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论“伦理转向”的人文主义意蕴 | 社会科学报|亚里士多德|人文主义|伦理学|文论|社会科学报

伦理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北美，伦理转向均伴随人文主义的复兴与发展。自21世纪以来，传统人文主义拓展其边界，指向了一种更为开阔的图景。

原文：《当代文论“伦理转向”的人文主义意蕴》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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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今中外，伦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一直是文艺理论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在我国源远流长的代表性文论观念“文以载道”中，“道”的核心便在于伦理和道德；而在西方，无论是柏拉图对文学艺术的贬低，还是其学生亚里士多德转而通过“净化”等概念对文学艺术地位的推崇，其评判标准主要也是伦理和道德。既然如此，又何来“伦理转向”这一说法呢？显然，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转向”二字。要理解这一文论路线，首先需厘清这一转向是如何发生的？从逻辑上说，“伦理转向”得以发生的前提必然是此前文论中的伦理维度不再被重视，甚至不再被承认。也就是说，在“伦理转向”出现之前，文论研究已经历了另一种“转向”。正是由于传统文论已转向，伦理的回归才被命名为另一种“转向”。

法国“伦理转向”

尽管线路众多，但我们认为“伦理转向”旨在扭转此前文论中的两种重要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政治学转向。语言学转向把实在问题语言化，认为许多问题只是语言问题，这势必挤压“美”“善”等抽象价值的空间；而政治转向则将一切政治化，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区分敌我，因此，“美”“善”等价值的普遍性必然受到质疑。二战后，这两种转向在欧洲文论的中心——巴黎交汇，而连接它们的则是“结构主义”这一更为明确的理论思潮。结构主义的发生本身就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革命性贡献密切相关，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路在战后多点开花，除了在结构主义大本营的人类学，也关键性地影响了符号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等流派的发展。在政治领域，阿尔都塞深具结构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独领风骚，深刻影响了福柯、巴迪欧、朗西埃和巴里巴尔等晚辈和学生。结构主义总体持一种反人文主义的立场，认为传统的人文价值事实上是由背后的阶级、语言和心理等结构决定的，这样一来，伦理就被关进结构的“牢笼”。因此，伦理要得到复兴，就必须从结构中突围。

这种突围恰好被20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五月风暴”促成。在风暴中，曾被视为明日黄花的存在主义及其代表人物萨特等人，又重新被奉为思想领袖，因为存在主义强调的“自由选择”，显然与革命的主动性诉求更加合拍。与之相反，结构主义主将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等人则在运动中陷入沉默。“五月风暴”影响深远：在政治上，与种族、性别、生态、少数群体权利等相关的身份政治或微观政治直接受其影响；在思想上，许多深度参与风暴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如布朗肖、福柯、德勒兹、利奥塔、巴迪欧、朗西埃等，均成为群星璀璨的“法国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无不与这一事件密切相关。

“五月风暴”后，结构主义衰微，后结构主义兴起。风暴落幕后，人们开始反思和寻求革命的替代方案，倾向于去寻求一种“更高法”，即人性、伦理或宗教。一场“伦理转向”悄然发生。这一转向的发生与“五月风暴”直接相关，因为正是这场风暴使得结构主义威风扫地，促使诸如萨特的存在主义等人文主义思潮开始复苏。在这一背景下，三位秉持某种更为传统的人文、伦理和宗教立场的哲学家受到关注，他们是扬科列维奇、列维纳斯和保罗·利科。其中，对“伦理转向”影响最大的非列维纳斯莫属，因为列维纳斯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将伦理学建构为第一哲学。简要来说，对于人的生命之脆弱性和不可侵犯性的重申，以及对“他者”的责任之限性的强调，构成了列维纳斯伦理学的核心。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性别主义、生态理论等理论取向，当然也影响了这些理论对文学艺术的解读。一方面，列维纳斯哲学中那个永远不能被主体所把捉和认知，并且永远需要对其无限负责的“他者”，成为德里达和利奥塔等后结构主义者坚不可摧的“结构”，并让其流变和产生差异的关键性要素；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日益凸显的人与人之间（例如性别之间、种族之间、外来者和本地人之间、医者和患者之间等）的冲突，甚至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都亟待一种更为开阔的伦理学来调适，列维纳斯更为基础性的伦理学恰好为此提供了启发。

北美“伦理转向”

“伦理转向”并非仅在法国发生，它实际上是一场世界性的思潮，其历史成因也是世界性的。对列维纳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的伦理思想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是纳粹大屠杀，这一事件对整个西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因此，在北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兴起的创伤研究中，纳粹大屠杀依旧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集体创伤；而创伤理论的分支“见证文学”研究，其最重要的经典文本材料依旧是保罗·策兰和普里莫·莱维等大屠杀幸存者对自身、他人和民族创伤经验的文学书写。随着集体性悲剧的不断发生，例如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和“9·11”事件等，关于集体创伤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这一研究既有明确的社会学关照，又有鲜明的伦理关怀。其理论方法融合了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多种方法，其中也随处可见列维纳斯、德里达和拉康等法国思想家的身影。

如果说以“创伤理论”为代表的北美“伦理转向”，既有本土历史现实和学术传统等的助推，又受到了法国思想“伦理转向”的影响，那么，以韦恩·布斯和努斯鲍姆为代表的美国理论家对文学和伦理关系的重申，则构成一个更具英美色彩的“伦理转向”分支。1988年，早已因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而享誉学界的叙事学家韦恩·布斯，出版了《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一书。该书以“友谊”“共导”等概念强调了阅读、叙事和伦理的关联，主张在与他人的“共”情中“导”出文学的意义和价值。1986年，主要从事古典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美国女性哲学家努斯鲍姆，亦出版了其代表作《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此后，努斯鲍姆因对文学、情感和道德等关系的持续阐述，成为北美“伦理转向”的另一重要代表。努斯鲍姆深受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影响，提倡从人性而非永恒不变的理论观点来看待问题，因此，她尤为重视文学在培育情感、涵养道德和建构正义中的重要性。

一种更为开阔的人文主义图景

韦恩·布斯和努斯鲍姆较少受到法国思想“伦理转向”的影响，努斯鲍姆甚至有意识地抵御法国当代思想带来的理论化倾向。然而，北美与法国“伦理转向”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迎来了“人文主义”的某种复兴。只不过前者所复兴的更偏向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而后者所复兴的则是深受犹太-基督教传统浸润的人文主义传统。因此，在这两大分支中，“伦理转向”与人文主义复兴是并行不悖的。然而，自21世纪以来，二者的关系在当代西方理论发展中变得颇为扑朔迷离。一方面，列维纳斯和德里达等人的伦理思想，在性别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甚至后人类主义和新物质主义等思潮中依旧具有重大影响，这些思想流派非常关注伦理，关注为弱势者赋权、为他者负责等问题，因此可被视为“伦理转向”的延续。另一方面，这些流派的理论家又对人文主义发起批判，将其视为自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男性沙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等的代名词。对此，我们应有更为辩证而独立的研判：人文主义之所以遭到这些攻讦，是因为它被视为保守主义和本质主义等的代名词，而上述理论流派总体持激进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立场。然而，这些理论对弱势者的关注，对平等、自由和解放等的诉求，又莫不与人文主义传统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