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3月21日上午，杭州宋史沙龙“宋代政治史新探索”学术工作坊在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三省阁举行。与会各位学者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吴铮强教授新作《忠臣之变：大宋989-1051》出发，围绕宋代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中“确定性”与“可能性”的关系、学术研究与公共史学的关系以及史学通俗读物写作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复旦大学鲁西奇教授就本书的出版策划与结构提出建议；清华大学方诚峰教授就书中的一些细节和推论与吴铮强教授展开商榷；华中师范大学林岩教授指出，面向公众的写作者，适当的想象会激发大家探索的兴趣，但政治史研究中对想象力的把握运用，离不开专业学者的学术积累和阅历。湖北大学刘广丰副教授委托他人宣读发言稿。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况正兵、本书责编李信从出版行业的角度对通俗史学作品写作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议。相关议题引起各位老师的热烈探讨，在充分、坦诚的讨论后，浙大城市学院包伟民教授做总结发言。活动结束后，吴铮强结合更多的读者意见，在回应这次沙龙上讨论的基础上，就《忠臣之变》《官家的心事》等历史写作展开进一步阐释。
自《忠臣之变》《官家的心事》两部小书面世以来，我始终身处学界与读者的多重讨论之中，也真切感受到了我与学界同行之间的相互迷惑。专业读者对我的写作范式难以理解、无法接受，甚至产生诸多与我实际研究和写作初衷相悖的想象；而我在研究中秉持的对历史、政治的基本认知，在不同学者的“常识”体系中却显得格格不入，若非坦诚交流，几乎无法达成共识。非常感谢浙大城院历史系组织“宋代政治史新探索”学术工作坊，活动中各位学者提出的意见与讨论于我而言尤为珍贵。刘广丰老师指出的耶律元与寇准取犀带“半年始致”等具体意见对我修正文稿有确切价值。我也希望通过这场交流，直观把握专业读者对我写作的理解逻辑，进而澄清我的研究立场、写作初衷与学术思考。
我没有成为畅销书写手的计划
我从不否认自己希望《忠臣之变》《官家的心事》能获得更好的市场传播与销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准备转型成为专职畅销书写手。在我看来，专业历史研究写作与畅销书创作属于截然不同的工作体系。畅销书的创作，需要精准研究社会市场需求、读者心理偏好，甚至要设计完整的营销方案，以迎合大众、提供情绪价值为核心目标；而我的写作，自始至终没有介入任何市场化策划环节，也从未刻意为读者提供情绪价值。我甚至更愿意做一些与市场流行趋势相悖的学术尝试，比如市面上有以歌颂宋仁宗为核心的畅销历史作品，我便专门写作结合学界研究成果与某些个人观察的小书，希望向普通读者介绍宋史学界对宋仁宗的基本理解，而非跟风吹捧。
也正因如此，似乎有同行认为我书中那些看似“离奇”的解读，是为了迎合市场刻意制造“阴谋论”噱头并最终流于失败，而我对此深感痛苦与沮丧——这种担心实在大可不必。我的小书中所有看似大胆的解读，都源于我对史料的个性化趣味探索，是我基于专业研究的真诚表达，即便其中存在谬误，也是学术探索过程中的自然试错，绝非刻意迎合市场的功利性行为。于我而言，这样的写作是乐在其中的过程，无论是《寻宋》系列，还是《忠臣之变》《官家的心事》，我在写作中从未有过纠结与妥协。而出版界对我的定位，也始终是专业历史学者，而非通俗畅销书作者，这也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方向。（写到这里我会联想到《大话西游》里白晶晶气急败坏地诅咒强盗至尊宝要转型去当书生的情节。）
具体而言，《官家的心事》最初源于音频节目的普及类约稿，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避开市面上流行的吹捧宋朝的话题，也不脱离自己的宋代社会史研究领域，选择宋代宫廷政治这一通俗性强、大众普及率极低的议题，按照传统史籍的叙述做基础普及。我最初完全没有写“阴谋论”、大开脑洞的计划，只是想老老实实讲好宋代宫廷政治的故事。但韦兵老师关于“斧声烛影”的全新研究深深吸引了我，再加上我对寇准的研究不断深入，当我真正试图依据史籍记载讲述宋代宫廷政治故事时，却发现几乎所有叙事都讲不通，诸多记载本质是政治运作过程中刻意制造的谎言，呈现出“彼此明知是谎言，却依旧沿用叙事”的荒诞状态。在此之前，我从未对宋代具体政治事件产生过研究热情，正是这次通俗化讲述的尝试，让我意识到传统宫廷政治叙事的虚假性，也让我正式开启了从“历史书写”视角重新解读宋代宫廷政治的研究。这个过程对我而言极具探索乐趣，唯一的纠结是如何平衡史料引用与通俗阅读。最初《官家的心事》我采用“史料原文+白话翻译”的形式，自认为这已经是通俗化的极致，可读者反馈大量史料引用造成了严重的阅读障碍。所以在《忠臣之变》中，我彻底调整写法，全程用白话讲述史料，却始终保留以史料推理的核心写作逻辑。有同行建议我，畅销书应该放弃史料推理，只做单纯的历史过程叙述，我深知这个建议偏离了我的写作初衷。即便两部作品起源于普及类音频选题，最终成型的书稿，却是历史书写视角下的推理类学术写作。
这个过程中我也确立了自己的写作姿态：聚焦能引发小众历史爱好者兴趣的选题，结合自身研究兴趣与专业技能，面向非专业但具备历史素养的读者开展研究写作，此阅读门槛始终是存在的。这种写作姿态或许独一无二，但没有必要引发误会。至于纯粹面向市场的图书策划，我其实也有过考量，但那个赛道更具挑战性，认为学者放弃专业底线就能写出畅销书的想法似乎过于可笑了。
通俗写作如何促进专业研究
《官家的心事》其实经历了由纯普及向专业研究通俗写作的转变，转变的契机是通俗化讲述会暴露宫廷政治传统叙述逻辑上明显的错乱。这种契机的产生，源于通俗讲述与专业研究的不同习惯：当代史学的专业研究习惯于点对点的论证过程，这种论证过程对人物行动与事件演进的还原需求其实是相当低的。通俗讲述就完全不同，人物行动与事件演进是最核心的要素，而大量历史书写不符合人物行动与事件演进的基本逻辑，这就产生了“探案”式历史研究的明确需求。
这个过程必然产生大量推理，也暴露了点对点所谓实证研究的严重缺陷。很多看似证据确凿的实证研究，若置于人物行动与事件演进的网络中，便显得毫无说服力。活动中尹成波兄反复以司法审判的实务来说明推理式历史研究的合理性，我自然是特别认同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看似特别严谨的司法审判中的事实还原过程，同样是事实消逝之后的推理过程，推理的依据只是某些关键证据，具体情节通过陈述与想象重新构建；第二，这样一个看似主观的事实还原过程，有一个比较苛刻的检验标准，即可能还原案件发生整个时间线的全部过程，而不能跳开具体情节直接论证案件的终极行动。
比如《忠臣之变》中澶渊之役（盟）过程的解构与重建，脑洞大到了自己都觉得过于离谱的地步，也超出了原来的研究计划。但之所以要推翻原有的历史叙述，根本不是为了给读者制造更加“精彩”的情节，而只是因为在确定射杀萧挞览时真宗与寇准根本不在澶州城内，既有的历史书写因此轰然坍塌，依靠推理与想象重新还原人物行动与事件进程就成为历史研究的硬性需求，历史研究的任务也就因此从所谓的“实证”，演变成合理性推理与想象的智力竞赛。（当然在这方面，李开元先生已有非常成熟的探索。）
政治史的边界与“阴谋论”的再认知
据说有人认为这两本小书“根本不是政治史”，我猜大概是被理解为“文化史”了。其实是“什么史”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政治史本来也不是我的研究方向。我最初研究寇准，只是想写一篇“制造寇准”之类讨论形象演变的小文，确实属于文化史范畴。但面对学界的质疑，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梳理宋代政治史的研究范式，界定政治史的核心范畴，也厘清我对“阴谋论”的认知与立场。
在传统认知中，宋代政治史的核心议题被限定为治国理政、政治秩序、政治理念、制度机制、政治运作与政治批判，宫廷政治因核心是权力博弈，被视为历史书写的“阴暗面”，被认为与主流政治议题无关，甚至被排除在政治史范畴之外，这与其他朝代政治史研究形成了鲜明差异。我始终觉得这种认知并不合理，宫廷政治是宋代政治运行的核心场域，权力博弈是政治活动的本质内容，将其排除在外，无异于割裂了政治史的完整脉络。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政治史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传统政治史围绕朝廷功罪录、治国理政、意识形态三大核心展开；现代政治史的核心特征是去意识形态化与去工具化。去意识形态化，意味着政治理念不再是研究的核心；去工具化，意味着不再将国家治理视为社会运作的源动力，而是将其看作社会运作的一个环节。现代政治史的正常学术形态，理应遵循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嵌入社会史三大趋势。但宋代政治史研究有其特殊性，因其自身政治文化高度发达，深受传统意识形态与当代意识形态的双重裹挟，去意识形态、去工具化的现代转型并未充分完成，这也是宫廷政治被长期忽视、相关研究被视为“异端”的核心原因。
在我看来，政治史包含三大核心部分：其一，权力博弈，这是政治的本质，宫廷政治作为最高权力的核心场域，是权力博弈的集中体现，属于政治史的固有内容；其二，阶层利益与集团政治诉求，这是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其三，以政权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与意识形态演变，这是政治史的宏观延伸。基于这一框架，宫廷政治绝非政治史的边缘议题，而是核心场域；权力博弈也绝非旁门左道，而是政治史的核心研究对象。
对于“阴谋论”的议论，我专门让三款AI工具对“阴谋论”进行界定。其实“阴谋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义：一种是无贬义、指向事实、可验证的政治阴谋预设；另一种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舆论或心理效应，属于无依据的臆测。我完全承认两本小书有大量第一种定义的“阴谋论”，坚决否认有任何第二种意义上的阴谋论色彩。《忠臣之变》《官家的心事》中对宫廷政治、权力运作的解读，均依托史料记载、政治逻辑与事件脉络展开，是对宋代高层政治阴谋的合理预设与验证，而非神秘主义臆测。
关于这个议题，活动中诚峰兄对寇准定策之功的质疑是特别突出的案例。宋太宗与寇准商议立储时，寇准以“三不可谋及”作答。我认为，这一表述是儒家君臣伦理下，对寇准深度参与定策、支持宋真宗（赵元侃）的掩饰，结合寇准与宋真宗集团的长期绑定——成为宋皇后妹夫、打击赵元僖集团等史实，足以证实寇准是定策的核心参与者。而诚峰兄等学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三不可谋及”是后世追述的虚构内容，目的是拔高寇准的历史地位，进而质疑寇准是否真正参与定策。
我相信，我们的分歧并非单一的实证问题，而是对政治本质的理解差异。部分学者遵循宋代“去阴谋论”的政治规则，将政治运作视为公开、规则化的行为；而我始终认为，权力博弈与“去阴谋论”的表面规则是并行不悖的，高层政治的核心决策往往隐藏在公开叙事之下，历史书写的目的之一，就是掩盖真实的权力运作。这里我十分认同林岩兄的观点：历史研究者必然有自身的价值与理论预设，预设的清晰与多元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我的研究以现实主义、行动主义及结构主义为基本倾向，淡化治理主义、规则主义与抽象政治理念。我的道德诉求指向历史人物行动中的人格构建，比如寇准的“侠宦意识”，而非超越个体的政治理念或统治手段，这也是我研究范式的核心特征。
过度解释、推论与想象的学术合理性
过度解释与推论、主观猜测与想象，是两本小书遭遇的另一大核心质疑，有师友甚至认为这直接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我承认小书中存在过度解释与推论、猜测与想象的成分，也清楚这类写法存在学术风险。但我仍想从历史研究的本质、史料的局限性、叙事重构的必要性出发，为这一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做出辩护。
我并非无原则地为过度解释辩解，相反，我曾撰文批评《朱熹的历史世界》存在典型的过度解释问题。《朱熹的历史世界》试图证明宋孝宗联合道学集团推行政治变革，这一命题建立在孝宗与道学人士有限联系、对道学思想有限肯定的基础上，与孝宗的实际政治部署严重背离，属于易被证伪的宏大命题过度推导。而《忠臣之变》《官家的心事》的过度解释、推论与猜测，均针对历史记载的空白区域，是对史料缺失细节的补充，而非对宏大议题的无依据论证。比如在提出宋对辽的间谍或秘密外交策略之后，诸如康保裔投降、寇准赴行在、辽人降宋等情节，都被我解释成间谍策略的实施过程，我承认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证实的推论。
澶渊之役中萧挞凛被射杀的情节，是我运用推论与想象的典型案例，也是学界争议的焦点。传统主流叙事将萧挞凛之死归为交战中的意外事件，但史籍明确记载，这一结果源于小人物张皓提供的情报。我在此基础上，结合宋辽秘密外交的设定，进一步提出“张皓的情报由辽方主动提供”的推论。这个推论看似脑洞极大，也没有直接实证支撑，但我认为它具备学术合理性：首先，这个推论是对具体情节的补充，而非在已有推论基础上对宏大议题的二次推导，其前提是“宋辽存在秘密外交”这一核心设定，并非凭空制造；其次，这个推论虽无直接证据证实，却也无史料可以证伪，属于历史书写中合理的想象补充；最后，若抽离这一推论，萧挞凛之死只能以“意外”解释，而“意外”是历史研究中最不负责任的叙事方式，无法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针对诚峰、相卿兄提出的“张皓只是低级翻译，其事迹是沈括的夸大虚构”这一平行推测，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张皓的低级翻译身份，恰恰符合“辽方主动传递情报”的角色设定，低级人物不易引起关注，是传递秘密情报的最合适人选；而且沈括没有理由完全无中生有虚构张皓的事迹，至少张皓在澶渊之役中的存在是客观史实，他必然在事件中发挥了特定作用。
我如何重建澶渊之役的历史叙事
包老师总结中提出，我的很多推论过于单一，既然都是推论，就应该对多种可能性进行比较。事实上我的很多推论都做过此类推演，只是其他可能性在我看来确实无法展开。比如我推论间谍战的起点其实是射杀萧挞凛时真宗与寇准未至澶渊，这个情节的相反推论可以是真宗与寇准其实已经抵达澶渊，未至澶渊只是刘皇后与王钦若刻意篡改历史的结果，直到仁宗朝才把寇准的真实历史交待清楚，事实上寇准神道碑就是这样解释其叙事与之前国史严重冲突的。但我认为这种推论过于荒唐，因为要掩盖寇准功劳有无数方法，刘皇后与王钦若没理由为寇准而篡改真宗本人的光辉历史，在我看来这违背了宋朝政治最根本的原则。张皓的情节也类似，沈括固然有可能夸大甚至虚构姻亲的相关情节，但毕竟不能否定张皓在澶渊之役中的客观存在，就好像李晖达老师提到的沈括夸大活字印刷术但并不能因此否认毕昇的存在。何况张皓的存在对朝廷与高官都是忌讳，沈括如果无中生有就完全是自找麻烦。既然张皓在宋辽交战关键时刻存在并被记录，那么他应发挥了某种特定作用。而我的解释中张皓本来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工具人，与其隐没并不冲突。
这里以澶渊之役为例，交待一下我重构历史的比较复杂的过程。其实直到为寇准撰写完整的书稿时，我都没有重新研究澶渊之役的计划，本来只是想综合既有研究将寇准的生平交待完整。麻烦的首先是康保裔降敌的裴村之战中宋真宗的表现过于滑稽离谱，以前自己不涉足这些议题也就当一笑了之。轮到自己写的时候，因为之前研究乾祐天书已经意识到宋真宗有高超的权谋能力，绝非懦弱无能滑稽之辈，因此传统的裴村之战叙事我是无论如何无法复述的。更何况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裴村之战时寇准赴行在陪在真宗身边，这就进一步确定了既有叙事是一个弥天大谎。其次当然就是射杀萧挞凛时真宗与寇准不在现场的问题，对我而言这两点彻底摧毁了传统的叙事逻辑。
重建叙事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既有的一些边缘知识就被推到了关节点上：1、张皓的情报；2、真宗议亲征是长期谋划，远早于辽军入侵与寇准拜相；3、宋朝建立以来宋辽两国其实有秘密外交的传统；4、真宗亲征寇准始终陪伴（裴村与澶州），所以寇准是真宗外交计划的核心参与者；5、真宗亲征澶渊与辽军南征的时间线其实非常漫长；6、澶渊之盟本身就是由王继忠穿梭的秘密外交的结果。
依据这些关节我就形成了这个猜想：真宗朝宋辽之间有长期的秘密外交进程，寇准是关键的策划与参与者。但到此为止我仍不敢下笔，我的假设是秘密外交作为重大决策，史书中多少会保留决策与实施过程的痕迹，并且设定找不到这方面记载就放弃这部分写作。这就像乾祐天书部分的写作，其实是确定有两次天书之后，就提出了两者理应有政治冲突、第一次天书的内容应该与权力斗争直接相关的假设，也是设定如果找不到直接的文献依据就放弃写作。结果好不容易在《长编》的仁宗部分找到了真宗要活三万日的天书内容，从而为两次天书的政治意涵提供了完整的解释。而澶渊之盟就秘密外交决策与实施，就是很快发现寇准在太宗端拱年间两次参与御戎策讨论大获重视，寇准奏议内容未保留，但可以明确决策的方向是议和与间谍策略，这就与通过秘密外交达成议和的结果完全一致。同时发现这期间有大量降宋的契丹政治人物，当然也就被我纳入到了秘密外交实施过程的叙述中。
所以我重建历史叙述的逻辑是：1、确定既有叙事根本无法成立（自相矛盾、不符合常识）；2、通过边缘化的确定事实重新建立当时的政治逻辑与历史进程的假设；3、发掘可以直接证明新假设的文献依据；4、用新史料与新逻辑全盘重建历史叙事。在这个过程，如果局部地看问题，最后一步就会呈现出过度解释与证据不足的猜测与想象。但从整个证据链与逻辑链来讲，这些猜测与想象就是丰满了一个可以证明的推论。
“娘娘烙大饼”困境与历史真相的追索
对于宋辽秘密外交这一假说，我个人认为是既有文献依据又符合宋辽关系中的惯例与常识。在此基本设定基础上，我又提出一系列历史解释，从而重新构建了从定策之功到澶渊之盟、乾祐天书整部寇准参与的真宗朝政治史的叙述脉络，其中有诸多具体情节的猜测与想象。活动中很多师友提到人生阅历与历史理解的密切联系，但由此也产生认识论层面的根本困惑。这就是鲁西奇老师提出的，这样的历史解释无法摆脱贫民想象娘娘烙大饼的嫌疑，并且追问你还在历史研究中追求“真相的还原”吗？诚峰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就是认为阴谋论只是没有参与过高层政治运作的人对政治的无端想象，换言之只有真正参与高层政治的人才能意识到阴谋论很难出现在高层决策中。
这一议题已经上升到了历史认识论的层面。“娘娘烙大饼”的核心逻辑，是认为非高层政治参与者，无法理解高层政治的运作规则，进而否定对高层权力博弈的研究价值。但我始终坚信，权力博弈是所有政治活动的核心构成，这是跨越层级、跨越时代的政治本质。商业史研究不会否认商人经商的核心目的是盈利，同理，政治史研究也不能否认政治运作的核心是权力博弈。否定高层政治中的权力博弈与阴谋策划，本质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信念，而非客观的历史认知。我虽未参与任何层级的政治决策，但依托史料与逻辑，完全可以对政治的本质规律做出判断，这与“娘娘烙大饼”式的主观臆想有着本质区别。何况“只有高层参与者才能理解高层政治”的预设本身存在无法回避的认知悖论。如果高层政治中存在阴谋与权力博弈，决策者的第一诉求必然是掩盖，而非揭示。历史书写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为高层政治粉饰、掩盖真实的权力运作，因此即便是高层参与者，也未必会留下真实的记录，后世研究者更无法通过“亲历者叙述”获取真相。这一悖论恰恰证明了我研究方法的合理性：依托史料推理、解构历史书写的谎言，是还原高层政治真相的唯一路径。
面对“是否还在历史研究中追求真相还原”的追问，我的答案十分明确：我当然仍在历史研究中追求历史真相的还原，只是我对“真相”的理解本来就只是“符合主观逻辑检验的必要设定”。一方面人类认知中的“真相”必然包含研究者的主观加工，另一方面人类需要“确定性”来构建认知世界，历史研究的“真相”是符合主观逻辑检验的必要设定。就此而言，“娘娘烙大饼”的认知困境既无解又没有必要彻底解决。宫里的太监不会向乡野村民解释娘娘的饮食习惯，而无论受限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太监甚至娘娘本人也未必能客观、准确地描述娘娘的饮食史。正因为如此，历史研究所追寻的“真相”并不依赖于客观事实本身，而是依据史料、逻辑与研究者的理念重构历史叙述的一个过程。这仍是林岩兄提到的话题，研究者或写作者无法超脱自己对世界的预设，但理应对自己的预设有所自觉，而不能产生类似“一道德”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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