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向往山野的辽阔，追寻徒步的自由时，往往容易忽略，每一步踏向未知的脚步，都伴随着与风险相伴的责任。近日，山东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二审判决，让一起备受户外圈乃至全社会关注的驴友坠亡索赔案尘埃落定。63 岁的登山爱好者刘某，在参与 AA 制户外登山活动时擅自离队攀爬未开发的野山，最终失足坠亡，家属将活动组织者诉至法院，索赔 30 万元。最终法院判决组织者承担 5% 的赔偿责任，赔付 4.6 万余元。这起案件的判决，不仅牵动着两个家庭的命运，更撕开了民间户外探险活动长期存在的责任边界争议，引发了全社会关于规则、风险、责任与生命的深度思考。
事件完整始末：一场违规离队引发的悲剧
要完整还原事件的全貌，我们需要把时间线拉回到 2024 年的深秋。本案的被告徐某，是一名资深登山爱好者，平日里组建了一个拥有 330 多名成员的户外微信群，不定期在群内发布户外活动信息，组织同好们参与 AA 制的登山穿越活动。而逝者刘某，出生于 1960 年，事发时 63 岁，同样是一名有着近十年登山经验的爱好者，自 2015 年起便常和同事姜某一同攀爬野山，对户外登山的风险并不陌生。
2024 年 10 月 31 日，徐某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户外登山活动招募公告，主题为 “户外寻秋 11 月 3 日（周日）章丘象鼻山 - 九鼎山 - 笔架山 - 神仙门…… 登山穿越”。公告中明确标注了活动费用为 AA 制 69 元 / 人，同时对报名范围作出了明确要求：年龄范围 6 至 69 周岁，身体健康、无心脏病等慢性疾病史，有自主能力，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公告中还用醒目的文字标注了 “户外有风险，报名需谨慎” 的提示，在报名须知里更是明确写明 “安全第一，不能擅自离开队伍，尊重领队的安排” 这一核心规则。
同日，徐某组建了 “章丘象鼻山活动临时群”，将所有报名人员拉入群中，刘某与同事姜某也在当日入群，姜某随后通过微信向徐某缴纳了两人的活动费用。为了规避活动风险，徐某作为投保人，为所有参与此次活动的人员统一投保了户外包周边游短期旅游保险，同时在临时群内反复确认了出发登车的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2024 年 11 月 3 日，共有 55 名爱好者参与了此次活动，一行人乘坐大巴车抵达济南章丘文祖东张村广场后，正式开始了当日的登山穿越行程。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本该充满秋意与欢乐的徒步之旅，最终会以一场悲剧收场。当日下午 1 时左右，刘某与姜某等五人完成了既定路线的登山行程下山后，并未按照要求前往集合点集合，而是一同擅自前往了活动路线之外的东边山体攀爬。下午 3 时许，刘某在攀爬这座陡峭危险的未开发山体时，失足从十几米高的山坡坠落，当场身亡。同行的姜某发现事故后，第一时间通知了活动组织者徐某，徐某接到消息后，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报警电话与救援电话，尽到了事后的应急处置义务。当晚，徐某便将此次活动投保的保险信息完整发送给姜某，由其转交给刘某家属，协助家属办理保险理赔事宜。
悲剧发生后，刘某的家属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们认为，徐某作为此次户外群体活动的组织者，在户外活动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管理上的重大瑕疵，因此向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徐某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30 万元。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徐某在活动前期已经制定了明确的活动路线，履行了安全事项告知义务，准备了领队、安全绳等基础保障工具，明确告知参加人员不允许超过领队行动，事发后也第一时间履行了报警、救援、协助理赔的义务，已经尽到了合理范围内的大部分安全保障义务。但同时，法院也认定，徐某作为长期组织户外徒步活动的资深爱好者，在组织本次活动时，未对活动路线周边存在的危险情况进行全面提示，也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刘某等人脱离队伍的行为，存在一定的安全保障瑕疵，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而对于逝者刘某的责任，法院明确指出，刘某作为常年参与登山活动的资深爱好者，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身的身体状况、登山技能有着最清晰的认知，更是自身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其常年攀爬野山，应当对户外登山活动的风险有着远超普通人的清醒认知，自愿参与此次活动，就意味着其自愿承担活动相应的风险。在活动过程中，刘某无视活动规则与报名须知的明确要求，擅自脱离队伍，前往活动路线之外的、未开发的陡峭山体攀爬，最终导致失足坠亡的悲剧，其自身行为存在明显的重大过错，根据民法典中的自甘风险原则，应当对自身遭遇的危险承担主要责任。
最终，一审法院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与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徐某承担 5% 的赔偿责任，判决其向刘某家属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 46994.73 元。一审判决作出后，徐某不服判决结果，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最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徐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三大核心争议焦点：全网热议的法理与情理碰撞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一经公布，立刻在全网引发了轩然大波，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热搜，网友们的观点针锋相对，围绕着三个核心争议焦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不同立场的声音背后，是公众对规则、责任与生命权的深度思考。
争议一：非盈利 AA 制活动，组织者该不该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这是本案最基础的争议核心，也是民间户外圈最关注的问题。在很多网友的认知里，AA 制的户外活动，本质上是一群同好结伴出行，组织者没有从中赚取任何利润，只是承担了联系车辆、发布信息的事务性工作，相当于活动的 “牵头人” 而非 “经营者”，不应该承担过重的安全保障义务。
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真的太冤了，一分钱没赚，只是好心组织大家一起玩，结果出了事还要赔钱，以后谁还敢组织这种 AA 制的户外活动？” 还有驴友圈的从业者坦言：“现在民间户外组织本来就很难，大多都是靠爱好撑着，不赚钱还要担这么大的责任，以后大家都不敢组队了，想玩只能自己去，反而会让更多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
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有网友表示：“不能因为是 AA 制，就免除组织者的责任。既然你发起了活动，拉了人，收了用于活动开支的费用，就自然要承担起相应的管理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只要是 AA 制就能免责，那以后随便什么人都能组织高危户外活动，出了事就一句‘AA 制不担责’甩锅，那参与者的生命安全谁来保障？” 还有法律界的网友补充道：“民法典里的安全保障义务，从来都不是以是否盈利为唯一判定标准的，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无论是否盈利，都要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对生命权最基本的守护。”
争议二：擅自离队违反规则，自甘风险能不能让组织者完全免责？
这是本案中最受公众关注的争议点，也是对民法典自甘风险原则适用边界的核心讨论。很多网友认为，刘某的悲剧，完全是其自身无视规则造成的。活动公告里明确写了 “不能擅自离开队伍，尊重领队的安排”，刘某作为有着近十年经验的资深驴友，不可能不知道这条规则的重要性，更不可能不知道擅自攀爬未开发野山的巨大风险。他自己选择了脱离队伍，自己选择了挑战危险的山体，最终酿成悲剧，理应自己承担全部责任，组织者不应该为他的任性行为买单。
有网友直言不讳地说：“都脱离队伍自己去挑战未开发的野山了，还要组织者担责？这就好比你参加一个正规旅行团，偷偷离队去参加高风险极限项目摔死了，还要旅行社赔钱？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还有网友提出尖锐的疑问：“法院一直强调自甘风险原则，那在这个案子里，自甘风险到底算不算数？如果参与者明确违反核心规则，擅自行动造成的后果，还要组织者来承担一部分责任，那既定规则的意义在哪里？”
但也有网友认为，自甘风险原则并不是组织者的 “免责金牌”。有网友表示：“自甘风险，不代表组织者可以完全放任不管。55 个人的大队伍，组织者有没有完善的人员管理制度？有没有定时清点人数？有没有发现有人离队之后及时联系、劝阻？如果这些基础的管理工作没做到位，那确实存在管理上的疏漏，承担一点责任也无可厚非。” 还有网友从情理角度提出：“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没了，家属的悲痛是真实且无法弥补的，法院判决 5% 的责任，更多的是一种情理上的平衡，并没有让组织者承担过重的责任，已经是兼顾了法理和人情。”
争议三：5% 的赔偿责任，是权责对等的公正判决，还是 “人死为大” 的和稀泥？
对于法院最终酌定的 5% 赔偿比例，网友们的看法同样两极分化。一部分网友认为，这个判决已经非常兼顾了双方的权益，5% 的责任比例，是法院在认定刘某自身承担 95% 主要责任的前提下，对组织者轻微管理瑕疵的合理追责，绝非和稀泥。
有网友评论说：“法院已经明确了刘某自身的重大过错，让其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组织者只是因为有一点管理上的小瑕疵，承担 5% 的责任，这个比例非常合理。既没有让无核心过错的人承担过重的责任，也没有让逝者家属完全无处安放悲痛，是既尊重法律、又兼顾人情的公正判决。” 还有网友补充道：“5% 的赔偿金额不到 5 万元，对于组织者来说，并非无法承受的负担，这个判决更多的是一种警示意义，提醒所有组织者要尽到管理义务，而不是为了让组织者‘赔钱了事’。”
但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这个判决依然有 “和稀泥” 的嫌疑，陷入了 “只要发生死亡结果，不管有没有核心过错，都要判一点赔偿” 的怪圈。有网友表示：“法律应该是讲对错、讲因果的，不是讲谁惨谁有理。如果组织者的瑕疵非常轻微，和死亡结果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就不应该让他承担赔偿责任。这种‘人死了就多少赔一点’的判决，看似平衡了情理，实际上是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会让以后类似的案件陷入‘只要出事就要赔钱’的不良导向。”
法理深度解析：自甘风险与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
网友们的激烈争论，本质上是对民法典中两大核心条款的理解与碰撞 —— 即 “自甘风险原则” 与 “安全保障义务” 的边界划分。而法院的判决，恰恰是对这两大条款的精准适用，厘清了民间户外活动的责任划分逻辑。
我国《民法典》第 1176 条明确规定了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这一原则的确立，核心意义就是为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文体活动划定责任边界，鼓励健康的文体活动发展，避免让活动参加者承担无限的、不可预知的风险，从法律层面明确了 “参与者是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 的核心准则。
而《民法典》第 1198 条则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一条款的核心，是要求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尽到与活动风险相匹配的、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其立法初衷是守护参与者的人身财产安全，避免组织者怠于履行管理义务导致风险发生。
很多人会误以为，这两个条款是相互矛盾的，但实际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户外文体活动的完整责任划分体系。自甘风险原则，明确了参与者的核心责任，对于自愿参与风险活动、因自身重大过错造成的损害，应当自行承担主要责任；而安全保障义务，则给组织者划定了责任底线，要求组织者必须尽到合理的风险防控、人员管理、应急处置义务，不能以 “自甘风险” 为借口，完全放任风险的发生。
回到本案中，法院的判决正是对这两个条款的精准平衡。一方面，法院明确认定刘某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擅自脱离队伍、攀爬未开发山体的行为，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直接、核心原因，因此严格适用自甘风险原则，判决其自身承担 95% 的主要责任，这是对活动规则的尊重，也是对自甘风险原则的明确践行，从根本上否定了 “人死为大、全赔全担” 的错误导向。
另一方面，法院也没有完全免除组织者的责任，而是认定徐某存在两个方面的安全保障瑕疵：一是未对活动路线周边的危险情况进行全面提示，二是未能及时发现人员脱离队伍，存在管理上的疏漏。基于这两点轻微的过错，判决其承担 5% 的次要责任，这也是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适用，并没有突破 “合理限度” 的边界。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区分了 “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与 “无限的安全保障义务”。法院充分认可了徐某事前发布风险提示、购买保险、制定活动规则，事后及时报警救援、协助理赔等行为，认定其已经尽到了大部分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只判决了极低比例的赔偿责任，并没有要求组织者承担 “保姆式” 的无限责任。这一点，对于民间户外行业的健康发展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引意义。
行业反思与生命启示：敬畏规则，方能平安归来
这起悲剧的发生，以及后续的全网热议，绝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它折射出的是当下民间户外行业高速发展背后，隐藏的普遍乱象与风险隐患，更给所有向往山野的人，敲响了关于生命与规则的警钟。
后疫情时代，户外徒步、登山、露营等活动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走出城市，走进山野，追寻自然的美好与身心的放松。据相关行业数据显示，仅 2024 年，国内户外徒步活动的参与人数就同比增长了超过 30%，而其中，由民间爱好者通过微信群、社交平台自发组织的 AA 制户外活动，占比超过了 60%。
但与爆发式增长的参与人数不匹配的，是民间户外行业的规范化程度严重不足。绝大多数的民间 AA 制户外活动组织者，都没有专业的户外领队资质，没有经过系统的应急救援培训，很多人只是凭着自己的登山经验，就发起了动辄几十人的大型户外活动。活动前的风险排查流于形式，很多组织者只是简单复制粘贴一句 “户外有风险，报名需谨慎”，并没有对活动路线的风险、周边的隐患进行全面的排查与具体的提示；活动中的人员管理松散，几十人的大队伍，往往只有一两个领队，根本无法做到实时清点人数、及时制止违规行为；活动后的应急预案更是严重缺失，很多组织者连基本的急救设备都没有准备，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开展有效的救援。
而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很多户外参与者对风险的漠视，对规则的无视。就像本案中的逝者刘某，有着近十年的登山经验，本该对山野的风险有着最清醒的认知，但恰恰是这份 “经验”，让他产生了侥幸心理，让他无视活动规则，擅自脱离队伍，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当下的户外圈，这样的心态并不少见：很多老驴友觉得自己 “经验丰富”，就可以无视领队的安排，擅自离队、挑战未开发路线、突破自身能力极限；很多新手觉得 “别人能去我也能去”，没有任何准备就贸然进入深山，最终酿成悲剧。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户外探险从来都不是任性的冒险，山野的魅力，从来都不在于你征服了多少险峻的山峰，而在于你能带着对自然的敬畏，平安归来。每一起户外事故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刘某的离世，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种伤痛，不是任何赔偿能够抚平的。而对于组织者徐某来说，这场官司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哪怕只是 5% 的赔偿责任，也让他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代价。这场悲剧里，没有赢家，只有两个被意外击碎的家庭。
这起案件的二审落槌，不是讨论的终点，而是民间户外行业规范化发展的新起点。法院的这份判决，用清晰的责任划分，给所有的户外组织者与参与者，都上了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对于户外活动的组织者来说，这份判决敲响了警钟：哪怕是 AA 制、非盈利的户外活动，只要你发起组织，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份义务，不是无限的，但必须是全面的、合理的。活动前，要做好路线的风险排查，进行全面、具体的风险提示，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要核实参与者的身体状况，明确告知活动规则；要为参与者购买相应的保险，准备好应急救援设备。活动中，要做好人员管理，定时清点人数，对违规行为及时劝阻，确保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可控的范围内。活动中一旦发生意外，要第一时间履行报警、救援、协助理赔的义务，尽最大的努力减少损害。只有守住了安全的底线，才能不辜负每一份信任，才能让户外活动走得更远。
对于每一个户外参与者来说，这份判决更明确了一个核心原则：你，永远是自身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户外有风险，这句话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我们刻在心里，落实在每一步行动里。在参与户外活动时，要严格遵守活动规则，尊重领队的安排，绝不擅自离队，绝不贸然挑战超出自身能力的风险；要对自然心怀敬畏，永远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永远不要低估山野的风险；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学习基本的户外知识与急救技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对同行的伙伴负责。
山野辽阔，值得我们奔赴；自由可贵，值得我们追寻。但所有的诗和远方，都必须建立在平安的基础之上。法律的尺子，既守护着每一个生命的尊严与权利，也为我们划定了自由的边界。它不是要限制我们奔赴山野的脚步，而是要让我们的每一次出发，都有平安的归途；让我们的每一次奔赴，都能真正享受自然的美好。
愿我们都能心怀敬畏，严守规则，在奔赴山海的路上，既能看见最美的风景，也能守住最珍贵的生命。愿民间户外行业，在规则的守护下，朝着更规范、更安全、更健康的方向稳步前行，让更多人能在安全的前提下，拥抱自然，治愈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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