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至4月初，一个印度商务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经济发达的上海市、江苏省等地，这是2020年5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以来首个访华的大型印度商务代表团，并因此引发印方和国际商务界的敏锐关注。

早在今年2、3月间，印方商务媒体便迫不及待地披露了“即将有印度商务代表团赴华进行破冰之旅”的消息，并迫不及待地点出了包括绿色能源、电动汽车等商务合作洽谈要点。

3月29日，一个由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德里工商会（PHDCCI）组成的代表团踏上赴华访问之旅，自29日至4月4日，这个代表团先后到访了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等地，并在3月31日以印度工商联合会（PHDCCI）代表团的名义在上海出席了由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马图尔（Pratik Mathur）主持的、与来自中国东部地区领先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间进行的商务圆桌会议，旨在探讨与印度企业开展合作的机遇。总领事馆新闻稿称，马图尔在欢迎代表团来访时指出，印度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拥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结构之一，为国际合作与投资创造了巨大的机遇。

马图尔在致辞中强调了印度在多个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前景，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信息技术产业。他表示，这些领域为寻求可持续增长的印度企业与全球企业开展合作提供了巨大潜力。新闻稿还指出，印度工商联合会代表团此次访问旨在加强印度企业与中国东部地区（特别是中国商业中心上海以及浙江和江苏等快速发展省份）行业伙伴之间的联系。

上述印度地方性商务组织在印度媒体和网络平台上则表示，此次会晤旨在鼓励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贸易联系，并促进两地企业间的长期合作。除产业交流外，此次访问还着重于促进技术合作和推动企业间（B2B）洽谈。

印度工商联合会（PHD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梅塔（Ranjeet Mehta）证实了此次访问，表示访华商务代表团由来自上述地区的八家代表性印度企业代表组成，访华期间与来自上海、浙江和无锡的中国企业进行了会晤。据该行业协会称，这八家公司中有六家是初创企业，业务涵盖电动汽车充电、电动卡车、电池储能和能源交易。

4月7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于静在X平台上发帖称，“五年来首个访华的印度商业代表团刚刚结束了上海之行，两国关系正在解冻”。

2020年5月5日起，中印间爆发严重边境冲突，印方在乃堆拉山口、加勒万河谷等地冲突中受挫，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受此影响，双方本就磕磕绊绊的经贸合作和商务互访全面冻结，在前述代表团访华前，近5年间竟无一个印方正规商务代表团访华，这在保持外交关系的全球两个人口大国暨两大经济体间，无疑是极其不正常的。

观察家们认为，多项因素促成了中印两国包括商务在内的关系正常化。

印度制造商依赖中国的原材料和技术。德里充斥着鹰派国家安全人士和热衷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商人，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华务实的必要性——即使最终目标是减少印度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方面，既不希望助长印度的崛起，也不希望在自身面临诸多其他挑战之际，与中国保持紧张关系。去年的一次会议上，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表示，中印两大亚洲巨头应该跳“龙象探戈”，这句比喻用来形容和谐互利的关系似乎有些牵强。

2月28日美以发动对伊朗战争并持续一月有余，导致全球油价暴涨，航运和国际贸易受到巨大冲击，这对于经济体量庞大，能源原材料却严重依赖进口的印度而言尤其难以承受。印方许多专业研究机构在过去一个月间纷纷表示，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凸显了印度化石燃料的脆弱性，这迫使印度企业转向中国，寻求在电动汽车充电、电池解决方案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展合作。

正是这极为现实且迫切的“救急需求”为此次商务代表团访华“催生”，也正是这种需求让绿色能源、电动汽车等要点早早在印度相关圈子不胫而走。

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梅塔也承认这一功利性，表示，“能源安全对我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中东冲突带来的“问题”背景下。正如他所言，印度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液化石油气（LPG）消费国，严重依赖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能源成本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构成相当大的下行风险，梅塔表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充电领域拥有先进技术，并补充说，“印度需要这些技术”——正因如此，此次访华代表团的组成及结构才如此有针对性。

印度公司企业融资和投资银行（BDO）合伙人阿什什.巴加迪亚（Ashish Bagadia,）表示，此次印度工商联合会（PHDCCI）代表团访华及部分行业投资规则的放宽是“重新燃起投资兴趣的早期迹象，尽管这种改善仍然是谨慎渐进的，而非剧烈的”，自去年以来，中印两大邻国间的关系一直在逐步、温和缓慢但十分稳健地改善，甚至印巴间大规模武装冲突的爆发也未打乱这一进程，而此次美以对伊朗战争的爆发，极可能为这一进程提速。

美国因素也不容忽视。

自去年8月，美国对印度加征50%的关税后，印度朝野迅速凝聚起推动贸易关系多元化、摆脱对美贸易依赖的共识，并把“攻略目标”之一放在了中国。去年莫迪访问了中国，并出席了在中国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峰会，这是7年来首次，此后，两国采取了多项措施以实现关系正常化，包括恢复航班和在边境地区脱离接触。

对此，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兼印度和新兴亚洲经济主席罗素（Richard Rossow ）指出，印度实际上别无选择，因为“印度认识到，由于中国在稀土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如果不与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商业合作，就无法在诸如稀有元素、活性药物成份和高性能电池等印度希望重点发展的新兴技术领域保持竞争力”。罗素认为，如果中国想要维持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增长，“就很难忽视印度日益增长的市场影响力”，正因为此，中方采取了相向而行的相对积极应对。

正如《经济学人》4月7日一篇社论所指出的，“多项因素促成了关系正常化”：印度制造商依赖中国的原材料和技术。德里充斥着鹰派国家安全人士和热衷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商人，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华务实的必要性——即使最终目标是减少印度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方面，既不希望助长印度的崛起，也不希望在自身面临诸多其他挑战之际，与中国保持紧张关系。去年的一次会议上，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表示，中印两大亚洲巨头应该跳“龙象探戈”，这句比喻用来形容和谐互利的关系似乎有些牵强。

然而障碍同样不容忽视。

正如几乎所有观察家所指出的，在许多方面，双方的合作仍然显得笨拙。以印度对待中国投资的态度为例。尽管过去五年中国商品流入印度的流量持续增长，但资本流入却大幅减少，这是因为印度在2020年推出的一项政策赋予了印度官员完全的权力来阻止中国投资提案。上个月，印度政府宣布了两项改革：中国持股比例低于10%的公司将可以绕过繁琐的审查；此外，在资本货物、电子元件和太阳能项目投入等几个关键领域的项目决策必须在60天内做出。

印度政府表示，希望这些措施能够促进整体外国直接投资，一些印度评论员也将其视为“战略转变”。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首先，目前的开放只是部分开放。前印度驻华大使梅农（Shivshankar Menon）表示，新规仍然留下了很多自由裁量权，目前尚不清楚被冻结的投资能否获得批准。最有可能承担在印度投资风险的中国企业是拥有尖端技术的大型企业。10%的持股上限可能会让它们望而却步。德里Dentons Link Legal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帕伊（Santosh Pai,）专门从事跨境交易咨询，他表示，新规措辞含糊，诸如“资本货物”等术语的定义也不够清晰。

印度对外资的苛刻、投资环境的恶劣，和印度外贸诚信的缺乏已严重影响中印贸易和中国对印投资的增长，义乌等地印度客商的“逃单”，以及不久前大连重工等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的不良遭遇，无疑会令更多中资和中国企业视印度为畏途。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尽管犹豫、摇摆，但印方仍羞答答地一步步走向对华经贸关系解冻的单行道：印度工商联合会（PHDCCI）证实，他们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在广州举行的大型贸易展览会——广交会期间，派出更大的代表团再次访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