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我们一同探寻了贵阳深厚的书院文化,而当历史的指针拨向近代转型之际,新式学堂也在南明这片土地上悄然兴起。
新式学堂与传统书院究竟有何不同?学堂是顺应近代化浪潮而生的教育机构,相较于传统书院,它的课程设置更侧重西学,教学内容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旨在培育具备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而非单纯的科举应试者。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从未停止对“救国图强”真理的追寻。在戊戌变法的浪潮中,维新志士始终将教育改革作为变法维新的重要内容。彼时,贵州已创办起学习西学的经世学堂、武备学堂等,为这片土地培养了一批拥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
本期为系列首篇,聚焦经世学堂与贵州武备学堂;后续将分两期,依次讲述师范学堂、蚕桑学堂和西南公立法政学堂,以及达德学堂和通省公立中学堂的办学历程。
一、经世学堂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贵州学政(学政相当于今省教育厅厅长)严修在维新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改革贵阳的学古书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学古书院改名经世学堂。经世学堂的创办,是严修教育改革思想的具体实践,也是传播近代教育的重要阵地,树立了一代新风。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十三岁的李端棻回到贵阳,受聘主讲经世学堂。继严修之后,他大力提倡新学,积极传播西方先进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在他主讲经世学堂期间,以《新民丛报》为教材,向学生讲授“卢梭论”、“培根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并以此出题,课考诸生。此外,他还讲述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这些思想的传播,有助于打破贵州思想学术相对落后闭塞的局面,具有重要启蒙意义。
李端棻在经世学堂为学生讲授“卢梭论”
经世学堂培养出众多优秀毕业生,在当时贵州崭露头角。
从严修开始,清末经世学堂走出了贵州历史上一批学兼中西的人才,他们对贵州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姚华(1879—1930年,贵阳人),被誉为“诗文书画冠五洲‘镜底名花’称一绝”的学者、书画家、诗人、教育家。
黄干夫(1871—1935年,贵州安顺人),贵阳算学馆和达德学校的创办人,被誉为“创‘达德’披荆斩棘,兴实业功在桑梓”的名人。
周恭寿(1876—1950年,贵州麻江人),历任省立贵州大学校长,贵州首届教育厅厅长,是省内外知名的教育家。周恭寿从经世学堂毕业后,任贵州大学堂教员,在贵州教育战线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气宇轩昂一美才,矢志办学多贡献”的名人。
王延直(1872—1937年,贵阳人,原名王怀彝),著有《普通应用论理学》,曾东渡日本留学,是清末民初在云南、贵州两省引进和传播西方逻辑学的先驱。被誉为“逻辑研究开先河,文字书法冠黔中”的名人。
钟昌祚(1873—1912年,贵阳人),因在学堂读书期间博览群书,较早接受西方新学,在当时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下,立志拯救国家危亡。后在南明区境成立贵州自治学社,是贵州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
二、贵州武备学堂
清政府推行新政,目的虽是改进统治方式、强化封建统治秩序,但培养新式军事人才、编练新式军队必然成为“新政”改革的首要举措,贵州亦是如此。贵州最早诞生的新式学堂即为武备学堂,这便是很好的例证。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贵州巡抚王毓藻就向朝廷上奏,请准贵州仿北洋武备学堂章程设立新式军事学校,获准后,即派贵阳知府严隽熙在省城次南门外旧铸钱局(原贵州教育学院所在地)修建校舍,创办贵州武备学堂。次年夏,第一批学生入校。学生由各县保送,或从各文武官员子弟中遴选,共计88人。课程设有战术、兵器、剑术、马术以及国文、历史、数学等。光绪二十八年,巡抚邓华熙重启办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练兵处会同兵部奏拟《陆军小学堂章程》,开始在全国各省设立陆军小学堂,宗旨为“一切教育,以忠君爱国为本原,德育、体育为基址,振尚武之精神,汰叫嚣之陋习”。学制三年,每所学堂定额为90名至300名不等,入学年龄为15岁至18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贵州陆军小学堂正式成立,至辛亥革命时共办五期,毕业学生500余人。
陆军小学堂学生正在操练
尽管政府一再强调“忠君”,但由于封建统治已走向末路,陆小学生深受清末新思潮影响,积极投身革新政治、洗雪国耻等爱国活动,加之总办杨荩诚倾向革命,对学生的行动给予诸多支持,因而陆小学生在贵州辛亥革命中成为一支骨干力量,这是清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从经世学堂的思想启蒙,到武备学堂的军事革新,南明区的新式学堂不仅是近代教育转型的缩影,更孕育了一批推动时代变革的先锋力量。这些学堂的故事,既见证了贵州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跨越,也彰显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救国图强”的执着追求,为后续的教育发展与社会变革埋下了重要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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