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的唐山专署，桌面上摊着厚厚的调查笔记，年近五十的赵涌兴对来访干部低声说：“材料都在这儿，你们自己看。”一句话，让旁边那位来自北京的古建滋放下了茶杯——这位作家用近两年时间才凑齐这些证据。
追溯矛盾的源头，还得回到1960年初冬。那时，古建滋第一次踏进遵化西铺村。路旁一溜破旧土墙，墙缝里却贴着《人民日报》整版的王国藩事迹专栏。报纸已风化，但“全国劳模”“穷棒子社”几个大字仍清晰。古建滋被震撼，决定留下来“沉底”采访，他想写一部中国版《被开垦的处女地》。
采访刚开始，村口的老人张罗玉悄悄嘀咕：“王社长干活是真肯下力，可心眼也细。”一句含混的提醒，成了后来风云的伏笔。古建滋没有在意，仍随王国藩下地、赶会、夜读文件，甚至同住一间土窑。三个月过去，笔记本记得满满当当，主人公形象却愈发复杂。
王国藩生于1919年，祖上在晚清曾是地主绅士。到他父亲一代，因吸食鸦片变卖田产，家道中落。王国藩七岁丧父，十三岁就挑着两只谷斗走村串户倒粮换钱；练出的算盘嗒嗒响，乡里人都服。1941年，日军南下，西铺被占。他一面给村政当办事员，一面暗中替八路打掩护，顺势在1943年递交入党申请。
1949年土改，这段“地主后代”身份令他吃了苦头，被错划为“没落地主”。1952年春，时任区委副书记的赵涌兴据实申诉，县里为王国藩摘帽复党。王国藩旋即把全部精力投向互助合作，他拉拢的二十三户贫农被人嘲作“穷棒子”。“越穷越要抱团”，他在炕头上拍着桌子喊，声音震得窗纸直抖。
为了第一桶资金，他带人翻山去王寺峪砍柴，挑回两万多斤。那年腊月，社员争着要分钱，他却说：“羊圈没影子、耕犋没套具，钱散了还是穷。”众人被顶得噎住，只能由他作主。随后买牲畜、置木车，再组织第二次打柴，终于让耕地亩产翻番。1955年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点名夸奖“穷棒子社”，王国藩一夜成了“亿万农民的代表”。1957年北京劳模大会，他举着大红花走进人民大会堂，风光到了极点。
可正是这股荣耀，把一个自律不够的农村汉子推到斜坡的顶端。1961年早春，县修招待所，余下木料四根。王国藩与三名军政干部商量：“剩料放着也是烂，咱们按废料价买成不？”最终每根木料仅付大洋十余元，被锯成棺材板后倒手得二百一十元，四人均分。钱虽不多，却触碰了公家红线。
古建滋耳闻这桩小买卖时，王国藩正坐在县里会议室汇报“高产经验”。他犹豫很久，决定把全过程逐条写进笔记。有人提醒他：揭劳模短处会惹麻烦。古建滋回了一句：“劳动模范也是党员干部，标准不能双轨。”
1962年春，情况层层上报。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拍板：按中央规定，百元以上为贪污，王国藩个人所得仅五十七元，定性为多吃多占。处理意见偏“和风细雨”——一是退赔原款，二是作深刻检讨，三是保留党籍但撤销县农协副主任职务。公告贴出那天，西铺社员聚在槐树下议论，有人感到惋惜，有人长舒一口气。
案子了结后，王国藩领回老黄牛照旧下地，天一黑便独坐柴垛前抄写《党员守则》。有晚他对赵涌兴说：“五十七块钱，让我脑袋嗡了一年，值。”赵涌兴沉默片刻，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离开。
古建滋最终没有写那部理想中的长篇，而是用另一种方式留下史料：几本手写原稿与两册录音速记。多年后，当地县志编修组查阅这些资料时，扉页上潦草地写着一句话——“功绩与瑕疵并存，唯愿后来者记得规矩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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