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们已在桥那端等候，红绸横幅写着“欢迎陈毅元帅回乡视察”。早有人提议将这座桥叫作“元帅桥”，看得出，他们打心里想留住这位传奇人物的姓氏。可陈毅听完，眉头一紧。他摆手：“别搞那些花哨，我陈毅算不了什么大人物，这桥是大家揼石头、抬灰浆一点点凑出来的，叫‘劳动桥’才贴切。”一句话落定，围观的老人小孩全鼓掌，掌声夹着秋风，在河面飘得老远。
桥名定了，陈毅却没走。他绕到桥下，拾起一块碎石，细看砂纹。36年前，他正是在这条河里跳水救人。1923年春，他自法国回国，路过此处，见一名学童失足落水，二话没说纵身而下。孩子救回来了，他也发起修桥募款，奈何银钱被县里几个管账的中饱私囊，事情冷却。如今，石桥总算屹立，他的目光里有欢喜，也有隐忧：桥是修得牢了，可同样的贪图政绩、急功近利，是否还在别处挥之不去？
午后队伍北行，去看那块被称为“丰产奇迹”的荒田。几十亩地里人声鼎沸，土被翻得扒光，沟渠笔直，一排排稀疏的高粱杆在秋阳下晃动。陪同的县委同志滔滔不绝：“陈帅，这块地过去亩产不到一百斤，如今上千斤，省里都来参观噻！”陈毅侧耳听，没吭声，弯腰抓起一把土，干硬得发白。
“荒了几年的地，一下子弄成肥田？可算不算账？”他把土抖落，说话带脾气，“若五块地能收二千五百斤，你们只种这一块，还要砍树修路，究竟划算不划算？”旁边干部愣住，没人敢接茬。气氛僵了半分钟，有人硬着头皮笑着说：“首长诗兴甚好，给咱留几句吧？”陈毅抬眼望向远处灰白的山包，略一沉吟，用低而坚定的四川口音念出几句：“好大喜功事，万代留骂名。虚粮谁来背？赤脚是黎民。”声音不高，却像锤落石上，众人脸色微变，谁都听得懂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他拐到县城红旗丝厂。纺车轰鸣，丝线如瀑。那是全县最像样的工业“心脏”，年轻女工手法如飞，边绕丝边哼小调。陈毅看了一会儿，对厂长说：“方向对头。丝能养蚕，能换汇，别一窝蜂去炼钢。稳扎稳打，留得青山在。”厂长点头如捣蒜，眼里却闪过犹疑。
正说着，有人引他去食堂。窗子里飘出肉香，案板上摆着整只白切鸡。原来为了招待元帅，特地杀猪宰鸡。陈毅扫一眼：“紧日子，工人吃啥？”厨师怯声回答：“今天特意加了肉票，大家都沾光。”陈毅脸色一沉，“我无功不受禄，把好肉省下来，补到劳动号子里去。”他随即转身，端起一碗清汤面就着榨菜吃完，惹得身后人连连咳嗽，再没人敢劝酒。
行程排得满，却还有私事。陈毅想见多年未见的表弟唐联生。这位年纪比他小四岁的亲人，从前一起在河边捉鱼，后来各奔前程。午饭后，陈毅让警卫员领路，拎着两斤冰糖去唐家。可是，家门洞开，却不见主人。婶子抹泪说：“联生到外乡帮人犁地，怕一时赶不回。”陈毅皱了皱眉，只留下糖钱，一言未发就走。
车子出县境时，他依旧不解：“好端端的人，总不至于对我躲着走吧？”返蓉途中，省委同志含糊提起“阶级队伍要划清”。没多久，实情传到他耳中——唐联生被定为“地主分子”，正被公社“监督劳动”，不许随便走动。
陈毅火了，隔着车窗望向川中丘陵，声音一字一句：“地主也不是洪水猛兽。我打仗时，还跟军阀坐过一张桌子。轮到自家表弟，见都不让见？简直瞎胡闹！”话说到这里，他让秘书记下：“通知公社，立即放人，让唐联生来京，统战工作要求一视同仁。”
1959年10月底，他回到北京，在外交部办公桌旁拆开家信。弟弟陈季让写道：“表兄已按嘱咐去北京车票办妥，糖果费收下，嫂子说等见了您再退。”陈毅看完，把信折好放进抽屉，叹了口气，没有再谈。
时间往前拨到1923年早春。陈毅赴法归途中路过乐至，县城河岸有一小酒馆。他与唐联生喝花椒烧酒，说起欧洲见闻，席间忽闻呼救。学童落水，他脱掉外套扑进冰冷河水。当晚两人联手写倡议修桥，募捐银元二百，却被县衙取走一大半。陈毅责问无果，唐联生苦笑：“咱们两个书生，奈何得了谁？”三十余年过去，那一口怨气没忘。
真实的桥，总算是摆在眼前；虚假的数字，却还在田间舞动。四川夜色低垂，星光如豆。陈毅的随行日记里写了一行字：桥名曰劳动，不可忘劳动者。随后空两行，没有迹象表明他对那块荒田再做解释，但第二年春天，乐至公社撤销“千斤亩”口号，许多田地重新分片包干，桑树苗重种回去。
至于唐联生，1960年夏天终于进京，在陈毅公馆前庭站了好半天才敢敲门。见面时，他递上那包早已潮湿的冰糖纸包，低声说：“哥，糖化了，人没坏。”陈毅微微点头，将那张发皱的纸包放在书架一隅，再没提起“控制”二字。
这年的北京秋天格外干燥，外交电报堆积如山，可每当陈毅偶尔掂起那纸包，手指能感到细细的糖渍——黏，却不滑，象征着他心里那条依旧坚持的底线：脚踏实地，勿被虚名牵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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