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的工具简单得很。找一双筷子,从中间劈开,只留一头连着,另两头削得尖尖的,再用铁丝在连着的那头紧紧扎住,便做成了一把好用的镊子。塑料瓶子是必不可少的,那是我们的钱罐子。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全部家当,不过就是这几样破烂玩意儿,可在当时,它们就是我们全部的指望了。
山坡向阳,石头底下,常常能见到蜷缩着的蝎子。大的叫“老母”,五毛钱一个;中等的是“噶大变”,三毛;小的叫“蝎虎尼”,太小了,收购的人不要,我们便放了它。掀开石头看见“老母”的时候,心会猛地一跳,那种惊喜是说不出的。它安静地伏在那里,黄澄澄的,像一块会动的琥珀。我们用镊子轻轻夹住它的尾巴,它便张牙舞爪地挣扎起来,毒刺高高翘着,却伤不到人。放进瓶子里,听它在里面沙沙地爬,心里便踏实了,觉得今天的收获又多了一分。
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掀开石头,蝎子跑得快,或者镊子没夹准,便被它蛰了。那种疼是钻心的,火烧火燎地从手指蔓延到整条胳膊。我们便去找一种叫“七七菜”的野菜,嚼烂了敷上,凉丝丝的,能缓解一些。实在疼得厉害,就跑回村里,到卫生室拿点药。那时候不觉得苦,疼过了,第二天照样上山。
掀蝎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几个人分散在山坡上,各掀各的,偶尔有人喊一声“掀了个老母”,大家便都围过来看,啧啧赞叹一番,又各自散开。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聚在山脚下,把瓶子里的蝎子倒出来数,比谁的多、谁的大。赢了的得意洋洋,输了的说明天一定赶上。然后各自回家,把钱藏在枕头底下,攒着。
那些卖蝎子的钱,多半买了笔和本子,偶尔奢侈一回,买根冰棍,或者几块糖。有一回,我攒的钱刚好够交学费,母亲接过那些毛票的时候,手微微抖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只是摸了摸我的头。现在想来,那大概是我最早懂得什么是责任的时候。
后来,上了高中,村里有人从外面带回来一种红外线灯。夜里上山,灯一照,爬在石头上的蝎子便发出荧荧的光,一捉一个准。照蝎子的人越来越多,山坡上到处都是灯光,像萤火虫一样。可蝎子却越来越少了。那年月,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加快,人心在加快,连山上的蝎子也快被捉光了。
再后来,我读了大学,离开了家乡。毕业后在城里工作,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前些年回去,忽然想起小时候掀蝎子的山坡,便一个人走去看看。山坡还在,只是荒了,长满了野草,路也找不见了。石头还在,掀开几块,下面空空荡荡,只有潮湿的泥土和几只惊慌的潮虫。我站在那儿,风吹过来,满山的草都响了,却再也听不到小时候的喧闹。
那些一起掀蝎子的伙伴,也都散了。有的在城里打工,有的自己做生意,逢年过节偶尔见一面,寒暄几句,便没了话说。山坡荒了,人也散了,连蝎子都不见了。只有父辈们还在,他们哪儿也不去,就守着这片山,这片地,一天一天地老下去。
我忽然明白,原来成长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告别山坡,告别蝎子,告别伙伴,告别那些简单而快乐的日子。生命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得到了什么,而在于曾经拥有过什么,并且知道那些拥有的,再也回不来了。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山坡上,拿出随身带的一双筷子,慢慢地削尖,用铁丝绑好。其实我知道,这里已经没有蝎子了,可我还是想再做一把镊子,像小时候那样。山风很大,吹得我睁不开眼,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了那些黄澄澄的“老母”,看见了那群满山乱跑的孩子,听见了他们惊喜的喊叫。
世事沧桑,人生不易。那些掀蝎子的日子,就像山坡上的石头,永远地留在那里了,掀开也好,不掀开也好,它们都在。而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偶尔回来,坐一坐,想一想,然后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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