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聊了自下而上的治理的许多优点——能调动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让决策更加趋于理性。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去中心化。
人类社会上万年来形成的社会结构其实就是强中心化。为什么要强中心化？因为在巨大的自然灾害和强敌面前，如果不能形成一种强中心化的社会结构，势必导致协作不畅、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强大的动员能力。所以在面对强敌或自然灾害时，社会慢慢形成了让渡权力、听命于高度集中管理层的局面。这一点在群居动物中尤其明显，如狼群、猴群、狮群等，都是强中心化。
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高度中心化的现象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弊端。执行单一目标时尚有优势，可目标一旦复杂多样，这种高度统一的弊病便暴露出极大的问题。还有更要命的：一旦行为出现偏差，极难修正和纠错，导致全盘皆输，没有扁平化组织的灵活应对和各自为战的机动性。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正规军在游击战的灵活战术下根本无从应对的原因。
那么，我们都知道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事变，西太后仓皇西逃，北京城以及北方诸省尽皆糜烂。北京城严重缺粮，河北等地震灾民流离失所，局面一度不可收拾。按照常理，此时的清廷已是油干灯枯，轻轻一拨便会土崩瓦解。可奇怪的是，清廷并未崩塌，甚至后来还迎来了慈禧回銮，又续命了十余年。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例子就进一步印证了去中心化和地方自治的优势。
本来满清以区区几十万人统治中国几亿人，他们内心防汉人如防贼的心态，一直处于高度警戒状态。所以汉人根本不会受重用，汉人被排挤、被边缘化，是满人治国的基本国策。然而形势往往比人强。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势如破竹，而当时的八旗和绿营根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没有办法应对来势汹汹的太平军，只好权宜之计，让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办团练来对抗太平军。至此，一批汉人趁势而起，慢慢壮大起来，在朝廷有了举足轻重的分量。再加上满人游手好闲惯了，再怎么偏袒也是扶不起的阿斗，难以任事。尤其是危急存亡之秋，满人一个拿得出手的都没有——不用汉人用谁？这并非他们突然变得开明了，而是实在没有办法。于是一帮“中兴之臣”随即登上历史舞台。可这时晚清也已进入风烛残年，满清和他的“满汉全席梦”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这是后话。
庚子年间，北京一片狼藉，而清廷没有就此倒掉的最主要原因是：南方各省在清廷的控制力已难以触及，这些地方的汉族大员实行了东南互保。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东南各省是大清财富来源最重要的地方，这几个省不乱，大局就不会乱，国家的根本也可以确保无虞。
慈禧一怒之下向十一国宣战时，南方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一看，这不是“老太婆撒泼打滚”吗？国家之事怎么可以如此儿戏？再加之清廷对这些人的控制力已经和太平军之乱前不能相比，所以这几个人才敢说：慈禧的旨意是“矫诏乱命”，他们绝不奉诏，不和全世界为敌。所以他们并没有和清廷一样对抗洋人，而是说北方那些人在胡闹，你们去和他们打，我们不掺和，咱们继续友好、继续做生意。这样才算保住了南方不被战火荼毒，仍旧可以歌舞升平、岁月静好。
你看，当一个中心组织的控制力弱化、各地的自治能力增强，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坏事。尤其是当高度集中的权力犯错时，地方自治最大的好处便是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这样便避免了整个国家陷入危机。东南互保的例子就是一个极好的权力下放而让国家因祸得福的案例。本来满清已无力控制糜烂的大局，可是因为地方上还有很大的财政自主权和行政权，所以在危急之时掌控了局面。这就是为什么秦朝会二世而亡——还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只要中心一溃散，局面马上无法控制，没有一个地方有力量去独撑一面。这是根本问题。
企业治理也一样，一定要破除“强人治企”的执念，形成一套制度化、有替代方案的治理模式，比强人治企要好到不知多少倍。一定要形成“没有强人，企业也能治理得很好”的局面，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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