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北京城的春风带着微凉。晚饭后不久，一位高个儿中年人骑着老式飞鸽车，悄悄拐进月光下的西四北大街。街角哨兵认出是耿飚，忙行礼放行。那天他没穿军装，只把车靠墙一支，提着一篮自家种的苹果，走进徐向前的家。门一开，元帅抬头见他，微微眯眼，笑里透着调侃：“听说当年你一脚油门，把杨得志、罗瑞卿全带沟里去了，真有这事？”
屋子里响起两声爽朗的大笑，尴尬与温情混成一股子老战友的默契。耿飚脱下外套，抚了抚灰白鬓角，随口回敬：“那可是‘技术展示’，只是坑深了点。”话音未落，茶几上的搪瓷缸还在颤，他的思绪却翻到二十多年前的硝烟与荒草之中。
1931年冬，江西宁都。红三军团刚打完反“围剿”，部队要过一条百米宽的河沟。桥被敌军炸断，天寒水急，耽搁一分钟就可能被追兵咬住。耿飚摸出随身带的《工程学》，借着篝火翻了几页，抓过木料、油桶、麻绳，架起第一座浮桥。士兵端枪蹚过河面时，木板轻晃却稳如平地。这一次突围，让许多红军第一次知道，这个背枪的湖南小伙除了敢拼命，还能动脑子。
长征途中，他的身影总是最惹眼：左肩扛枪，右手拖着相机，腰间还缠着修表的小钳子。困了，他蹲路边补一块鞋底；敌机低飞，他举起相机抢拍；晚上扎寨，他把炊事班的锅铲抢来，翻炒野菜。有人评价他是“红军行走的百宝箱”，还真不算夸张。
再说骑马。1935年秋，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急行北上。川北草地上跑着成群野马，没人敢碰。耿飚盯上一匹纯白骏马，悄悄摸到近前，揪住马尾，整个人腾空而起。马受惊狂奔，他被重重摔下仍不撒手，反复几次，尘土飞扬。等夜色沉下来，骏马的桀骜最终败给了这股蛮劲，乖乖低头。第二天清晨，耿飚骑着它在队伍前飞奔，红军战士一阵喝彩，杨得志笑着摇头，喊他“耿白龙”。
直罗镇大捷后，部队士气正盛。空地上，陈赓笑呵呵把耿、杨二人拉出来赛马。两骑如箭，尘土卷起丈余高。最后百米，杨得志领先半个马头，自豪之际，一只野兔蹿出，战马受惊，他被甩翻在地。耿飚急忙翻身下马，把人背起就往卫生队冲。幸而只是脑震荡，养了月余无大碍。此后杨将军看见马就皱眉，耿飚却把那匹白马骑到了抗战前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晋察冀根据地烽烟处处。1941年，聂荣臻将指挥棒交给“杨—罗—耿”铁三角：杨得志任司令，罗瑞卿管政治，耿飚当参谋长。彼时物资极缺，汽车更是宝贝，一辆苏式越野车几乎是总部唯一的“公用坐骑”。一次急召会议，司机突然病倒。耿飚拍拍车头：“我来开。”杨得志皱眉，压低嗓音：“可别一头扎沟里。”罗瑞卿笑着附和。耿飚不服气，挂档起步倒也平稳，可山路弯急，他越开越兴奋，油门下意识加深。拐过一个土坡，车头猛地冲进积水坑，整辆车斜插在沟里。三人连滚带爬爬出来，落汤鸡似的对望半晌，随后捧腹大笑。耿飚拍拍裤腿：“通车成功，只是方式另类。”此番“沟里惊魂”成了根据地茶余饭后的谈资。
新中国成立后，耿飚长期从事外交和国防外事工作。1955年授衔时，他是少将，理由并非战功不足，而是组织上让他留出空间给后来提拔。尽管如此，一身戎装仍掩不住他眼角那丝顽皮。1959年中印边境谈判，他用流利的英语与对方唇枪舌剑，被周总理称作“会打仗又能谈判的外交家”。
岁月流转，老朋友各守一隅。1962年这次拜访，耿飚其实另有心事。边境风云渐起，他被临时召回部里准备奔赴西藏，出发前想听听老首长的意见。可当他话未出口，徐向前就抖落那段旧闻，屋里笑声不断。笑过之后，徐元帅正色叮嘱：“边疆要稳，谈判里带点锋，枪杆子也要亮出来，但更要冷静。”耿飚记下了，端茶一口，只说：“明白。”
夜深了，钟声敲过九下。耿飚推车出巷口，街灯昏黄，车铃声清脆。他想着徐老那句半玩笑的话，不自觉咧嘴。战争年代连命都敢赌，一趟沟里之旅算什么？可这笑意里，也夹着对兄弟情谊的珍重——没有谁会永远年轻，但并肩闯过生死的记忆，在哪一年都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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