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相信吗？抗战时期的上海，有一座看似普通的日本式两层小楼，门口挂着“井上公馆”的小旗，大门常开、无兵守卫，内里却藏着一群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恶魔。这群人的背后，还站着一个臭名昭著的日本黑道组织，黑龙会！他们联手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罪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残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硝烟刚起，黑龙会就没闲着。他们在日本国内大肆鼓吹所谓的“最后之御奉公活动”，说白了就是忽悠那些不明真相的中小企业家和平民百姓，让他们心甘情愿把钱、把物资、把人都投到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战争里。要知道，黑龙会从成立起就憋着吞并中国的坏心思，这会儿更是借着战争的幌子，把整个日本民间都绑上了他们的侵略战车。
仅仅两个月后，也就是1931年11月，黑龙会又在大阪搞出了新花样，成立了“大日本生产党”。当时日本不少工商业组织都被他们拉拢进来，说什么“支援圣战”，其实骨子里就是要这些企业当他们的提款机和物资库，源源不断给前线的侵略军输血。到了1932年，他们又搞了个大日本生产党职业组合联合会，明着是规范行业，实则是盯着工人运动，怕工人们闹事影响他们的侵略补给，手段阴得很。
就在这一年，日本军方暗中授意一个叫井上日昭的浪人，把黑龙会特务学校训练出来的60多个亡命之徒收拢到一起，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井上公馆”的机构。可能有人会问，井上日昭到底是个什么人？说起来这人也算是个“异类”，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陆军混了一阵子，觉得军队管得太严、不自由，干脆辞了职当起了无业游民，后来就被黑龙会和军方看中，成了他们在上海的“爪牙头目”。
井上公馆说白了就是个民间和军方勾结的间谍窝点，井上日昭自己当首领，对外就打着中日贸易的幌子掩人耳目。可实际上呢？他们干的全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刺探中国军队的布防情报、暗杀抗日志士、绑架无辜百姓、破坏交通线，甚至还到处收编土匪，把这些打家劫舍的败类改成伪军，让他们帮着日军欺压自己的同胞。后来上海特务机关正式成立，井上公馆才被撤销，里面的核心成员全被并入了特务机关，继续干着祸国殃民的事。
井上日昭第一次来上海是1937年初，那会儿他就混在虹口区的日侨堆里，装成普通商人。后来在南京路哈同大楼三楼租了几间房，开了个“通源洋行”，表面上做着中日贸易的生意，背地里却从日本招了一批浪人当骨干，又收买了一群汉奸当爪牙，偷偷摸摸搞间谍和恐怖活动。没人能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洋行，竟然是日后无数抗日志士的噩梦起点。
“八一三”淞沪之战一爆发，井上就彻底暴露了本性，变得异常活跃。为了帮日军打胜仗，他指挥着手下的浪人和汉奸，在中国军队后方的交通据点、隐蔽处，还有军车往来的公路上，白天用镜面反射日光，晚上就发射信号弹，明晃晃地给日军飞机指路。就因为这，日本空军的投弹命中率一下子提高了不少，多少中国士兵和无辜百姓，倒在了这些精准投下的炸弹之下。
这还不够，井上的手段狠到骨子里。他居然让人在上海郊区各城镇乡村的井沟河渠里投放毒药，不管是中国军队的士兵，还是种地的老百姓，只要喝了这些水，轻则中毒生病，重则不治身亡。除此之外，他还在上海策划了一起又一起绑架、暗杀事件，就是要制造恐怖气氛，让老百姓不敢反抗，让抗日军民分心。那些被他们绑架的抗日志士，往往会遭受残酷的折磨，最后被残忍杀害，连尸体都找不到。
上海沦陷后，井上更是有恃无恐，彻底放开了手脚。他把虹口天潼路菜场横街的一座日本式两层楼房当成了间谍基地，聚集了一群浪人，疯狂地搜集情报、绑架暗杀。这座楼看着平平无奇，门口就用竹竿挑着一面三尺长、二尺宽的小旗，绣着“井上公馆”四个黑字，大门常年开着，也没有警卫，可谁能想到，楼的平台上总有一个面孔阴沉的日本人，死死盯着进出的每一个人。
走进公馆，穿过一个小花圃就是一楼大厅，里面就摆着两张长桌、几条凳子，靠墙放着两张写字台，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可大厅两侧和楼上的小房间，要么是寝室，要么是办公室，里面藏着的全是间谍工具和罪恶计划，一进去就透着一股神秘又阴森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
井上那时候四十多岁，中等身材，脸长得窄长，脸色苍白得像没见过太阳，平时总穿着西装，手里拄着一根手杖，看着文质彬彬，可那手杖里藏着利刃，关键时刻能直接用来杀人防身。他这人平时脸色阴沉，不爱说话，对下属却狠得要命，手下的浪人和汉奸没一个不怕他的。再加上他在日本军部有不少同学和同事，后台硬得很，所以他特别傲慢，连一些日本军官和外交人员都不放在眼里。
井上手下的60多个日本浪人，年龄都在20到40岁之间，公馆里连一个女性都没有，连仆人和厨师都是日本男人。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浪人，他们都在黑龙会或者日本谍报机关开设的间谍学校里受过严格训练，不光有文化、懂军事，还精通情报搜集、易容变装、游泳、驾驶、射击、擒拿、剑术、爆破、暗杀这些阴招。他们大多在伪满或者华北搞过几年情报，熟悉中国的风俗民情，有的还能说一口地道的北方话或者上海话，伪装起来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
更可怕的是，这些人都被灌输了法西斯主义和武士道精神，一个个冷血无情，还特别能独当一面，敢独自潜入中国军队后方执行危险任务。井上曾经吹嘘，他手下这60多个人，能抵得上日本陆军的一个师团。这话虽然夸张，但也能看出来，这帮浪人间谍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也难怪日本军部那么信任他，在上海的日侨和浪人里，他也能有那么高的“声誉”。
井上的行踪特别诡秘，平时很少在公馆露面，大多住在北四川路的新亚酒店，对外接洽事情要么在哈同大楼的通源洋行，要么就临时约定地点，神出鬼没的，没人能确切知道他在哪。可别看他藏得深，手里的权力却大得很。井上公馆虽然不是日本官方机构，但因为间谍活动干得“出色”，得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承认和大力支持，经费更是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井上开口，就能随时向驻上海日军司令部或领事馆领取，没有任何限制。
有了充足的经费，井上和他的手下日子过得十分奢侈，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更加残忍、更加肆无忌惮。除了刺探军事情报、暗杀抗日人士、收编土匪伪军，他们还干了一件特别阴险的事，全面调查中国政府中上层军政人员留在上海租界的住宅、财产和亲友下落，就等着日军侵占租界后，大肆掠夺这些财产，还想用亲友要挟那些军政人员投降。
他们还专门调查上海的留日学生、侨日商人，还有那些失意的政客、在野军阀、无聊文人，把这些人的信息一一记录下来，准备将来从里面挑人，充当各地伪组织的骨干。上海沦陷初期，附近各地伪政权的头目，大多都是井上公馆调查推荐的，这些人全是背叛国家、背叛民族的铁杆汉奸。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井上和他的爪牙还敢调查在上海的日本中上层军政人员和资本家。要是发现这些人有贪污渎职、舞弊行贿的行为，他们要么直接上报揭发，要么就趁机敲诈勒索，要一大笔钱才肯罢休。就因为这样，虽然井上公馆不是官方机构，却有着特殊的权力，不少日本军政要员和侨商都对它畏之如虎，生怕被抓住把柄。
1938年初，日军占领上海和苏南地区后，就开始推行“以华制华”的恶毒政策，先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的新亚酒店成立了“维新政府”，又在各地搞起了伪政权。这个“维新政府”由梁鸿志、温宗尧这些汉奸牵头，各地的伪政权头目也都是些丧尽天良的败类。可这些伪政权都是些空架子，没什么防卫力量，也对付不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就想让井上帮忙，筹组伪军来支持这些伪政权，奴役沦陷区的百姓。
同年2月，“维新政府”设立了绥靖部，井上就是筹组这个敌伪武装特务机构的主要人物，后来还当了绥靖部的顾问。他派出手下的浪人间谍，配合各地汉奸，到处收编土匪和杂牌武装，搞出了三个伪绥靖军司令部，还把塔尾、井手、山口这些亲信派到各个伪绥靖军当顾问官，直接指挥这些伪军干坏事。
上海新亚饭店（日伪特务机构聚集地）
井上收编土匪的时候，手段特别阴，又打又拉。利诱方面，他不光用甜言蜜语哄骗，给那些匪首封好听的头衔，还根据情况发给他们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甚至允许他们走私贩毒，让这些匪首赚黑心钱，好死心塌地跟着他干。他还经常派手下给匪首送军刀、皮靴、雨衣、啤酒、香烟这些东西，有时候还发奖状和奖金，甚至邀请伪军军官和匪首去虹口的日本妓院饮酒作乐，给他们的家属送日本被褥、瓷器、糖果、玩具，用这些小恩小惠拉拢人心。
那些被收买的汉奸和匪首，果然一个个都成了井上的忠实爪牙，跟着他一起残害自己的同胞。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和井上勾结的另一个汉奸组织，黄道会。这个组织是上海青帮“安清总会”的常玉清组建的，常玉清早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早在“一二八”事变的时候，他就和汉奸胡立夫组织了闸北地方居民维持会，趁战乱残害百姓、为非作歹。后来胡立夫被抓伏法，常玉清在日军的庇护下逃到了大连。
“八一三”事变后，常玉清又回到上海，本来想和苏锡文一起搞“上海大道政府”，抢着掌控上海的伪政权，结果来晚了一步，没被苏锡文接受。这时候，日本特务机关长楠本实隆亲自策划，让井上出面，以安清总会为基础，组建了黄道会这个武装特务组织，让他们充当日军的耳目和打手，还派了浪人冢本当黄道会的顾问，直接指挥他们的行动。
常玉清正式收的门徒就有100多人，门徒的门徒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人全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租界还在英、法、美等国控制下，日军不敢明目张胆地在租界捕人杀人，就指使黄道会在租界里搞恐怖活动。黄道会的成员在冢本的指挥下，经常化装潜入租界，调查抗日进步人士的动向，轻则写信恐吓，重则直接绑架暗杀。当时租界里《大陆报》的编辑张似旭、《社会晚报》的主编蔡钓徒，都是被黄道会残忍杀害的，死状极其凄惨。
蔡钓徒
井上还搞了个“万岁俱乐部”，里面的成员大多是混进租界巡捕房的日本巡捕、警官，还有领事馆的间谍。这些人要么在日本当过间谍、警探，要么已经在中国搞了多年情报，个个都是老奸巨猾。他们的任务就是调查租界里的中国失意政客、官僚军阀、退职官员，还有那些所谓的名师名儒、地方名流和帮会组织，还指导上海的日侨伪装亲善，和中国人搞好“友谊”，趁机刺探情报。
这些人搜集到情报后，全交给井上，井上再让冢本和常玉清制定行动计划，派黄道会的人去执行。那些黄道会的暴徒，经常开着小汽车闯进租界，绑架抗日进步人士，把人押回新亚酒店，先进行残酷的拷打，然后用刀杀死，要么把尸体放在浴缸里肢解，要么直接按在浴缸里斩杀。到了深夜，他们再把尸体抬到酒店外的空地秘密掩埋，后来空地埋不下了，就用卡车把尸体运到荒郊扔掉。曾经的新亚酒店，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杀害抗日志士的魔窟，里面浸透了中国人的鲜血。
井上公馆的势力渗透得特别广，上到南京国民党军政机关的高级官员，下到旅馆里的侍者，到处都有他们布置的眼线和密探。再加上井上有的是钱，除了从日军和领事馆领取经费，还能通过敲诈勒索得到大笔收入，他自己挥金如土，对有求于他的手下也毫不吝啬，所以不管是他手下的浪人，还是被收买的汉奸，都愿意为他卖命。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推进，沦陷区的伪政权越来越多，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也慢慢稳定下来，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和伪维新政府就从上海搬到了南京。
1939年，井上在徐州一带倚靠侵略军敲诈勒索，掠夺中国民间的有色金属运回日本，大发横财。
在1938年2月，井上公馆开始把手下的间谍派到中国内陆各个城市，继续刺探情报，佐藤就是其中一个。
佐藤被派到了河南洛阳，为了隐藏身份，他谎称自己祖籍河北保定，是杨氏后代，混在逃难到洛阳的难民里，住在北关外的邙山脚下，靠卖豆腐丝为生。他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穿着一身褪色的铁路工人服，肩挎木箱，用一口地道的北方话沿街叫卖，还搞起了“先尝后买、可以欠账”的规矩，看上去老实巴交、为人厚道，当地老百姓都亲热地叫他“老杨”。
可谁能想到，这个人人都信任的“老杨”，竟是个披着人皮的日本特务。他借着卖豆腐丝的便利，走街串巷，一边和老百姓聊天，一边刺探情报、发展眼线，还偷偷搜集《河洛日报》《行都日报》《战旗》等报纸杂志，从中寻找有用的信息。他还经常给一些动摇分子送啤酒、香烟和小日用品，拉拢他们为自己提供情报，同时调查留日学生、失意政客、在野军阀这些人，为日后成立伪组织做准备。
这种伪装，佐藤整整维持了六年，直到1944年5月25日洛阳沦陷，当地老百姓才惊觉，那个熟悉的“老杨”，竟然换上了日本军服，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在街上走。这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每天打交道的豆腐丝小贩，竟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佐藤之前搜集的抗日动摇分子名单，在洛阳沦陷后立刻派上了用场，当地伪政权的首要分子，大多都是他推荐的民族败类。后来佐藤想去西安继续潜伏，结果混在难民中逃到西安时，被抓住正法，也算是恶有恶报。
除了佐藤，井上公馆还派了一个化名徐志统的浪人，他的真名叫芝原平三郎，生于日本广岛，小时候住在东北，长期在北平、天津一带混，不光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上海话、杭州话也说得十分地道。他受命潜伏到宁波，靠着天宁寺一个操湖南口音的清山和尚帮忙，伪装成湖南米商，在宁波四处交际。
侵华日军宪兵
日军攻打宁波的时候，宁波街头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广告，一张长方形的纸上四周画着粗线，中间写着“仁丹”两个仿宋字，有横式和直式两种，横式表示街巷不通，直式表示可以通行，这其实就是芝原平三郎给日军指路的标记。1941年4月19日日舰进攻镇海时，他还收买了镇海炮台的副官沈香亭等人，让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登陆了，给中国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到了1941年，日军又策划扶植了其他敌伪特工总部和特务组织，觉得井上公馆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就指示井上把它撤销。井上公馆撤销后，井上给手下的浪人做了安排：20多人调到南京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继续做间谍，10多人调入上海日军特务机关当骨干，10多人去南京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教官，训练新的特务，还有10多人被派到徐州、济南等沦陷区大城市，负责掠夺铜、镍、锡、铅等战略物资，运回日本支援战争，剩下几个人则秘密潜入中国内陆，继续搜集情报。
井上本人则带着塔尾等亲信，在京沪线一带继续搞间谍活动，1939年的时候，他还在徐州一带靠敲诈勒索，掠夺民间的有色金属，发了一笔横财。可最让人愤怒的是，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恶魔，在二战结束后，竟然逃脱了战争清算，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后来还成了日本黑社会的精神领袖之一，更是日本现代恐怖组织的鼻祖之一，他犯下的罪孽，就这样被岁月暂时掩盖，却永远刻在了中国人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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