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3日，星期二，上海黄浦区，外滩。
这天当外滩那口海关大钟敲响六下时，蒙蒙细雨悄然而下，此时位于外滩附近四川路上的“江南春饭馆”老板阮绍轩一看下雨，就知道今天的生意肯定不会太好。
但让阮绍轩想不到是，就在此时一辆三轮车恰好停在江南春饭馆的门口，跑堂阿多立即迎上前去，对着车上那个正在付车钱的主顾点头哈腰，一边说着客套话，一边把那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迎入店堂，引领至店堂里侧角落的那副双人座头，奉上茶水，送上菜单，照客人吩咐放上了一套餐具。
事后知道，这个客人名叫柳承方，是北站区天目中路“立通机器制造厂”的老板。柳承方落座后，根本就没有看菜谱，直接就点了爆鱼、虾仁跑蛋、油豆腐粉丝暖锅、加饭黄酒一斤，而且还特别跑堂，吩咐酒要热得烫一些，加两片生姜。
跑堂阿多用一连串抑扬顿挫、疾缓有致的吆喝向厨房报送客人点的菜肴后，一转身见有两个女食客在门口探头探脑，连忙快步过去热情招呼，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硬是把那两位原本还犹豫不决的女子说动了心，迎进店堂，安置于一副靠窗口的座头。
此时，阿多正在向两个女食客介绍本店特色菜肴的时候，另一跑堂阿鑫双手端着柳承方点的那个暖锅，一路像唱山歌样地吆喝着菜名从后面厨房里走出来，把柳承方要的爆鱼、虾仁跑蛋和黄酒端上来了，可阿鑫嘴里的词儿还挂念完，忽然像留声机断了电似的戛然而止。阿多情知有异，转身一看，柳承方竟然已经歪倒在座位上！
店堂里顿时大乱，那两个女顾客见此情形，哪里还有吃饭的兴致，立即就夺门而出，两个跑堂阿多、阿鑫和阮老板也顾不上跑了生意，过来围着柳承方一迭声乱叫。老板阮绍轩经营江南春已有三十个年头，遇见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当时只是以为这个客人生了急病，不是心脏病就是中风的。那时候社会上一旦遇上猝然昏倒的病人，第一要紧的不是送医院，而是先把人弄醒了再说，似乎只要醒过来，这毛病就不碍事，就和饭店无关，老板阮绍轩也是这样，当下和两个跑堂一边唤“先生”，一边掐人中。后面的大厨听见前堂里动静不对，也跑出来，见状便让阿多去端碗冷水过来，含上一口对准柳承方的脸面便喷。
可是，饭店方面施尽了手段，柳承方却并未苏醒过来。这时，阮老板方知不妙，便命阿多速去隔壁那家英商洋行借用电话向附近的公济医院（后来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要救护车。洋行的一个曾在公共租界做过巡捕的中国雇员老顾听说情况后，指点阿多：“这件事好像有些蹊跷，你们要向公安局报告，还应当保护好现场。”
阿多连声道谢，也不返回饭馆向老板请示了，自作主张给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南京东路派出所打了电话。
公济医院的救护车很快就赶到江南春饭馆，一检查，柳承方呼吸、脉搏全无。所以医生就直接宣告此人已经死亡。阮绍轩就问医生这个客人是患什么病死亡的，回头他也好对找上门来的家属有个交代。医生说这就吃不准了，除非解剖，但那是公安局的活儿，我们普通医生未经授权是不能作这种检验的。
阮老板正犯愁的时候，南京东路派出所的民警张维道、尤子兴赶到了。两位警察问明情况，觉得柳承方死得蹊跷，便让阮绍轩通知全饭馆的员工都集中到店堂来，然后把厨房封了，酒菜也要封存，因为这些可能都需要进行化验。
民警的认真态度提醒了还没有离开现场的医生，寻思看这两个警察的架势，应该是怀疑死者是被害死的，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先前检查死者时好像闻到其口鼻部位有一股淡淡的杏仁味，难道他是服食了氰化物死亡的。医生越想越觉得可疑，于是就悄悄对张维道、尤子兴说了自己的怀疑。那二位不禁一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吗，这就是一起谋杀案了？
医生对张维道和尤子兴表示，说即使是服食氰化物身亡，也不一定就是谋杀，也可能是自杀呀。两个民警商量了一下后，随即开始搜查死者身上的衣袋，二人在死者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个钱包、一串钥匙、一个厚厚的信封。钱包内有十万元钞票（现在十元）和一张电车月票；信封是封口的，不过是象征性地用少许糨糊黏上，一扯就开了，里面装着一厚沓钞票，后来点了点，是三百万元（三百），并没有证明死者身份的证明。
阮老板在一旁看到这个结果，不由得心里暗暗叫苦，因为这样一来了，饭馆可能得接受公安局的严查，看来这几天生意做不成了。张维道留在饭馆现场，尤子兴去隔壁洋行打电话向所里汇报了情况。派出所接到电话后随即向黄浦分局报告。
不大一会儿，黄浦分局就有两个刑警骑着自行车赶到了。这二位一个叫韩大雨，一个叫宋其刚，韩大雨负责侦查政治和刑事案件，1948年时已是当地县公安局的股长。只因在老家犯过一点儿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领导就把他的股长撸了，让他作为南下干部充实即将解放的上海的公安队伍，于是就在黄浦分局当了一名普通刑警。老宋是上海人，已经干了整整十年的旧刑警，上海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
韩大雨、宋其刚来到现场后，听张维道、尤子兴介绍了情况，又问了饭馆老板阮绍轩，还跟公济医院那位医生聊了几句，最后作出决定：饭馆方面自阮老板阮绍轩以下包括厨师、跑堂，杂工在内的六人全部前往派出所进行问询，制作笔录；宋其刚、尤子兴留守现场；医生写一份出诊经过后可以离开；饭馆已经送上桌的酒菜和桌上所有的东西即时全部封存，以供化验，厨房里的食材和一应调料也作同样处理；而且立刻请示从市局调法医对死者进行解剖。
调查死者身份是留守现场的宋其刚来完成，他刚才检查死者的钱包时，记下了那张电车月票的号码，然后去隔壁洋行打电话给电车公司，告知那张电车月票的号码，要求查明持有者购买月票时留下的登记资料。不久对方回复说，该号码的月票持有者名叫柳承方，是北站区天目中路“立通机器制造厂”的工作人员。
宋其刚又把电话打到“立通机器制造厂”，接听电话的是该厂厂长汪蒙。汪厂长听对方自报身份说是黄浦分局的刑警后颇觉意外。宋其刚没提柳承方的名字，只说有个情况需要向你了解一下，贵厂是否有一个体态肥胖、大腹便便的男子，四五十岁，左腮有一块直径一厘米左右、形状不规则的疤痕。汪蒙脱口而出：“那是我厂老板柳承方柳先生！”
宋其刚请对方立即到四川中路九江路口的“江南春饭馆”，警方有情况需要向他核实，厂长汪蒙赶到饭店后，经其辨认，确认死者确系谈厂老板柳承方。
这个时候，法医已经抵达正在做解剖前的准备工作。如果阮老板在场，他一定会对法医的做法提出异议，因为法医在饭馆没有找到适宜作解剖台的木板，只好就地取材，把几张店堂里的桌子拼在—起作为解剖台了。解剖结果证实了之前那位公济医院医生的估测死者系服食氰化钾中毒身亡。
法医提取饭馆的酒菜、佐料等样品离开后，宋其刚和尤子兴就在饭馆店堂内向汪蒙了解死者的情况：
柳承方，四十五岁，浦东奉贤县邬家桥人氏，十四岁时来上海市区谋生，经一位亲戚介绍进入江南制造局当学徒，最初学的是机修钳工，这是钳工中技术含金量最高的一门手艺。因为机修钳工需要修理所有机器，修理好后又得调试，待确认性能完全达标方可交付使用。
这样，钳工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其他工种如车工、铣工、刨工、钻工、磨工等的操作技能。柳承方生性聪明，动手能力颇强，几年钳工学下来，不但能够熟练掌握诸般机修活儿，对车、铣、刨、钻、磨等机床的操作也能运用自如。之后，柳承方在江南制造局一口气又干了十年，其技艺已经达到了工程师的水平。这时，有个名叫云中鹤的宁波人找到他，提出合伙创办一家机器制造厂，得到柳承方的赞同。于是，“立通机器制造厂”就在天目路开张了。柳承方占了—半股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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