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驻地前，车队短暂停在一处制高点。杨得志下车远望，丛林、河谷、营房尽收眼底，神情忽然变得柔和。六十多年前，他率领的第一团就常在类似的山地穿插，自此建立起“什么地形都能打”的名声。
营门口，两位年轻的团领导已整装列队。见车门打开，他们疾步上前：“老团长，欢迎回家！”杨得志握着他们的手，声音爽朗：“我是真回来看看娘家。”一句轻松的话，让站在一旁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也不由得笑开了。
检阅开始。操场上，数百名战士军容齐整，汗珠顺着下巴滴到靴面，依旧纹丝不动。杨得志步伐沉稳，每走几米便停下细看肩章、军姿。片刻沉默后，他向尤太忠偏头：“身板都硬朗，像当年的我们。”语气里有肯定，也有怀念。
短暂休息时，团史室的门被推开。墙上一块旧木匾写着“红一团战史”。灯光下，一张放大的三岬嶂战斗照片格外醒目。1934年2月，杨得志刚接任团长，上级让他抢占三岬嶂阻敌三个师。夜雨、石山、刺刀刨土，一宿之间挖出的卧沟成为第二天抵御轰炸与冲锋的生命线。那一战，红军用一个团挡住敌一师，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后来感慨：险之又险，却正是这一仗稳住了建宁防线。
照片下方，是当年聂荣臻写给红一团的嘉奖信，字迹遒劲。年轻官兵围成一圈听杨得志讲述，他指着信件淡淡一句：“纸上几行字，换来的是一整天炮火。”没人出声，空气里连电扇的嗡鸣都显得清晰。
另一侧展柜里，静放着一段七米长的褐色船板。标签写着：1935年大渡河抢渡遗物。船板并不完整，边缘还有斧痕和弹孔。杨得志俯身，手指轻触那道最深的破口，像在确认一位老战友的伤疤。大渡河渡口，他曾把迫击炮、机枪统统压到最近距离，只为给17名勇士争取十几秒。第一艘船撞礁，他隔岸大喝：“延伸射击！”炮声盖过水声，硝烟中九个人扑上对岸。
有意思的是，展柜旁还立着魏巍当年写给部队的一封信。“谁是最可爱的人”稿件初拟后，他将手稿送来请老团长执笔把关，杨得志一口气读了两遍，只在结尾补了一句：“写上他们的名字，别让历史忘了。”信纸微黄，但红一团士兵的姓名依旧鲜亮。
走出团史室，天色已近午。炽烈阳光下，杨得志撑着帽檐再次打量营区。崭新的宿舍楼、通信塔和射击模拟馆，全与当年泥墙草棚判若云泥，却又被他迅速接受。因为精神没有变——这是他反复强调的一点：阵地可迁，血性不能淡。
午后，团部安排座谈。文件、稿纸都备齐，杨得志却摆摆手：“讲稿就留着，我说几句就行。”屋里顿时安静。上将声音不高，却字字带劲：一团之所以能打硬仗，靠三个字——“骨头硬”；骨头硬，首先脑子要亮，其次脚下要实，最后枪口要准。话不多，满屋记笔记的沙沙声像雨点落在窗沿。
临别时，团政委递上一大叠请他签名的合影留念。杨得志笑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毛笔，在宣纸上写下十二个字：“大渡激流犹在，红旗依旧向前。”写完抬头补了一句：“别裱起来，挂训练馆去，天天能看到。”
车队发动，山道弯弯。年轻团长敬礼目送，直到尘土散去才放下手臂。同行干部问杨得志还累不累，他答得干脆：“不累，看见他们就像看见当年的自己。”言至此处，车厢里又归于寂静，只剩发动机低沉的轰鸣。
黄昏时分，夕阳透过车窗，把将军粗犷的侧影镀上一层金光。奔忙一天的他，仍端坐如初，手里捏着那张上午的合影，目光却越过相纸，落在更远的山岭——那里曾是他和无数“最可爱的人”并肩蹚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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