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民的巨大悲剧不在于世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而恰恰在于,即使心知肚明,世界依然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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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在约旦河西岸,一名男子抱着五岁的穆罕默德·巴尼·奥德的遗体。这名男童与他的父母及一名兄弟一同被杀害。

上个月,媒体报道了巴勒斯坦巴尼·奥德一家四口遭以色列军队冷血杀害的事件。当时,他们正驱车返回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家中。35岁的母亲、37岁的父亲,以及他们四个孩子中分别为5岁和7岁的两个孩子当场身亡。

另外两个8岁和11岁的孩子受了轻伤,幸免于难。人们很难想象,这种痛苦和创伤将如何伴随这两个孩子度过余生。

事件发生后不久,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议员伊扎克·克罗伊泽在以色列议会发表声明。他声称“杰宁没有无辜的平民,也没有无辜的儿童”,并在提及这些被杀害的幼童时补充道:“我对我的敌人没有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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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言论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其背后的暴行也极其残忍,但对于在占领下艰难求生的数十万巴勒斯坦家庭而言,这已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常态。两年多来,外界目睹了加沙地带令人震惊的暴力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有罪不罚现象。

这种模式绝非特例,它已经悄然蔓延至约旦河西岸。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政府近期的举动表明,其正推行一种“既成事实”的政策,逐步走向对该领土的实质性吞并。这一进程建立在结构性的歧视与控制体系之上,其目的被认为是为了让建立巴勒斯坦国变得不再可能。

自2023年10月对加沙地带发动攻势以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定居者的袭击已导致约旦河西岸超过107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数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定居者的骚扰行为仍在不断加剧。

巴尼·奥德一家的悲剧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制度化歧视体系的日常缩影。国际法院于2024年7月19日发布的咨询意见指出,以色列实施的政策和做法违反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三条。该条款明确规定,“缔约国特别谴责种族隔离和种族隔离制度,并承诺在其管辖的领土内预防、禁止和消除一切此类性质的做法”。

外界在约旦河西岸观察到的是一个不断恶化的系统。数十年来,该系统一直在破坏国际法,而如今,由于加沙地带的战火,这一切在世人眼中变得更加清晰。

众所周知,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定居者适用两套截然不同的法律和政治框架。这种做法在行动自由、土地和水资源获取以及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等核心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待遇。巴勒斯坦人在缺乏程序保障的军事法庭受审,而以色列定居者则受到以色列民事司法系统的保护。

此外,以色列决定对任何被控致以色列人死亡的巴勒斯坦人适用死刑。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杀害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却依然享有绝对的豁免权。这种双重标准深刻反映了当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所实行的系统性极度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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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记录了针对巴勒斯坦人口的系统性歧视、暴力和支配模式。同时,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也谴责了以色列频繁使用酷刑的行为。法外处决和滥用武力的现象在令人震惊的有罪不罚环境中不断延续。针对巴勒斯坦人遇害事件的调查寥寥无几,最终转化为刑事指控的更是微乎其微。

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另一种暴力表现形式,是定居点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驱逐行动。外界认为,其公开目标是重塑约旦河西岸的空间和人口格局,巩固以色列的控制权,并使未来建立巴勒斯坦国成为泡影。

在近期的举措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色列将城市更新法延伸至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这一举措允许利用公共资金和税收优惠来实施建设项目。此外,以色列还推出了一项高达22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预算计划,旨在加强与以色列本土的领土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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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8年以来一直处于暂停状态的C区土地确权程序也宣告恢复。在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家庭正被强行驱逐出自己的家园,而这些房屋随后被移交给以色列定居者。

近几个月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直接见证了这一实质性吞并的过程。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行政措施严重破坏了该机构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学校,多处设施遭到摧毁或被迫关闭。这些袭击不仅危及了基本服务的提供,更被视为一项更广泛战略的组成部分,旨在削弱联合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并借此瓦解国际社会对非法占领行为的监督。

近东救济工程处并不具备政治授权。其核心工作是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教育、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基本服务。该机构的人口登记册以及记录了数十年被迫流离失所历史的档案,构成了维护这一群体权利的独特工具,将在任何决定其未来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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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记录和保护集体记忆的能力,恰恰是以色列试图破坏的目标。因此,近期针对该机构的袭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试图削弱其人道主义行动。分析人士指出,这同样是一种蓄意侵蚀该机构的尝试,因为正是这个机构维系着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与法律印记。

经历了这可怕的两年半之后,可以断言,巴勒斯坦人民的巨大悲剧不在于世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而恰恰在于,即使心知肚明,世界依然无动于衷。这种被动与冷漠将给子孙后代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正如今天当我们回首那些曾发誓绝不重演的历史暴行时,依然会感到不寒而栗。

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刻不容缓的道德抉择:是采取行动应对约旦河西岸及其他被占领土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还是默默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在任由巴勒斯坦人民走向消亡的同时,我们也在扼杀人类自身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