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能不能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阶段？
林毅夫谈到一个话题：中国还能不能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阶段。他认为能，因为有后发优势。什么是后发优势？主要说的是技术创新上 1-100 的突破，这也可以说是成本优势。0-1 是长期环境培育出来的，在资本投入上成本也高；而 “1-100” 的突破是应用性创新，成本要求较低。DeepSeek 就是典型的例子，老话叫 “后来者居上”。林先生的后发优势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 WTO 后，中国受益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与技术，实现了后来者居上的 “士兵突击”；但是，这种后发优势随着全球市场规则的重构，已经进入尾声。
林先生认为中国仍有极大的后发优势，有两个支点：一是人均 GDP 还很低，二是人才基数很大。先看第一个支点：人均 GDP。中国的人均 GDP 与美国相比差距还非常大，中国的人均 GDP 不到美国的 20%，这说明生产效率还较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技术利用率还不高。但人均 GDP 低不等于后发优势强，生产效率低也不等于 1-100 的技术创新突破不够突出。再好的技术创新，最终要以体制机制的形式来推动经济高增长；所以才有了杨小凯的 “后发劣势”。杨先生认为后来者居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技术的模仿与制度的模仿，技术模仿比较容易，制度模仿比较困难。
其实，林毅夫的后发优势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各自独立的一面。中国 1-100 突破的成功，恰是举国体制的优势，与制度模仿没有必然关系；但要想实现 0-1 的突破，就会凸显杨小凯所说的 “后发劣势” 问题。市场经济的驱动力是竞争，竞争的目标是效率。中国经济现在要探讨的，不是 “还能不能进入新的高速增长阶段”，而是 “怎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增长” 的问题。WTO 时代已经落幕，新时代的竞争格局决定了中国必须放弃在 “后发优势” 上躺赢的思维定式，付出更高成本，才有可能实现 0-1 的突破。
林先生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是人口大国，出现创新型人才的概率虽然低，但人才总量非常大，这说的是基数优势，很有道理，但也不能绝对化。14 亿人口基数庞大，不等于按平均水平中国就能拿到五分之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简单的人口数量推论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误区。
印度出生率远高于中国，但中国的 GDP 是印度的 5 倍左右；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GDP 占比已从高峰期的约 70%，降至目前的 60% 左右。中国的未来在于长期主义，短期内不再追求高增长，这是清醒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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