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特务政治的大背景板下，戴笠与唐纵的关系，如同一部二十年的暗战史，表面上波澜不惊，底下却暗流涌动。
这两人同是黄埔六期出身，同列“十人团”成员，一起从复兴社特务处起家，最后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坠机身亡于南京郊外的雨中，一个逃到台湾官至中常委秘书长而善终。
命运的分岔，究竟是性格造成的？还是历史与时势使然？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唐纵是湖南酃县人，1905年出生，字乃建，1926年考入黄埔六期步兵科，在校期间便与戴笠等人从事特务活动。
此人嗜书如命，军校理论课程成绩优异，但步兵实际操练却无一过关。
1930年，唐纵在南京创办《建业日报》，经戴笠邀请进入情报工作，担任戴笠的情报处主任秘书。
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后，唐纵出任特务处书记，成为仅次于戴笠、郑介民的三号人物。
关于唐纵何以进入特务处的核心圈，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来自《沈醉回忆录》，说蒋介石有意将唐纵安插在戴笠身边，既是增强特务处的力量，也是监督制约戴笠。
另一种说法则见于唐纵自己的日记，称是戴笠向蒋介石引荐了他。
唐纵这个人，除了爱写日记，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爱打小报告。据说，在军校时就经常向蒋介石写小条打小报告，反映教官的教学方法不当或学员中的异常动向，蒋介石因此认为唐纵很忠心，对他留上了意。
刚到特务处的唐纵，表面上对戴笠恭敬服从，暗地里却对特务处的运作处处留心，时时向蒋介石汇报，总之，这个人从一开始就不简单。
1933年那场“背锅事件”，是唐纵与戴笠关系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
当时戴笠外出河南，将特务处的工作临时交给唐纵负责。
不料有特务发现一批反蒋分子在某地秘密开会，意图对蒋介石不利。唐纵按照戴笠平时的做法，指示在南京警察厅任调查科长的赵世瑞先把人抓起来再说，这一抓不要紧，审问之后才发现捅了马蜂窝——被抓的竟是汪精卫的亲信。
汪精卫当时气焰正盛，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借此机会向蒋介石施压，指责蒋搞特务政治、非政治家所为。
蒋介石骑虎难下，只得丢卒保车，将唐纵和赵世瑞一并免职软禁。
戴笠回来后，虽然想方设法为唐纵疏通，但唐纵对戴笠的心态却是微妙的，感激只是表面的。
事隔多年后，戴笠为另一件事也为部下向蒋介石下跪——1938年夏天，福建保安处长叶成惩办了戴笠派往福建的军统站长张超，判了死刑，戴笠找到蒋介石要求惩办叶成，蒋介石不同意，戴笠竟当场跪了下来，蒋介石责备他“不要人格，要挟领袖”。
唐纵在日记中对这件事评道：“跪恳的事，谁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谁肯如此做。”
这话乍看是赞扬，细品却别有深意——“非有人所不能”既可以理解为赞赏戴笠的担当，也可以理解为质疑这种行为本身的极端与失格。
唐纵的笔法向来如此，从不明着骂人，却总让人读出字缝里的东西。
唐纵确实是个很有心的人。
他坚持写了二十年的日记，内容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准看。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这本日记意外被发现，经逐级上交鉴定，才知是唐纵的亲笔日记，1991年经有关部门审核得以面世出版，全名为《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其中记载了大量关于戴笠的材料，既有赞赏也有否定，更有大量足以“致戴笠身败名裂”的黑料。
唐纵在日记中对戴笠的为人处世有过一段非常精准的概括：“雨农兄英明果断，机智过人，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十四年来艰苦奋斗，不遑宁息；对领袖忠诚无间，对朋友热情可亲，处事敏疾神速，约束部下森严可畏，有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在生活方面待人过严，待己过宽，过世人所最诟病；做事无计划，视其需要者而为之，故其部下莫知所从。”
这段话可谓入木三分——既有对戴笠能力与忠诚的由衷认可，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他的致命缺陷。
当面恭顺，背后记黑账，这正是唐纵这个“笑面虎”最可怕的地方。
他在特务处说话向来温和，话不多，但言出必中，很有分量，连戴笠有时遇到重要事项拿不准，也找唐纵合计商量。
唐纵真正对戴笠恨之入骨，源于戴笠两次断了他的仕途。
唐纵内心深处对特务工作始终不感兴趣，一心想过“带兵的瘾”，进入正统的军政体系。
1934年，恰好有一个驻德武官助理的机会，唐纵本意是借此彻底离开特务系统，蒋介石也有意向让他去，但戴笠用惯了唐纵这个得力助手，硬是把这事拖了半年，唐纵在日记中对这段经历满腹牢骚。
到了1936年，唐纵终于被派往德国担任驻德大使馆副武官，在柏林期间潜心考察了德国盖世太保的组织结构和特务手段，回国后向戴笠详尽汇报，建议效法德国特务的统治办法，统合各部门配合特务活动。
戴笠后来在军统中推行的许多制度，确实有不少出自唐纵的建议，但唐纵的才华愈被证明，戴笠对他的控制愈紧。
唐纵从德国回国后，有人保荐他到参谋本部第二处担任处长，这本是他正式步入军界、彻底离开特务系统的绝佳机会，戴笠却再次横加干涉，以“资格不够”为由将此事搅黄。
戴笠两次断绝唐纵的仕途之望，这让唐纵从此对他恨之入骨。
断人仕途，犹如杀人父母。
一个想离开的人被反复拽回来，留下的只能是刻骨的怨毒。
1938年，戴笠推荐唐纵出任蒋介石侍从室上校侍从参谋，后升任第六组少将组长，负责情报工作，在蒋介石身边一干就是八年。
这个安排意味深长。
表面上看是戴笠的引荐之恩，实际上唐纵坐到了军统的“上级单位”位置——他本人原本就是蒋介石安插在戴笠身边的人，这一下子更成了戴笠名义上的上级。
戴笠连忙示好，派心腹沈醉每月携带大批钱物送给唐纵，试图笼络关系。
唐纵收了钱物，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却并不领情，他在日记中记道：“该局的经费，据说每月亏空千万元。”收了好处还记黑账，这才是真正的唐纵——笑在脸上，账在纸上。
唐纵日记中最具杀伤力的内容，是记录了戴笠对国民党党政军要人使用美人计的细节。
戴笠与胡宗南关系极好，将手下一名毕业于浙江警校第三期、受过军统训练的女特务叶霞翟有意送往美国深造，然后再送给胡宗南，希望她充当红颜卧底，左右胡宗南。
1944年6月叶霞翟回到重庆，7月与胡宗南在重庆相见，8月中旬唐纵便在日记中记下了他所听到的“戴笠利用叶霞翟控制胡宗南”的流言。
对宋子文，戴笠的手段如出一辙。他在香港有一个姘头容太太，生了一个十六岁的娇女，容貌绝人，戴笠便秘密将此女送给宋子文。
唐纵在日记中阴阳怪气地评论道：“容太太是戴笠的姘头，如果容小姐得了宠，岂非妙喻吕不韦？”
这个容太太很可能就是上海三十年代有名的交际花唐瑛，其兄唐腴庐曾任宋子文秘书。
戴笠与宋子文之间还曾有一段惊险经历——戴笠在香港办事时被警方扣留关进牢房，唐纵日记认为“此事港政府为有计划之行动，欲以打击戴以为其在内部人事上之斗争手段”，后来蒋介石亲自出面要求港督立即放人，才将其捞出。
唐纵日记里还记录了戴笠买卖外汇黑市、货运局匀补抢运物资等发财的黑勾当。
这种笔法，既是在记录事实，更是在攒材料——每一笔都是一颗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
唐纵对戴笠的另一项评价，则聚焦于戴笠对部下的严苛和不近人情。
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戴笠“对部下过于苛严有失仁爱，并且用人专用媚上逢迎之人”，而唐纵自认并非奉迎之人，所以始终与戴笠隔着一层。
戴笠的著名信条是“针不能两头尖”，要求部下一心一意为党国服务，不受家室拖累，甚至不准部下结婚，也不主张孝亲。
唐纵对此评价说：“雨农不主张部下结婚，也不主张孝亲，未免太偏，而且失之情理，因此引起部下不少反感。但是在人多为家室奴役的条件下，这个见解是有相当理由的。”
他最后总结道，戴笠“只知道要人为他卖力，而抹杀人类生存欲望。”
一个连人类基本欲望都要抹杀的人，自己却在女人和权术上恣意纵情——这种割裂，恰恰是戴笠人格中最致命的矛盾。
唐纵在日记中还记录了另一层观察：戴笠“好用权威，致力非其所本”，这句话里既有对戴笠为人处世的否定，也藏着一丝宿命般的感慨——一个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权术和阴谋中的人，最终也必将被权术和阴谋所吞噬。
1946年3月17日上午十时，戴笠乘航委会222号运输机由青岛飞南京，据说是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沪。
下午一时到达南京上空，因天气恶劣，有雷阵雨，无法正常着陆。
飞机改飞上海，虹桥机场同样云底极低，雷雨封场，空中油量告急，只能再选徐州为备降点，机头最后还是折回南京，在云雾中失去方向，与地面联系困难。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过机场，最后一次下降时偏飞至江宁县。
下午1时6分，222号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讯号。
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桥镇戴山，成为戴笠的葬身之地。
飞机撞山后着火爆炸，残骸四处飞溅，有的被雨水冲走，机上十一人全部摔死，包括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
大雨不停，尸体在雨中泡冲数天才被发现，大都肢体不全，个个焦黑，只留下一截飞机尾巴，仍可看清尾部编号“222”。
调查报告很快以“天气恶劣、仪表失灵”收尾，但南京城里无人相信那份冰冷公文。
戴笠下葬时，因面部完全烧毁，由殡仪馆技师按照他生前的照片制成一副假的面具套上。
消息传到军统，整个机构如同被抽掉了脊梁骨。
当天，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赶到南京向唐纵汇报西南情报，满以为对方会眉眼俱悲，不料唐纵神色如常，连奉上的香烟都没点，只淡淡说了一句：“人死了，难过也没用。”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当时只觉背脊一凉，心下翻腾——唐纵显然已经把未来的算盘打得清清楚楚了。
戴笠刚死，尸骨未寒，唐纵连做做样子的耐心都没有。
十几年的积怨，在这一刻不需要任何掩饰了。
唐纵从南京收拾戴笠尸身后回重庆向局本部汇报时，提出的第一件事竟是要两辆好汽车——戴笠在世的时候，军统局的处长都没有专车，他死后每人都分到一辆。
空难之后不到两周，蒋介石召见唐纵，问他最近可还在记日记。
唐纵心领神会，回答“公务繁忙，已停笔”。
蒋介石对那本日记的存在和内容显然是有所耳闻的——事实上，蒋介石用唐纵监视戴笠这件事，在侍从室时期就已成形。
唐纵在侍从室期间多次就时局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同时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受到蒋介石的赞赏。
他的日记本里夹了不少蒋介石写的批示条子，都是约半寸宽、两三寸长的小纸片，上面有“中正”的签名，字写得很端正，内容极短，只是几个字的批复或交办某事。
这种近距离接触最高权力的经历，让唐纵在军统内部拥有了其他人难以企及的话语权，但他也明白，有些账记了也就记了，真拿出来用的时候，未必是刀，也可能是双刃剑。
戴笠死后，军统内部迅速分裂为三派：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
三人展开局长之位的激烈角逐。
毛人凤最为狡猾，以退为进，主动推荐唐纵和郑介民，最终蒋介石选择了资历更老的郑介民，唐纵出局。
但这场权力游戏远未结束。
毛人凤随后抓住郑介民夫人贪污的把柄，成功将其排挤，自己坐上了局长宝座，而唐纵则被调任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名义上是军统三巨头之一，实则被挤出了核心权力圈。
军统在戴笠死后约一年左右宣告撤销，改组为保密局挂靠国防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在三人当中，唐纵的结局却最为圆满。
他逃离大陆后赴台湾，历任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等要职，与蒋经国建立了良好关系，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他早早察觉蒋介石想扶持蒋经国，便立刻开始帮蒋经国排挤对手毛人凤，1981年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在军统所有高层中，唐纵是活得最久、也是唯一一个善终的人。
蒋介石在军统之上曾成立过一个五人小组，成员包括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等人，直接对蒋介石负责。
在这五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钱大钧与戴笠面和心不和，胡宗南则与戴笠交好互为依靠。
而唐纵，透过表面的假象，从本质上看，从复兴社时代起他就是戴笠的老对手，两人的关系甚至连“面和”都谈不上。
蒋介石用人向来如此——把互相猜忌的人放在一起，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监督，自己居中坐收渔利。
唐纵与戴笠的二十年恩怨，从一开始就嵌入了这套精密的权力设计之中。
1944年抗战后期的一次茶会上，戴笠曾半开玩笑地对唐纵说：“老兄，你那本小本子可别乱放。”
唐纵顺势笑答：“放心，都锁在抽屉里。”
两人面对面笑着，各自心里翻腾着什么，旁人永远无从得知。
戴笠用特务手段掌控了无数人的命运，却始终没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而唐纵，这个被戴笠视为“智多星”的下属，用一本日记完成了对老板的最隐秘清算——当面永远微笑，背后永远在记，这才是最可怕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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