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经济在中国古代经济地理格局及国家结构演变过程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对六朝而言，江南是建康朝廷赋税的主要来源，也是江左政权三百年统治的根基。但六朝江南经济并非匀速直线发展，刘宋元嘉之治与南齐永明之治，都是在克服前一阶段的危机之后才形成的局面。王朝的经济政策与江南百姓的劳作，共同推动江南经济的持续发展。
南齐经济政策推动江南经济恢复发展
永嘉南渡后，建康及三吴地区成为侨姓士族的首选迁徙地。以此为契机，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宋书·沈昙庆传》史臣论盛赞“江南之为国盛矣”，认为从司马睿南渡到东晋孝武帝的“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其间虽经历孙恩起义，但到刘宋时经济已恢复，出现元嘉之治。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然而，从刘宋孝武帝末期开始，江南遭遇严重灾荒。刘宋末年，尚书右丞虞玩之上表陈述财政情况，称“天府所资，唯有淮、海”，指出朝廷财政完全依靠扬州。当时，刘宋青、徐等地被北魏所占，青、冀、徐、兖四州豪强退据淮阴、钟离等地。萧道成便是在刘宋财政危机与军事危机中，在四州豪强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
萧道成称帝四年后崩殂，齐武帝即位改元永明，其统治时期常被史家媲美于元嘉之治。《南齐书·武帝纪》称其政治制度与官员选任有章法，“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旧章，明罚厚恩，皆由上出”；政事运行稳定有效，“外表无尘，内朝多豫，机事平理，职贡有恒”；财政稳健，“府藏内充，民鲜劳役，宫室苑囿，未足以伤财”。从刘宋末年的财政拮据到永明年间的财政盈余，不过十数年光景，这是齐高帝、齐武帝两代推行积极经济政策的结果。
南齐建元初年，江南诸郡再次遭遇水灾。齐高帝采取积极应对措施，除了免除吴郡、吴兴、义兴三郡当年的田租之外，还除宥三郡以及丹阳郡应收而未收的调。永明二年（484），萧子良上启：“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宜在蠲优，使其全富。”他主张蠲优江南，以保证朝廷有稳定的财政来源。
出身清河崔氏、萧道成在淮阴的潜邸功臣崔祖思，曾在宋齐易代之际上书陈述财政税收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四大主张：一是减少徭役、兵役的征发，以保证农民有生产时间；二是开垦更多良田；三是废止封禁山泽的政策；四是抑制豪强兼并。齐高帝采纳其主张，定下“援拯遗弊，革末反本，使公不专利，氓无失业”的指导方针，下诏皇室与诸王不得营立屯邸，也不得封略山湖，让民众享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以维系社会生产。
削减用度是纾缓财政困境的又一有效策略。萧道成在刘宋末年下令，省罢御府、二尚方饰玩，限定中宫及诸王服用。他还上表请求禁止民风奢侈浮华，列出十七条禁令。即位后，萧道成下诏省减太官机构用度，停止与之相关的税收。齐武帝即位后，主政江南的扬州刺史萧嶷上表请求禁止各级官府损公侵民，要求官府澄清公用公田秩石及迎送旧典的开支，由尚书对供调进行审核，并制定相关规定。齐高帝、武帝两朝普遍主张控制皇室用度和官府开支。
此外，萧子良还上奏要求革除租税征收方式弊端。南齐延续刘宋孝武帝以来的制度，在地方上设置台传机构，朝廷派遣台传御史催征赋役、转运税调，并将租税投入市场赚取利润。台传催征往往以“益国”为名，急切且严苛。萧子良呼吁齐武帝重视租税征收过程中的伤民行为，引起了南齐的重视。
建元四年（482），据奉朝请孔觊疏文，江南经济面临钱贵物贱的困境。萧道成为此令诸州郡大规模购买铜炭，广铸钱货。永明年间，齐武帝下诏指出货币短缺导致经济衰退，并推行多项有效措施。一方面，延续此前的铸币政策，遣使入蜀铸钱，增加货币存量；另一方面，命京师及州郡购买米谷丝绵，使官府所藏货币流入市场，加速货币流通。他又下诏扬州与南徐州永明四年的户租，三分之二纳布，三分之一纳钱，既承认钱贵物贱的现实，也减轻了江南民户的经济损失。
检籍是南齐扩大税收来源、摆脱财政困境的又一重要举措。齐高帝于建元元年造籍，次年开始清查户籍以筛除伪冒士籍者。检籍一度激起江南唐寓之之乱，齐武帝于永明八年被迫恢复刘宋籍注。南齐检籍历时十年，可见朝廷扩大税源的迫切性。
江南经济奠定永明之治的根基
齐高帝、武帝推行的经济政策，对维系江南社会经济起到一定作用。《南齐书·良政传》描绘了当时富庶安逸的生活场景：“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从长时段看，永明之治的出现是东汉以来江南经济持续发展的结果。
江南经济以稻作农业为基础。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郡太守马臻主持修建长堤，围筑成湖，鉴湖由此形成。受益于鉴湖水利工程，山会平原北部沼泽地被改造为稳产高产的水稻良田，成为此后八百年间支撑江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农业基地。此后，孙吴在丹阳建湖田，建设浦里塘。尽管这一官办工程未能建成，但民间水利工程多有兴建。如张昭修建娄湖，灌溉水田数十顷；东晋、刘宋时期，官办农田水利工程数量增多；东晋晋陵内史张闿修建曲阿新丰塘，灌溉八百余顷良田；吴兴太守殷康在乌程县修建荻塘，围湖造田千余顷；吴郡太守虞潭修建了拒咸防潮工程沪渎垒；刘宋孝武帝时期，在丹阳尹孔灵符的提议下，朝廷将贫民迁徙到宁绍平原东部进行围湖造田。除官办水利工程外，江南的很多水利工程由侨、吴士族修建。如孔灵符在永兴有水陆之地265顷，涵盖两座山；陈郡谢氏则是宁绍平原东部河谷盆地的重要开发者。南齐建立后，官办水利工程继续推进。齐高帝时，丹阳尹萧子良派遣官吏到丹阳、溧阳、永世等属县进行实地勘察，上表提出对丹阳境内的水利工程进行全面修治，可惠及八千多顷荒田与熟田。江南经济随着水利设施的建设与成片良田的开垦得以持续发展。
建康、京口、山阴、吴、吴兴等城市的繁荣，是江南经济持续发展的产物。建康城中除了官市征税的大市、北市、东市、宫市之外，还有与官廨、住宅区杂处的非官方市场，城内后巷也开设店铺。建康城郊及秦淮河东北岸一线还有十多处草市。草市多在津渡路口等交通枢纽，是商业发展中自发兴起的贸易场所。江南本地商品有三个来源：一是实行部分租调力役纳钱制度而投放到市场上的农产品；二是官府对手工业控制相对放松后投入市场的手工业品；三是从外地流入的物资。
江南通过水道与南方各地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尤其借助长江水系的航道与江、荆、湘、益诸州进行大宗贸易往来。享有免税特权的贵族官僚是长途水运贸易的主要经营者。地方官卸任后从当地攫取的物资被称为“还资”，“还资”随其返回建康并被投入市场。江南市场上有相当部分的商品即为贵族官僚的“还资”。江南与海外贸易渐趋密切，与林邑、扶南等南海十国以及百济等朝鲜半岛诸国往来频繁。建康江岸停泊的贡使、商旅船舶数以万计。
《宋书·沈昙庆传》史臣论曾探讨为何具有同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宋文帝开创了元嘉之治，而孝武帝等刘宋晚期皇帝则导致江南经济衰退。史臣认为是政策差异所致。遵循这一理解，永明之治的出现，固然得益于齐高帝、武帝两代的治国政策，但根本原因是东汉、孙吴以来，尤其是东晋以来江南经济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海外贸易等领域取得长足进步的结果。
原题：江南经济与永明之治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武雪彬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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