理的布局：一旦调任人大，按章不得兼管文化口，吴德便可脱身“四人帮”虎视眈眈的文化部。听完分析，吴德才恍然：“原来总理是在给我‘开小灶’。”
周恩来“另起炉灶”的思路并非临时起意。早在1月18日，他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设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让刚复出的邓小平进入核心；随后又在3月的联大代表团人选上，为邓小平顶住张春桥、江青的阻击，亲笔批下“同意”。从军队到外交，总理一步步为“接班人”铺路。
这种布局触痛了“四人帮”。10月初，江青突然冒出一个“文化部方案”，指名道姓要吴德任部长，表面是抬举，实则将他推回文化组漩涡，好牵制北京市委。周恩来看穿用意，干脆把吴德拆走，让文化部长空缺悬着，任由江青自己去兜圈。
与此同时，副总理、部长、人大副委员长的名额暗流汹涌。王洪文推荐东北女工王崇伦，周恩来却点名李素文，既是工人又是妇女代表，堵住了对方两条路；江青拿谢静宜作筹码，总理征求了吴德意见后同意上报，又提前料到毛泽东可能否决，名单送上去时已备好替补。事实正如所料，主席画掉了谢静宜的名字。
秘书长人选的拉锯同样精彩。人大闭幕后吴德不打算再兼任，他对邓小平说：“得找个精通外事的。”房间空气凝结数秒，吴德半真半假地抛出一句：“主席好像考虑过让姬鹏飞来。”这一句让在座的“四人帮”代表愣住。邓小平顺势接话：“那就问问主席。”消息辗转长沙，毛泽东点头，姬鹏飞最终走马上任。
17日晚，“风庆轮事件”突然被江青抛进政治局会议。会议一散，江青连夜拉王洪文密谈，让他火速南下长沙。18日中午，王洪文面见毛泽东，指责国务院办事不力。毛泽东拢一拢衣襟，只说了几句：“小平同志要团结，总理身体不好，你们多帮着点。”话锋既冷又沉，王洪文灰头土脸离开橘子洲头。
江青并不死心。临行前，她又嘱咐王海容、唐闻生见到主席一定要“提船案”。两人刚出钓鱼台，径直折回305医院，把这一套原封不动告诉了周恩来。总理闭目听完，仅说：“把真相讲给主席听，毋庸渲染。”
10月20日，毛泽东在省政府小礼堂会见外宾，散会后单独把王海容、唐闻生留下，详细询问北京近况。两人的复述让毛泽东脸色大变，他随即批示：四届人大照常准备，时间视总理病情而定。
11月初，周恩来在病床上口授致毛泽东的筹备报告，助手们录下每一句话。他划出重笔：国务院组阁原则须经集体讨论，不得私相授受。半月后，他拖着病体飞长沙，连续四天与毛泽东、王洪文对面磋商。毛泽东多次提醒王洪文“不要搞宗派”。言外之意，组阁大权仍掌在周恩来、邓小平手里。
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宴请取消，只留周恩来在座。两位革命巨擘深夜长谈，一张皱折的名单摊在茶几上，几经增删，人员框架尘埃落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第一副总理兼外长，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等分管财经军政。最令“四人帮”失落的是，他们苦心经营的文化部、教育部、铁道部最终各归其人，握在外行手里的门票被悉数撕毁。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首都召开。开幕式前，吴德以秘书长身份，将最后一页议程塞进代表案头文件夹，抬腕看表——距离周恩来走上主席台只有十分钟。他回想起三个月前那场深夜谈话，突然读懂了总理那句“别糊涂”。
大会选举结果揭晓，新的国务院班子一锤定音。坐在观礼席的王洪文面色木然，江青低头翻着手中的资料。掌声持续良久，洪大的音响里，所有阴谋与角力被淹没。至此，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落子无悔，周恩来用病中余力，为国家政局扣好了关键一粒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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