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沂蒙山偏远的一个小山村，这里的山是裸露的筋骨，石是散落的魂魄，风里裹着泥土与草木的气息，也裹着一段藏在石头底下的童年。史铁生说，往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正如我记忆里那些掀蝎子的日子，淡在岁月里，却浓在心底，每想起，都有细碎的温凉漫过心头，藏着生命最本真的模样。
每到五一之后，沂蒙山的春寒便彻底褪去，暖阳漫过山前崖的每一寸土地，唤醒了石下蛰伏一冬的生灵。蝎子们蜷缩在石头底下，敛着锋芒，藏着生机，像一群守着时光的老者。我们这些孩子，早已摸清了它们的习性，知道向阳的石缝里藏着希望，知道哪块石头底下大概率藏着“老母”，那些身形粗壮、螯足有力的大蝎子，是我们最期待的收获；中等大小的叫“噶大变”，虽不及“老母”金贵，却也能换来几分欢喜；最小的是“蝎虎尼”，细细小小的，我们总不忍心捕捉，掀到了，便轻轻拨回石下，任它们继续生长。
放学铃声一响，书包一扔，我们便揣着自制的工具奔赴山坡。把筷子一分两半，削尖顶端，再用铁丝紧紧绑牢，这是我们捉蝎的“利器”，再配上一个洗干净的塑料瓶，便是全部家当。没有精致的玩具，没有多余的消遣，掀蝎子，便是我们童年最热闹的欢喜。蹲在山前崖的向阳处，小心翼翼地掀起一块石头，目光急切地搜寻，若是看到那灰褐色的身影，便屏住呼吸，用削尖的筷子轻轻挑起，稳稳放进塑料瓶里，动作娴熟得不像个孩子。
偶尔也会有意外，指尖被蝎子的尾刺蛰到，钻心的疼瞬间蔓延开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咬着牙不肯哭出声。那是属于我们的倔强，也是生活教会我们的坚韧。村里的老人说，石缝里的草药能解蝎毒，我们便学着辨认，摘下几片叶子，揉碎了敷在蛰伤处，虽不能立刻止痛，却也能聊以慰藉；实在疼得难忍，便跑向村里的卫生室，拿着几分钱买的药膏，小心翼翼地涂抹，心里盼着快点好起来，好再去山上掀蝎子。
那时的快乐很简单，掀到一只“老母”，便能欢呼雀跃许久，小伙伴们围在一起，比着谁的收获多，叽叽喳喳的笑声，漫过山坡，飘向远方。村里的代销点、集市上的收购商，都收蝎子，“老母”五毛钱一个，“噶大变”三毛钱一个，而“蝎虎尼”，从来都无人问津。有人说，论斤卖能卖到三百多一斤，可那是掀蝎子的好手才能攒够的奢望，于我们而言，能换几支铅笔、几个本子，偶尔买一根五分钱的冰棍，便已是满心满足。若是运气好，卖的钱多了，还能帮家里交一部分学费，那份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这样的日子，从小学延续到初中，山坡上的石影里，总有我们弯腰掀石的身影，有我们的打闹与欢笑，有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史铁生说，生命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那时的我们，不懂什么是局限，不懂什么是人生，只知道，只要肯弯腰，只要肯坚持，就能有收获，就能减轻家里的负担，这份简单的信念，支撑着我们，在清贫的岁月里，寻得一份温暖与力量。
高中之后，一切都变了。村里兴起了红外线灯，夜色里，一盏盏灯亮起，像无数双贪婪的眼睛，搜寻着石间的蝎影。红外线的照射下，蝎子的身影无所遁形，人们不用再费力掀石，便能轻易捕捉到它们。照蝎子的人越来越多，山坡上的蝎子却越来越少，它们繁殖的速度，终究赶不上人们捕捉的脚步。那些曾经随处可见的“老母”“噶大变”，渐渐没了踪迹，石缝里，只剩下空荡荡的寂静，像被时光掏空了灵魂。
后来，我读了大学，离开了故乡，再后来，参加工作，常年奔波在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再回沂蒙山时，山坡早已没了当年的模样，田地荒芜，草木丛生，那些曾经被我们掀过无数次的石头，依旧静静躺在那里，却再也找不到一只蝎子的身影。儿时的小伙伴，早已各奔东西，散落天涯，多年未见，不知他们是否还会想起，当年一起在山坡上掀蝎子、一起分享冰棍的时光。
老家的年轻人，大多都去了城市拼搏，只留下父辈们，守着这片贫瘠却深情的土地，坚韧地活着。他们经历了岁月的沧桑，见证了故乡的变迁，把一辈子都献给了这片山，这份坚守，让我忽然懂得，成长从来都不是奔赴远方，而是学会告别——告别童年，告别同伴，告别故乡的旧模样；而生命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索取与拥有，而是在沧桑世事中，依然选择坚强地活着，在物是人非中，依然守着心底的温柔与牵挂。
世事沧桑，人生不易，就像沂蒙山的蝎子，来了又去，聚了又散；就像我们的童年，来了又走，再也回不去。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活着，便是在这必然的结局里，珍惜每一寸时光，珍惜每一次遇见。
如今，石下再无蝎影，故园再无旧时光，可那些掀蝎子的日子，那些与小伙伴相伴的时光，那些清贫却温暖的岁月，早已刻进我的骨血里，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收藏。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且活且珍惜，在岁月的洪流中，守住心底的那份纯粹与温柔，在人生的风雨中，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不负时光，不负生命，不负这世间所有的遇见与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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