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9日，以色列宪兵抵达斯德泰曼拘留中心，对涉嫌虐待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事件展开调查，随后士兵锁上了大门。
一份最新报告披露，在以色列监狱中对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实施的侵犯，是一项“有组织的国家政策”，并得到了以色列最高政治、军事和司法当局的认可。
《中东之眼》独家获取了这份报告。该报告基于人权观察组织“欧洲-地中海人权观察”收集的巴勒斯坦前囚犯的证词。
报告揭示了针对巴勒斯坦囚犯的性暴力的广泛程度。报告指出，在以色列机构和领导层的协助与纵容下，这已经构成了一项有组织的国家政策。
一名来自加沙北部的42岁女性曾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斯德泰曼拘留中心。她表示，在整个夜晚，她都被戴着镣铐，到第二天士兵们返回继续对她实施侵犯。
这名女性坦言自己当时只求一死，并将这段经历比作“高墙内的另一场种族灭绝”。
在她遭受折磨的全过程中，士兵进行了录像。后来在审讯时，士兵将她双手手腕悬吊起来，并向她展示了这些录像，威胁称如果她不“合作”，就会将视频公开。
“欧洲-地中海人权观察”的实地研究员哈立德·艾哈迈德向《中东之眼》表示：“这个案例极其令人痛心，因为它反映了几乎所有形式的折磨——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并伴随着系统性的羞辱。”
受害者们表示，这些袭击过程都被录像，并且通常在“设备齐全的机构后勤环境中进行……这些环境是专门为实施酷刑和性暴力而设计的”。报告指出，这证明了此类暴力行为具有制度化特征。
参与了部分受害者访谈的艾哈迈德坦言，这一过程“绝非易事”。
艾哈迈德向《中东之眼》表示：“幸存者描述的细节，以及他们重温这些情绪和事件的方式，令人感到无比沉重。”
他描述了一些受访者在讲述自身经历时如何情绪崩溃、放声大哭。他同时指出，参与者对遭到报复的恐惧，以及围绕性虐待的社会污名，使得部分人完全不敢发声。
“但我们注意到的是，所有人讲述发生的事情时，都仿佛那些场景正历历在目，”艾哈迈德说。
“他们记得每一个细节，就好像那个场景已经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
艾哈迈德表示，与他交谈的受害者大多数是男性。这是因为在巴勒斯坦社会中，经历过性暴力的女性面临着更深层、更复杂的污名化，“这使得一名女性或她的家庭几乎不可能公开她曾遭到侵犯的事实”。
他指出，尽管针对男性和女性的性暴力手段大体相似，但女性的身体往往被特别用作勒索男性的筹码。
报告指出，这种规模的虐待之所以能够发生，得益于相关立法、军事指令和紧急法规的推行。例如《非法战斗人员法》，该法律在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下极大地扩张了拘留权，并剥夺了被拘留者的任何法律保护。
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这些法律机制极大地加剧了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强迫失踪，并将以色列的拘留中心变成了无需承担责任的‘黑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斯德泰曼监狱，多份报告发现那里充斥着酷刑、侵犯和谋杀，而红十字会和律师却被拒绝进入。
报告强调，对这些虐待行为的责任不应仅止于施暴者；医疗和法律人员以及以色列司法系统的共谋，为这些行为提供了便利。
“欧洲-地中海人权观察”报告称，一些医生通过隐瞒施暴者身份、在医疗记录中掩盖受害者伤情，以及为受害者开具“适合接受审讯”的证明，协助掩盖了酷刑事件。
以色列司法系统通过限制受害者和证人提供证据，并将严重事件降级定性为轻微违规，从而包庇了施暴者，最终导致相关指控被撤销。
今年3月，以色列军方宣布撤销对五名被控在斯德泰曼轮奸一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士兵的指控。尽管此前泄露的监控录像清晰显示，士兵们将这名被拘留者按在墙上并将其团团围住。
报告指出，这些虐待行为违反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因为其对群体成员造成了严重伤害，并意图阻止该群体内的新生儿出生——“所有这些举动，皆服务于部分或彻底摧毁加沙地带巴勒斯坦社群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
报告强调，这些罪行的责任“不仅限于直接施暴者，还包括包庇他们的领导层和相关机构”。
包括《中东之眼》在内的多家新闻网站的调查以及人权组织的众多报告，已经广泛记录了以色列监狱系统中普遍存在的针对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性暴力和侵犯行为。
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指控以色列将性折磨和侵犯作为“一种战争手段……旨在破坏、控制、压迫和摧毁巴勒斯坦人民”。
艾哈迈德强调，以色列监狱中性暴力的泛滥具有特定的目的，“因为它几乎集结了所有形式的酷刑”。
“它让受害者陷入暴力的循环中无法逃脱，即使暴力行为在实际上已经停止，”艾哈迈德说。
“这种创伤将伴随受害者的一生。幸存者会不断经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在许多情况下，还会产生羞耻、屈辱、自责、自卑、尊严丧失以及缺乏安全感的情绪。”
他指出，这种创伤并不会止步于受害者本人，而是会蔓延到他们的家庭和社区。
“特别是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任何与侵犯有关的事情都会被视为对整个家庭尊严的攻击。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罪行，它深深地冲击并撕裂了社会的最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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