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中国攀登者为了登顶珠穆朗玛峰，各自筹备数年，耗资数十万。2023年5月18日晚，行至海拔8450米，距离峰顶不足400米时，两人双双放弃攀登。导致行程终止的，是路边一个濒死的陌生女人。更反常的是，两人舍弃梦想把人救下山后，被救者最初只愿承担一万美元救援费中的四千美元，剩余六千美元由施救者自行垫付。
珠峰攀登在近二十年已经高度商业化。报名南坡或北坡的商业攀登项目，个人门槛通常在三十万到五十万元人民币之间。这笔费用涵盖高山氧气、沿途多个海拔营地的建设以及最重要的夏尔巴向导服务。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为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不到海平面的三分之一，攀登者自身的生存已逼近人体生理极限。高山探险界存在一条默认准则：8000米以上无救援。在此高度强制搬运丧失行动能力的成年人，极易导致施救者因体能透支而一并遇难。因此，一旦发生意外，同行人员通常会优先保全自身。
两位施救者均为湖南省登山队成员。时年三十九岁的范江涛是领队，为此次冲顶进行了长期的体能储备与高海拔自适应拉练。五十四岁的谢如祥资历更深，早在1990年便登顶海拔6178米的青海玉珠峰。登顶珠峰是他横跨三十多年的执念，随着年龄增长，2023年被他视作个人体能窗口期内最后一次机会。两人按科学周期在尼泊尔大本营驻扎，于5月中旬等来极佳的冲刺天气窗口。
被救的刘女士时年五十岁。她参加的是“凯途高山”商业攀登队，行程安排极为紧凑。她于5月5日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9日凌晨便离开大本营开始冲顶进程。从抵达高海拔地区到冲击极点，仅用十三天，严重缺乏必要的高海拔适应周期。5月18日上午10时38分，刘女士在夏尔巴向导带领下完成登顶。但在随后的下撤途中，致命失误发生。在8400米以上的极寒区域，刘女士与向导出现沟通错位。向导直接脱离雇主单独下撤。刘女士失去协助，下降器死死卡在崖壁的安全路绳上。极度缺氧状态下，她无法自行解开锁扣。随着夜间气温降至零下三十度，氧气耗尽，右手因无手套保护严重冻伤变黑，身体逐渐失去知觉。
18日晚8时20分左右，范江涛带领的冲顶小组行至8450米处，发现了被困的刘女士。要继续向上攀登，范江涛必须解开自己的安全锁扣，绕过她的身体再重新挂绳。在确认对方是中国同胞且尚有微弱生命体征后，范江涛停止了冲顶动作。随行夏尔巴向导根据经验判定伤者无法存活，催促范江涛继续前进。范江涛向上行进约二十米后，决定折返施救。他取下自己的备用氧气瓶为刘女士接通，将高山羽绒手套戴在其裸露的右手上，并喂食温水和巧克力。8450米海拔的施救动作极其消耗体能。刘女士恢复基础意识后，范江涛与向导共同搀扶其下撤。下移不到一百米，刘女士体力再次耗尽陷入昏迷。范江涛体能也达到极限，无法继续搬运。
范江涛被迫将刘女士安置在雪地中，自行向下寻找救援。下撤三十米后，他遇到了晚于自己出发的谢如祥。谢如祥了解情况后，同样做出了放弃冲顶的决定。为将人活着带回营地，谢如祥当场向自己雇佣的尼泊尔向导承诺一万美元悬赏，指令其协助搬运伤者。重金驱动下，向导承担了主要的背负任务。谢如祥与范江涛在两侧及后方提供协助。从8450米至7950米的C4营地，垂直落差五百米。救援小组夜间耗时四个多小时，于19日凌晨1点成功将刘女士转移至C4营地交由其所属队伍照料。
危机解除后，救援费用的清算引发了波折。根据后续披露的客观情况，在双方初步沟通救援费用的承担比例时，刘女士方面仅同意支付四千美元。面对六千美元的缺口，范江涛与谢如祥没有做过多争辩。两人直接自掏腰包补齐了款项，以个人名义将一万美元全额支付给了参与救援的尼泊尔向导。此举意味着，他们不仅舍弃了攀登珠峰的沉没成本，还额外承担了救人的经济代价。
此事披露后引发公众广泛关注。舆论焦点集中在向导的失职以及被救者对费用的态度上。面对大量的网络指责，谢如祥主动通过公开渠道发声，呼吁公众停止对刘女士的言语攻击，明确表示救人的初衷是为了让对方活下去，而非制造舆论围攻。
2023年6月上旬，凯途高山公司公开发布情况说明。声明承认公司在人员管理和向导服务上存在严重失误，确认向导在没有保障队员安全的情况下单独离开属极其违规行为。凯途高山对范江涛和谢如祥的施救表达感谢，并宣布由公司全额承担此次救援产生的一万美元费用，随后将垫付款项如数退还给两人。
如果一个人花了几十万人民币，准备了三十年，目标就在眼前三四百米的地方，为了救一个没有任何交集的陌生人直接转身下山，事后算账时对方还砍了六成的价，换作是你，垫付那六千美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桩买卖亏得实在有些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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