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地名中的澳门多元方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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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对澳门地区汉语的关注多集中于粤语，而史料、文物、地名等众多材料皆显示澳门所使用的汉语方言具有多样性特征。文章考察了《葡汉辞典》《澳门纪略》等出版于澳门的文献，兼及分析澳门开埠以来相关地图、史料、民间文献等材料所记录的澳门汉语碎片，全面探索历史上存在于澳门的汉语通语及各大方言，建构立体的澳门区域汉语史，为澳门的多元语言特征寻找文献实证，增补历时语言研究中的澳门缺位，将澳门语言多样面貌纳入汉语史系统框架。在建构澳门多元汉语史的同时，文章亦讨论了不同类型文献的研究方法，并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对话。

关键词：澳门；氹仔；汉语史；闽语；粤语；官话

一、引言

语言学界对澳门汉语的关注多集中于粤语，如《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商务印书馆，2012）图B1-18清晰标明澳门属粤语区。共时上，澳门地区民众以粤语为主流方言，并与汉语通语、葡语、英语并行，形成“三文四语”的态势。历时上，澳门自开埠以来，官吏、商贾、渔民、旅人云集。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澳门也是早期西方传教士、汉学家进入中国的窗口，辞书、史料、文献、地名等众多材料皆显示澳门所使用的汉语具有多样性特征。故而，研究澳门区域汉语史，不应囿于粤语，而应深入考究文献、史料为澳门语言多元面貌所提供的实质证据，全面、细致探索澳门区域语言特征，建构更为丰满立体的澳门区域汉语史，增补历时语言研究中的澳门缺位，将澳门早期语言多样面貌纳入汉语史与方言学的系统框架。

关于澳门族群与语言的多样性，历史学界与语言学界都做过相关探究。就语言研究而言，汉语历时辞书与中葡对译文献皆显示早期澳门语言、族群具有粤系、闽系之别，甚至还有客家族群的存在，这些研究共识为构建澳门汉语史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汉语各大方言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譬如广州粤语与阳江粤语不能通话，闽语内部更是超越了“十里不同音”的界限，沿海闽语与内陆闽语特征差异显著，即便同属沿海闽语闽南片，福建与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闽南话也并不相通。因此，我们不仅要知悉早期澳门具有粤语、闽语、官话的存在，还须具体回答：澳门粤语、闽语、官话的源流在哪？谱系为何？如此，才能构建出完整具象的澳门多元汉语史。如上文所言，从谱系特征看，历史上澳门至少存在粤语、闽语、官话三种汉语方言。具体而言，从开埠到20世纪初的澳门粤语并非今天澳门地区所使用的广府粤语，而是与中山地区关系密切的香山粤语；澳门地区的闽语则主要源于福建漳州地区，是漳州闽语的域外变体，而非今天具有代表点性质的厦门闽语；澳门官话同样不同于今天所使用的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而是在南粤地区具有广泛代表性特征的南方官话，其基础方言应为江淮官话系统。本文汇集了17世纪以来辞书、地名等材料，着重以17世纪罗明坚等的《葡汉辞典》与18世纪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下卷澳译词汇表为例，挖掘材料中的语言特征，讨论不同类型文献研究方法的差异，并与现有研究成果对话，还原深藏于文献的语言事实，构建多元澳门汉语史，为澳门多族群、多文化共融传统提供语言特征实证。

二、文献中的香山粤语

澳门地区多数居民日常使用粤语，这是非常显见的共时认识。就历时而言，我们在文献中也见到诸多显示澳门粤语存在的事实。粤语确为澳门汉语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历史上的澳门粤语与今天澳门民众所使用的粤语具有显著差异。早期澳门所使用的粤语为香山粤语，与今中山地区的粤语特征更为接近；今澳门民众所使用的与广州、香港粤语更为接近的广府粤语是20世纪的产物（罗言发 2022），关于这点，《葡汉辞典》与《澳门纪略》澳译词汇表提供了重要事实。

（一）《葡汉辞典》的粤语层次

《葡汉辞典》手稿成书于16世纪末，以葡萄牙语词、罗马注音、汉语词书写，第32页至34页前三行还附有第四栏意大利语注释，辞典旨在用罗马拼音为常用词汇标注汉语读法，方便来华人士习得汉语。该辞典所言之汉语为当时的官方通语，其编写默认规则为“口语第一，官话优先”（姚小平 2014）。《葡汉辞典》补遗篇明确将“China（大明国）”“Cantãn（广东）”“Chincheo（漳州）”三个地名相邻紧排。从语言学角度看，辞典所记录的语言现象应与“China（大明国）”的重要区域“Cantãn（广东）”“Chincheo（漳州）”相关。（姚小平 2020）可见《葡汉辞典》虽主要记录官话，但因其编写地在澳门，协助编写者的语言特征多带南粤特色。从音韵角度看，《葡汉辞典》记音中的确具有诸多广东地区的粤语层次，如中古蟹摄咍/泰韵“台来该在还袋爱”等字读［oi］韵母，止摄支/脂开/之韵“碑悲是时迟事慈字狮丝”等字读［i］韵母，咸摄谈韵“甘柑”等字读［om］韵母，山摄寒韵“半干肝安赶/割渴”等字读［on］/［ot］韵母，这些音韵特征不同于当时的通语，但在粤语系统中非常常见，是粤语层次的重要体现。同时，《葡汉辞典》咸摄谈/覃韵读［om］、山摄寒韵读［on］的音韵特征与出版于1809年的《汉语字音研究》和《孔子著作》所记录的18世纪末香山粤语的特征一致，而不同于广府粤语。该事实证明了《葡汉辞典》所记录的粤语应为香山粤语，并非今天澳门所使用的广府粤语。（徐宇航2025）今澳门使用广府粤语，概与20世纪初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澳门作为华南地区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吸引了大量源于广州、香港等周边区域移民，从而导致人口来源突变的史实相关。

（二）《澳门纪略》的粤语层次

《澳门纪略》下卷《澳蕃篇》所附汉语-葡语对译395词表展现了18世纪澳门地区的多元语言特征，词表以天地、人物、衣食、器数、通用为类型，以汉字作为标注工具，列出汉语词汇的葡语对音形式。其分类体系与中国古代的训诂辞书如《尔雅》《方言》等非常类似，具有鲜明的汉语辞书传统特点。词表以汉字标注葡语音的做法则类似于音韵学上的“直音法”，这种注释方式虽具有简单易懂的优点，但因生僻字、多音字、音近字的存在等因素，容易出现注音偏差。因此，对《澳门纪略》澳译词表的分析，不能如《葡汉辞典》一般，以严整的音韵对应去了解当时的字音情况，而应综合考虑词表用词、用字及标注习惯和偏差特征，从宏观的角度考察该文献内容。

从用词用字方面看，词表的汉语词汇中出现了“外父”“外母”“蕃瓜”“瓮菜”“企”“孖”等不见于通语的用词用字。其中“外父”“外母”表示“岳父”“岳母”，是常用的粤语词汇，而不见于吴、闽、客、赣语等其他东南方言系统，“孖”读［ma］表“双数”也是粤语区特有的方言用字，鲜见于其他汉语系统（张双庆2002），具有显著的粤语特征，“蕃瓜”“瓮菜”“企”等词亦常见于南粤地区，多数粤语区同样使用这些词汇。故而从用词用字角度看，《澳门纪略》澳译词表具有鲜明的粤语色彩。

在音韵特征方面，鲍登（2004）、胡慧明（2004）、刘月莲（2004）从对音角度研究澳译词表。以下我们结合已有成果及新近考证，梳理这些特征，并讨论这种“不准确对音”文献所应使用的研究方法，为之后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一方面，由于语言具有历时演变的可能，汉语还有汉字的制约，同一个字形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读音，研究《澳门纪略》澳译词表的字音对应，不应仅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词表用字的现代读音，而须先考察与《澳门纪略》年代相近的汉语字音情况，包括当时的汉语官话、粤语及其他相关方言的音系情况。将年代相近的文献进行比较，比将其与现代汉语比较更能看出语言性质。另一方面，研究还须考证当时葡语的使用情况，葡语作为拼音文字，语音系统同样存在历时演变的可能。考察Zampaulo（2024）和Naro（1971）研究葡语历时音变的论著可知，葡语历时音变至少包括以下四项条件音变：

R1：元音高化：［e］>［i］；［o］>［u］

R2：元音鼻化：［a］>［ã］/_［+Nasal］

R3：辅音颚化：［t］>［tʃ］/_i；［d］>［dʒ］/_i

R4：辅音咝化：［pl］>［tʃ］

除了上述条件音变，Zampaulo（2024）还提及葡语在历时上还历经了单元音复合化、复元音单音化、元音间辅音消失等音变。故而在考究《澳门纪略》澳译词表对音特征时，应虑及这些音变，以进行更准确的对应。同时，《澳门纪略》澳译词表可以说是一份仅考虑词汇对应、不考虑语法特征的“实用性词表”，对葡语固有的性、数、格特征全然不顾，仅能作为引导初学者习得葡语片言只语的“洋泾浜外语”。（张少成 1999）如此，其对音相似性多于准确性，音色相近的声母或韵母的对音并不能作为反映语言差异的证据。基于此，考证《澳门纪略》澳译词表的对音源流特征，存在“度”的把握问题，对音究竟相似到何种程度，才能反映其源流，是整理这份词表最棘手的问题。

本文以《澳门纪略》最早期版本清代乾隆张氏西阪艸堂刻本（徽本）为考察对象，对词表395词中的汉语词汇、汉字注音、葡语（或土生葡语）词汇、葡语音标（考虑历时演变因素）及源流拟测做全面的统计后发现：我们无法准确判断《澳门纪略》澳译词表中多数对音汉字的来源性质。或者说这些读音既可能源于官话，也可能源于南方方言。以“消吾”“梭炉”对应［seu］、［sol］为例，18世纪官话与粤语皆能与之形成不准确对音：汉语系统中并没有以［-l］作为韵尾的音节，故译者选取以［l-］为声母的“炉”作为葡语韵尾［-l］的对音汉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官话的［lu］还是粤语的［lou］，都只能算是不准确对应。类似的不准确对音现象在词表中非常普遍，包括［ou］—［u］、［t］—［d］、［l］—［j］、［l］—［d］、［l］—［r］、［m］—［b］、［s］—［ʃ］等，这里的汉语声母［l］，可对应葡语［j］、［d］、［r］等多个声母。此类现象的存在，皆因翻译者所熟悉的汉语系统中缺少［j］、［d］、［r］，因此以“音近字”代替。凡此种种，为我们拟测汉字注音源流带来了严重障碍。那么，对于这类不准确的对音词表，应如何据其拟测当时的语言事实呢？我们认为，确定语音源流特征的依据，不应是某个词的声母或韵母读法，而应是历时演变规则的系统体现及语音本身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的重大差异。以“系统规则对应”及“重大音韵差异”两大标准检测《澳门纪略》澳译词表对音内容，可以发现词表中确实具备南粤方言特征，且这些特征皆为粤语所固有，包括：

第一，中古见系字读未颚化音变的［k］声母，如（同一例字仅列一次，下同）：

热（坚的-quente）坚-［k］；前山寨（家自罢令古-casa branca）家-［k］；

保长（架比沙奴牙-cabeça de rua）架-［k］；羊（甲必列度-cabrito）甲-［k］；

瓮菜（径公-cancom）径-［k］；床（监麻-Cama）监-［k］；

刀（化加-Faca）加-［k］；千里镜（谏尼渣-canóculo）谏-［k］；

书信（吉打-Carta）吉-［k］；懒（庇哩机苏素-Preguiçoso）机-［k］。

上述词表中读［k］的例字皆属中古见系声母字，该系声母读音在汉语史，特别是官话系统（包括南方官话和北方官话）中存在明显的“颚化音变”特征，即：［k］>［tɕ］/_［i］、［y］条件演变，这项音变始于中古，不同区域官话速度有别，如南京官话韵书《五声反切正韵》（1763）显示，当时南京话已发生颚化音变，上述例证中［k］声母字应读［tɕ］声母。而南方汉语，如粤语中则没有发生颚化音变，直至今日的粤语系统中，上述读［k］声母的例字仍读［k］声母。因此，《澳门纪略》澳译词表上述［k］声母例字反映的是南粤方言系统读音。

第二，中古微母字未轻唇化读［m］声母，如：

一月（误尾时-um mês）尾-［m］；药材（未知呀-mezinha）未-［m］；

吕宋（万尼立-manila）万-［m］；早饭（亚路无沙-Almoça）无-［m］。

同理，汉语音韵史中唇音声母在中古已开始演变，其中微母字属轻唇音，汉语官话（包括南京话在内的南方官话）早在明代《洪武正韵》系韵书中微母字已读为［v］（叶宝奎 2001），而粤语中古微母字并未参与演变，直至今日仍读［m］声母，故上述例字可视为粤语音系的反映。

第三，中古山摄删韵字读［an］韵母，如：

行路（晏打-andar）晏-［an］；斗（雁打-ganta）雁-［an］；

千里镜（谏尼渣-canóculo）谏-［an］。

中古山摄删韵字在官话系统中发生了历时演变，主元音［a］高化，同时产生了［i］介音，形成了［ien］读音，这种读音在明代后期的官话中已能够见到（叶宝奎2001），而南粤方言则没有参与这项音变，仍保留［an］韵母特征，故此处［an］韵母的对音具有南粤方言特征。这种特征也常见于粤语系统。

除了体现上述音变规则，《澳门纪略》澳译词表常以“立”字对译葡语词汇［a］韵母。“立”字作为中古深摄缉韵字在官话及众多汉语方言中主元音一般为［i］，词表以“立”对译［a］，是非常显见的粤语特征。以发音部位论，［a］为前低元音，［i］为前高元音，两者因发音部位有较大距离，音色区别也非常明显，此为我们所言之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的重大差异。这些音韵理据都能够论证《澳门纪略》澳译词表具有粤语特征。可见在18世纪的澳门地区，粤语具有较大的使用群体，故本应以官话作为翻译工具的《澳门纪略》澳译词表展现了较多的粤语色彩。同时，以研究方法论，我们主张以系统规则对应及重大音韵差异作为考察不准确对音文献的主要策略，而非以“某个读音更像共时的某个方言发音”作为权衡标准。这种研究方法可以避免历时演变带来的音韵误差，亦规避了不准确对音现象所带来的研究困局。

三、文献中的漳州闽语

（一）《葡汉辞典》的闽语层次

承上文，《葡汉辞典》在官话基础音系下收录了诸多编写地方言的音韵及词汇特征，该辞典收中古遇摄鱼/虞韵字的［i］读音（例字如“书珠数序去”）、深摄侵韵字的［im］读音（例字如“寻深枕”）、臻摄痕/真/殷字的［in］读音（例字如“根真神臣人”）、宕摄阳韵字的［iaŋ］读音（例字如“张肠樟商唱”）和通摄东/烛韵字的［ioŋ］/［ioʔ］读音（例字如“中虫容众舂/烛赎玉触浴”），这些字音记录皆有别于官话系统而与闽语系统契合。同时，《葡汉辞典》所记鱼、虞韵字读［i］、痕韵字读［in］的层次恰与年代相近的17世纪漳州闽语文献《西班牙-华语辞典》《漳州话语法》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一致，而有别于泉州、厦门、潮州等地闽语，故《葡汉辞典》所呈现的闽语层次，准确说应是17世纪的漳州闽语。（徐宇航 2025）漳州闽人因洋流、季风等因素在远渡南洋的中途停靠澳门（曹改平 2021），成为澳门早期居民，澳门也是系联闽地与南洋的中转站，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二）“澳门地名”的闽语层次

1.Macao是“马港”“妈阁”“马交”还是“泊（舶）口”？

顺着《葡汉辞典》记录澳门漳州闽语的线索，我们检测了同样形成于早期澳门的两大地名Macao与Taipa，这两个地名的对译材料都提示其与闽语相关。关于Macao、Taipa与澳门、氹仔的对应关系，学界已有众多论述（Braga 1949；戴裔煊 1984；白妲丽 1987；汤开建 1995；谭世宝 1998；庄初升 2025等）。总体而言，关于Macao与澳门的关系，目前主流观点都认为与闽语相关。Macao是葡萄牙人登陆澳门后所听取当时居民对澳门岛称呼的翻译，但Macao到底是“妈港”“妈阁”“马交”还是“泊（舶）口”，目前尚存疑议。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问题并无争议。Macao对应的中文应是“妈港”，不可能是“妈阁”“马交”或“泊（舶）口”。Macao首次出现的文献年代有争议，一说是1512年身处澳门的葡萄牙航海家Mendes Pinto在写给耶稣会会长的信中将澳门拼为Amacao，此后葡语文献中还出现过Amaqua、Amachao、Amacao、Amaquao、Amaquam、Maquao、Amaugau、Amangao、Amacon等称呼（白妲丽1987）；一说最早出现于1570年绘于果阿的《从钖兰到日本的亚洲地图》（Carta da Ásia，de Ceilão ao Japão），此时的Macao包括整个香山县，且Macao的出现年代早于Amaquam、Machoam、Amagao（谭世宝1998）。无论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可以肯定的是，Macao这个地名在16世纪已存在。文献中之所以出现拼写不同的Amaqua、Amachao、Amacao、Amaquao、Amaquam、Maquao、Amaugau、Amangao、Amacon等记录，主要是因为早期罗马拼音与汉语发音并没有形成对应共识，因此同一声母［k］，罗马拼音可写作c、ch、g、q，这种“多对一”的音韵对应形式同样见于早期罗马字文献，如上述提及的《葡汉辞典》也有类同特征。（杨福绵1995）同时期的中国文献《粤大记》所附《广东沿海图》（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则有“亚马港”的记录，可见Amacao即为闽语“亚马港”的音译词。学界之所以认为Amacao也可译为“妈阁”，一是因为在汉语母语者看来cao/con类音节对应“港”并不准确，二是因为澳门确有妈阁庙存在。从音韵角度看，Amacao等中的cao类对译“港”（音标为［kaŋ］），是葡语常用的音系规则，古今葡语ão类符号的实际发音常为［aŋ］，如lição的实际发音是［lis'aŋ］。同时，这种对译也是早期罗马字文献常用的对译方式，如上文提及的17世纪《葡汉辞典》中就有符号a’、am、an、ã、ao’、ão表示韵母［aŋ］的记录。Macao中的ao对译［aŋ］，正是ao’、ão类符号的简省形式（“～”符号为语言学上的鼻化表示符号，其发音部位与鼻音韵尾［-ŋ］同为鼻腔），而文献中的Amaqua、Amaquam、Amacon等记录则与a’、am、an等符号相对应。Amacon中的con更是鼻音韵尾存在的例证，证明因鼻音韵尾的存在，主元音音色受韵尾影响有后移a>o的可能。反观“妈阁”中的“阁”为中古宕摄铎韵字，在16、17世纪的汉语（包括官话和粤语、闽语在内的南方方言）中属于带促声韵尾的入声字，读音有如［koʔ］，与cao所形成的鼻音韵尾读法相去甚远。因此即便有妈阁庙的存在，Macao仍无法与之对应。“马交”之说源于《澳门纪略》等文献，其出现的时间为17世纪及更晚近的年代，因此从时间上论，先有Macao，再有“马交”，可以说“马交”是对Macao的翻译，反之则不然。至于“泊（舶）口”说则无法在语言学上论证。谭世宝（1998）认为Macao是闽语“泊口”的对音，其中［m］是［p］（按：原文写成b并不准确，国际音标b为浊音声母符号）转换的结果，并认为汉语［m］与［p］的转换始于汉译佛经，闽语厦门话“门蚊武”字，潮州话（汕头话/海康话）“米马无”字皆读带鼻音色彩的［b］（按：这些音标准确的写法应是［mb］），而这些字在官话（原文写作“普通话”）及粤语中皆读［m］，因此［m］、［b］可通，“泊口”翻译为Macao。该论断在语言学上存在重大问题。一方面，“泊/舶”在官话及汉语众方言中读［p］或［ph］，而非浊音［b］。闽语“门蚊武米马无”等字属于中古次浊声母明/微母字，而“泊/舶”属于中古全浊並母字，两者音韵地位完全不同。闽语闽南片中古次浊声母［m］发生“去鼻化音变”（denasalization）读为［mb］（胡方2005；徐宇航，张凌2018），而全浊声母清化后并没有发生去鼻化音变，依旧读［p］或［ph］，因此全浊声母字“泊/舶”并不存在［m］、［b］可通的现象。粤语明/微母字从中古到现代都非常稳定地读［m］，全浊声母字清化后依声调读［p］/［ph］，与次浊声母并行不悖，毫不相混。闽粤语这种音韵演变现象与汉译佛经全浊声母对音现象并不类同，不具可比性。另一方面，闽语系统并不用词汇“泊口”表停泊、码头之义，沿海闽语多以词汇“埠”或“埠头”表示码头。（Douglas 1873；徐宇航 2020）“泊”在《说文》中的解释为“浅水也”，其停船靠岸之义到《玉篇》才出现，《玉篇·水部》“泊，止舟也”，汉语史上表停泊义的“泊”多单用，且多见于书面语系统。闽语并无“泊口”一词，故认为Macao源于闽语“泊口”的对音难以成立。由此可见，综合音韵源流、词汇特征与文献历时顺序，Macao为“马（妈）港”的对音最具说服力。

2.Taipa是“潭仔”的闽音还是“大陂”的谐音？

学界对Taipa的研究成果远不及Macao丰富，具有考证性质的研究见于金国平（2021）与徐宇航（2022）。金国平（2021）检索中外文献，认为Taipa为“大陂”的谐音。徐宇航（2022）分析语言特征，认为Taipa是闽语表坑洼凹陷处［tham］/［thap］类词与小称“囝”（民间多写作“仔”，漳州闽语读音为［a］）合音的结果，即Taipa早期应为［thap］［a］，今“氹仔”读［t’ɐm］［ɐi］，系粤音读“氹”，并以粤语小称词“仔”训读“囝”的结果。本文沿着文献与语言两条路径，再次讨论Taipa的对译参项，进一步考察Taipa的源流，以语言特征为史学界提供实证参考。

金国平（2021）认为，从文献上看，明代嘉靖版《香山县志·卷一·形胜篇》出现了地名“大陂”，“大陂”即为Taipa谐音。考证文献可知，嘉靖版《香山县志》确实出现了地名“大陂”。但此“大陂”与牛起湾、龙塘、沙涌等地名并列，县志明确指出这是香山县（今中山市）“二十里内”的村落。“大陂村”今仍存于中山市小平山镇东部，村内仍存有正殿始建于明代的华光庙证明其历史。该地与澳门氹仔区有逾60千米的距离。因此，嘉靖版《香山县志》的“大陂”，指的绝非历史上的“潭仔”（氹仔），可以说两者并无直接关联，故以香山县内“大陂村”的存在考究Taipa的对音并不合理。成书于1751年的《澳门纪略》所载地图明确标识出了与澳门岛相邻的“潭仔”岛，“潭仔”之名也一直沿用至清末，今氹仔市中心区三婆庙“重修三婆庙碑记”（咸丰九年，1859）有“潭仔信士”字样；北帝庙门口石柱则仍刻有“光绪七年（1881）季冬谷日重修，潭仔众值理敬勒”字样。唐思（1998）认为“潭仔”后渐演变为“氹仔”，而葡语Taipa义谓两边高、中间低的地方，与中文“低洼地”意义相同，也与“潭仔”之意相通。以地貌论，氹仔古为“三山两岛”，东部鸡颈山与中间观音岩因泥沙累积逐渐相连，合称大潭（氹），西部菩提山称小潭（氹），大小潭山间海峡也因连岛沙洲而相连，形成氹仔湾，后经填海形成今日氹仔。如此氹仔确为“两边高、中间低”之地，地理情况契合唐思（1998）的论述。据金国平（2021）考证，在制作于1772年的《澳门港图》上第一次出现指称氹仔的Taypa。金先生的考证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时间线索，据此可知“潭仔”之名至少在1751年已存在，指称氹仔的Taypa则出现于1772年，即先有“潭仔”，后有Taipa（Taypa）。考证Taipa与“潭（氹）仔”的对应关系，关键在于厘清Taipa的形成是音译、意译还是音意合译，以及是否能找到两词相通的契合点。金国平（2021）认为源于阿拉伯语的Taipa一词在葡语等欧洲语言中具有“夯土墙”之义，因此“当时葡萄牙人的概念中，鸡颈和潭仔犹如一堵大墙”，Taipa指的就是中间的豁口。在没有任何实证的情况下，这种推测概有臆断色彩。同时，南粤地势多山，葡国人所见之华南山、海定不仅限于此处，为何Taipa单指鸡颈与潭仔间的豁口？可见，以这种解释难以建立Taipa与潭（氹）仔间的实证关系。徐宇航（2022）则从语言角度较清晰地解释了“潭仔”为何写成Taipa（Taypa或Typa等皆可），同时也明确了为何“潭仔”后来会演化为“氹仔”。徐宇航（2022）指出，“潭仔”本是闽人对坑洼凹陷处的称呼，读音为［thap］［a］，音节［thap］在汉语系统中“有音无字”，故民间常用语义一致、读音极相近（音韵学上的“阳入对转”）的“潭”表示；“仔”的本字应为“囝”，“囝”是闽语的重要特征词，本义为“儿子”，后演化出词尾小称标记功能，漳州等地闽语读音为［a］。本文查阅早期辞书文献，发现这种［a］表小称的用法早在17世纪闽语文献中已出现，如《漳州话语法》第37页就有“hiacua歇久仔”的记录。由此可知，葡人以Taipa翻译［thap］［a］，语音极近，Taipa是个音译词，这种翻译策略与上述“亚马港”一脉相承，是非常一致的平行现象。这种平行现象同样见于其他地名翻译，如澳门区域内的“九澳”称Ko-ho、“阿婆尾”称Apomee、“鸡颈”称Ke-king，都是音译的结果。因此，在没有其他实证理据的情况下，认为Taipa就是音译词较之主观臆测来得更加科学。至于“潭仔”为何演变为“氹仔”，在语言学上亦可解释。“氹”是“凼”的异体字，《说文》：“凵，张口也。象形。”《说文通训定声》：“凵，一说坎也，堑也。象地穿。”也就是说，“氹”与“凼”同表坑洼凹陷之地，与“潭”语义相通。同时，无论是在闽语还是粤语中，“氹”“潭”读音皆非常相近。当澳门以粤语为主流方言之后，“氹［thɐm］”“潭［tham］”在没有短元音［ɐ］的西线粤语系统中并无音位差异，因此粤音以“氹仔”替代“潭仔”，“氹仔”由此成为澳门的特色地名。

金国平（2021）所举清代同治版《香山县志》使用《海道图说》翻译Taipa，标注其为“大拔（他亦怕）”的文献证据也为Taipa与“氹仔”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时间与逻辑的证据链：先有“潭仔”，葡语以“潭仔”闽音将其译作Taipa，而中文名“潭仔”后写作“氹仔”。后世文献知悉“氹仔”葡语名Taipa后，又以音译方式翻译为“大拔（他亦怕）”。明代嘉靖版《香山县志》里的“大陂”，指的则是香山县的村落，与澳门氹仔无关。

同时，须指出，文献中的“大陂”与“大拔”也并不是同一个词，语言学上“陂”字形成极早，金文时代已出现。“陂”，金文从“阜”从“皮”，从“阜”之字多与山丘相关，“陂”的本义是山坡、斜坡，《说文》中也有“陂，阪也”的记录。“拔”字的战国楚系文字字形象双手拔草之形，为会意字，秦系文字从“手”，“犮”声为后世所本，义为抽出、拉出。可见“陂”与“拔”的语义、源流完全不同。音韵上“陂”属帮母（全清）支韵（舒声）字，“拔”则是并母（全浊）末韵（入声）字，两者的音韵地位也完全不同。综上，Taipa是葡语翻译闽音“潭仔”的音译词，“大拔（他亦怕）”则是汉语翻译葡语Taipa的音译词。

（三）《澳门纪略》是否具有闽语层次？

关于澳门闽语的存现，我们还须讨论《澳门纪略》澳译词表是否具有闽语层次的问题。刘月莲（2004）通过对词表对音的研究认为词表具有闽语特征，如词表以“灭打比”对译batavia，ba发“灭”系b-m音变，是码头鹤佬话的反映；同时认为：小西洋（我呀-goa）、胡椒（备免打-pimenta）、檀香（山度路-sândalo）、银匠（芋哩比-ourives）、眉（甚未赊剌-sobrancella）、耳（芋非喥-ouvido）、肚（马哩家-barriga）、颈（未氏哥做-pescoço）、柿（非古加其-figo caque）、瓮菜（径公-cancom）、柚（任无也-jamboa）、牛角（般打地无化立-ponta de búfalo）、海参（未胙孖立-bicho do mar）、二（罗苏-dois）、十（利时-dez）、内（连度卢-dentro）都与“闽音”相关。刘文没有说明其所谓“闽音”是哪里的闽语，因其提及“福建、鹤佬”等字眼，概为作者所知悉的某种闽南方言。如上文所述，闽语内部差异巨大，沿海闽语与内陆闽语无法通话，同属沿海闽语的闽南片方言音韵特征亦存在显著差别。同时，《澳门纪略》澳译词表是一份对音不标准的词表，我们不能从单一对音准确性角度论证其源流特征。抛却上述方法论上的质疑，单就刘月莲（2004）所提出的“闽音词汇”而言，从音韵角度看亦存在诸多疏漏。刘文多次提及闽语中的［b］与［m］声母转化问题，并据此认为以“灭、未、无、马”等字对译［b］就是闽语的体现。事实上，各地闽语并不全然存在［b］与［m］声母的转化，即闽语内部仍有［m］声母。上文我们已提及，闽语闽南片［m］声母转化为类似［b］、准确音值为［mb］的演变，涉及历史上的去鼻化音变，其形成的［mb］并不是纯粹的浊音声母［b］，而是带有浓重鼻化色彩的［mb］。换言之，闽语内部也没有纯粹的浊音声母［b］。而葡语［b］声母是纯粹的浊音声母，该声母在汉语通语及多数方言（包括闽语、粤语）中缺失。因此，对译葡语［b］声母时，汉语只能选音近字（通常为发音部位相近的字）。就《澳门纪略》澳译词表而言，其选字可谓五花八门。除了刘月莲（2004）所言之［m］声母字外，也有［p］声母字，例如：口（波家-boca）、须（巴剌罢-barba）中的“波”与“巴”。可见词表并非仅以其他方言读［m］而闽语读［mb］的例字对译葡语［b］声母，也因此，以［b］与［m］声母转化论证闽语层次并不成立。刘月莲（2004）另一重要的闽语层次论证点即［l］对译［d］的现象亦同理。刘文所认为的闽语［d］，事实上同样是由去鼻化音变转换而来的［nd］，并非纯粹浊音，故葡语浊音声母［d］在闽语、粤语、官话等汉语系统中也缺失。汉语仅能以音近字对译，［l］声母与［d］声母发音部位一致（皆为alveolar），以［l］对译［d］语音相近，故有“二（罗苏-dois）、十（利时-dez）、内（连度卢-dentro）”等例子中“罗、利、连”等［l］声母字对译［d］的现象，“罗、利、连”读［l］是汉语官话、粤语及其他众多方言的共性，因此这种现象同样不能视为闽语层次。

就《澳门纪略》澳译词表整体编写情况而言，我们找到了粤语特征词、特征字，也看到了诸多南粤汉语系统的存古特征，但并没有找到明显的闽语特征字词。谨慎起见，我们认为《澳门纪略》澳译词表并没有明显的闽语层次。若一定要说有闽语特征，也仅能看到其与粤语相同的音韵存古特征。所以我们主张，《澳门纪略》澳译词表所展现的南粤汉语以粤语为主。

四、文献中的南方官话

澳门虽地处南粤，但自古就是西方世界走向东亚，走向中国的门户。早在编写《葡汉辞典》的16世纪末期，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就有意在澳门学习汉语官话，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进入中国。1583年罗明坚致信耶稣会总会长阿瓜委瓦神父时就提及“我学的是宫廷的语言，中国人称为官话”。利玛窦1592年写信给罗马法比神父时也陈述了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十五省都是用同样的文字，但各省的语言不同，还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称它为宫廷或法庭的语言，因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场，我们目前学习的，正是这种语言”。而罗明坚、利玛窦皆有在澳门学习官话的记录，诸多早期官话文献的编写或出版地点都在澳门地区。以成书年代较早的《葡汉辞典》为例，杨福绵（1995）曾考证《葡汉辞典》手稿标音符号背后的实际音值，整理《葡汉辞典》的声韵调系统，并结合利玛窦《西字奇迹》和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使用的罗马字注音方式，得出《葡汉辞典》的主体语言正是明代南方官话的结论。可见至少从16世纪后期澳门就有官话的存在，而后17世纪《澳门纪略》澳译词表的对译汉字也多以官话为本，这种官话脉络从未断绝，直至19世纪《英华韵府历阶》仍沿袭官话文献传统。关于澳门的官话有两点须指出：第一，澳门官话的使用者多为朝廷官员与北方商人，本土民众则以粤语、闽语为主要沟通工具，两者并行不悖（刘羡冰1994）；第二，16世纪开始流行于澳门的官话并不是今天以北京话为基础的通语系统，而是略带南粤色彩的南方官话，其基础方言与江淮官话，甚至桂柳官话相关。江淮官话对澳门的影响最深，年代最远，上述《葡汉辞典》中的官话音系就与其关系密切，桂柳官话之于澳门，则与清代康乾年间闽、粤两省所设“正音书院”的官话导师多来自桂柳地区相关。（徐宇航2017；杨文信2003）南方官话并不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而如上文所言，是以江淮官话为源头的官话系统，因此，将成书于澳门的诸多官话文献直接与今通语（源于北京官话的普通话）做比较，是不科学的做法。如学界曾将《澳门纪略》澳译词表中古果摄歌韵牙喉音字读［o］韵母视为南粤方言特征，原因在于这些对音字韵母为［o］，而非普通话的［ɤ］，例如：西（贺核时-oeste）贺-［o］；可（误可喇-uma hora）可-［o］；库房（哥肥里-cofre）哥-［o］；心（个啰生-Coração）个-［o］。事实上，从韵母特征看，中古果摄歌韵牙喉音字读韵母［o］在明清南方官话中非常常见，这种语音特征无法直接视为南粤方言特征。语言具有历时演变的规律性，汉语谱系复杂，形成多元，只有深入、细致考察地区语言的源流脉络，才能做合理的历时对比，还原语言及其所关涉史实存在与发展的真相。

五、结论与余论

基于上述考证，澳门地区的汉语史，既不单单是粤语史，也并非官话史，而是多元共存、融合并行的复杂语言生态。就汉语而言，澳门历史上至少有四个层次，分别为：早期的漳州闽语、香山粤语、南方官话，最后才是通行于现代澳门的广府粤语。同时，根据郑德华（2007）、袁理（2010）等研究，清同治年间广东四邑等地发生土客大械斗后，部分客家人移居澳门路环九澳村与黑沙村一带，故澳门历史上也应存在客家话层次，但目前澳门客家话研究尚属空白，我们抛砖引玉，以期来者考证。澳门这种多元汉语生态正是自古以来不同族群、民系相互联络、不断磨合的真实写照。复杂的汉语系统再与葡语、马来语及两者接触形成的土生葡语等外源语言接触、碰撞，形成了澳门独特的“族群汇流、东亚窗口”特征。澳门因族群丰富、语言纷繁而形成的多元包容、海纳百川地域特征也为其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沟通的重要节点角色提供了坚实保障。

作者：徐宇航

来源：《辞书研究》2026年第2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杜佳玲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贺雨婷

责编：宋柄燃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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