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过山脚的时候，那片向阳的坡还在。只是石头都老了，长满了青苔，像是许久没有人翻动过的样子。我蹲下来，掀开一块石板，底下空空荡荡的，连蚂蚁都不见一只。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带着些微的凉意，我忽然就想起许多年前的事来。
那时候，五一刚过，天气一暖，山坡上的石头底下便热闹了。蝎子们结束了冬眠，蜷在石头下面，懒懒地一动不动。大一点的叫“老母”，中等的叫“噶大变”，小的叫“蝎虎妮”。我们这些孩子，放学后书包一扔，便往山上跑。筷子劈成两半，顶部削得尖尖的，另一头用铁丝绑紧，再揣上一个塑料瓶子，这便是全部的家当了。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块青石板下发现了一只“老母”，足有寸把长，黑亮亮的，尾巴高高翘起。我的心扑通扑通跳着，慢慢地，慢慢地用筷子夹住它的尾巴。那畜生猛地挣扎起来，钳子乱舞，吓得我手一抖，差点让它跑了。最后还是稳稳地放进了瓶子里，这才长出一口气，心里美得不行。
被蛰也是常事。那疼痛是钻心的，从手指一直传到肩膀，整条胳膊都肿了起来。我们也有土法子，在山上找一种草药嚼烂了敷上，凉丝丝的，能缓解些。实在疼得厉害了，才去村里的卫生室。卫生室的药水是紫的，涂上去像茄子皮，要好几天才消。可好了伤疤忘了疼，第二天照旧往山上跑。
掀蝎子最好的时候是傍晚。太阳斜斜地挂在西边，把山坡染成金黄色的。我们几个小伙伴散开来，各占一片地方，隔一会儿就喊一嗓子：“我掀到一个噶大变！”“我这里有个老母！”有时候为了一只蝎子的归属，还要争上几句，闹一阵，最后哈哈笑着作罢。
卖蝎子是最让人兴奋的事。集上有人专门收，“老母”五毛，“噶大变”三毛。运气好攒够一斤，能卖三百多块，那可是一大笔钱。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收蝎子的老头，戴着老花镜，一只一只地数，慢吞吞的，急得我们直跺脚。钱到手，买笔买本子，偶尔奢侈一回，买根冰棍。那冰棍甜丝丝的，现在想来，似乎还能品出些味道来。学费也是从这里头出的，一个夏天下来，总能攒够大半。
后来上了高中，回乡的次数少了。听说村里兴起了红外线灯，晚上一照，蝎子在石头上爬着，发着荧光，一捉一个准。捉的人多了，蝎子便少了，一年不如一年。等我上了大学再回来，山坡上已经很少有人掀蝎子了。年轻人走了，田地荒了，连山路都长满了草。
这次回来，我在山坡上站了很久。石头还是那些石头，只是底下的生灵早已不见。当年的伙伴们，有的去了青岛，有的去了上海，过年都难得回来。偶尔在微信上聊几句，说的都是房贷、孩子上学的事，再也没有人提起掀蝎子。
太阳快落山了，我准备下山。路过村口的老槐树，看见几个老人坐在那里，佝偻着背，目光呆滞地看着远方。他们看见我，认了半天，才叫出我的小名。我忽然想起父亲的话，他说人就像山上的石头，看着硬，其实经不起风雨。一辈人走了，一辈人老了，山还是那座山，可山上的东西，却再也回不去了。
我回头望了一眼，暮色里的山坡静悄悄的。那些年少的时光，那些石头底下的惊喜，那些冰棍的甜，那些草药的苦，都随着风散了。可不知为什么，它们又都还在，在我心里头，在每一个春天的傍晚，悄悄地醒过来。
活着大概就是这样吧，一边失去，一边记得。像这山坡，虽然没了蝎子，可掀石头的少年，永远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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