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湖北钟祥的计生宣传车第一次驶进杨梓镇，扩音喇叭里不断重复“近亲不婚、优生优育”的口号。村民们停下锄头围观，议论纷纷，唯独火庙村口那间青瓦泥墙的小屋大门紧闭，陈秀英坐在灶台前搅着柴火，神情木然。她明白，那几句标语说的正是自己半个世纪前做错的决定。
时间要拨回1932年农历八月。15岁的陈秀英被父母抱上八抬大轿，新郎是姨妈家的表哥，比她年长六岁。长辈们打的算盘简单：亲上加亲，土地能保在族里。鞭炮声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没人去理会县城里医生贴的那张告示——“表亲不宜婚配”。
头胎生下大儿子时，全家松了口气，娃身强力壮，嗓门亮得吓人。婆婆高兴得连杀两只鸡，直说“瞧，近亲也能生好胚”。可好景只维持了三年。第二胎陈小狗六岁仍不会喊爹娘，身子骨瘦小，双臂过膝，村里人悄悄用“猴娃”称呼。秀英端着碗追在院子里喂饭，孩子却咯咯傻笑，把米粒抹得满脸都是。
那以后，产房成了赌桌。第三胎夭折，第四胎正常，第五胎又是智力障碍的小闺女，第六胎健康，第七胎再夭折，第八胎陈小焕还是女“猴娃”。八个孩子，活下六个，其中三个终身离不开照料。有人劝她：“再生也许能冲掉霉运。”秀英摇头，“命里就这么多，别折腾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陈秀英的丈夫在大炼钢铁运动里摔断了腰，从此干不了重活。家里七张嘴，全指望秀英插秧、割麦、上山砍柴。她用一根绳子拴住两个“猴娃”的腰，一头栓在自己身上，防止孩子跑丢。邻居问她为何不把累赘送人，她抹一把汗回一句：“娃是骨头缝里掉的，舍哪块？”
1966年，生产队分红不足五块钱，她咬牙省下两块，托人从县城背回一包钙粉，想给三个特殊的孩子补补。那一年，秀英三十九岁，头发已花白。有人看见她在夜里悄悄哭，第二天又像没事人一样下田。
进入七十年代，村里通了土路，不时有外乡商贩来收土特产。听说火庙村有“猴娃”，好奇者三三两两守在门口探头。秀英索性在屋前挂起草帘，挡住指指点点。她自嘲对邻居说：“我守着一堆宝贝，他们看不懂。”
改革开放后，外出打工潮兴起。家中两个健全的儿子也进城盖楼，一年到头难得回来。留守的，是一位越来越佝偻的母亲和三个长不大的孩子。陈小狗三十多岁，还不会用筷子。秀英把饭团压好，塞他手里，再转身去给老三梳头。
1995年，一家民营马戏团辗转找到火庙村，开价八千元请三个“猴娃”外出演出。秀英只回了四个字：“不卖，不演。”对方提高到两万元，她干脆关门不见，怕孩子被当成笑料。村支书劝她：“那钱不少啊。”她摇头，“我到镇上都没去过，更别说让他们出远门。”
2008年春，国家为重残人群办理补贴，村干部帮忙跑腿，一家五口成了建档对象。每月几百块钱打到卡里，总算解了燃眉之急。秀英却常念叨：“我在还能拉扯，他们将来怎么办？”说这话时，她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妪。
2020年，跨省采访的记者敲开她家门，见到满墙斑驳和灶火的青烟。记者问她最大心愿，她想了想：“要是我不在了，也有人给他们添口热饭。”这句话登上报纸后，多方力量介入，地方民政部门安排了护工和康养补助。
再回到1979年那辆宣传车的喇叭声，如今已是历史回响。百岁陈秀英躺在竹椅上，院子里三名“娃娃”依旧蹦蹦跳跳。有人说她“迷信”“固执”，也有人赞她“伟大”。她从不辩解，只在黄昏时分晾衣服，抬眼看看被夕阳染红的田垄，然后招呼孩子回屋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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