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八八年秋天的事，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年的桂花开了两茬，九月份开过一回，十一月份又开了一回，整个厂区都是甜的。我在红星机械厂当了八年钳工，每天跟机床打交道，手上的茧子厚得能划火柴。厂里效益一年不如一年，车间里的机床一半是坏的，能转的那几台也跟老牛拉破车似的，哐当哐当响，整个车间像一锅煮开了的铁水，到处都在冒泡。
那天下午，厂办门口贴了张告示，说有一批报废机床要处理，按废铁价卖。我路过的时候扫了一眼，没当回事。废铁就废铁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个月工资六十八块钱，养一家三口刚刚够，连买辆自行车都要攒半年，哪有闲钱买废铁。
告示贴了三天，没人问。又过了两天，厂办的老王头找到我，说那批机床要是没人要就得拉去废品站了，厂里连运费都掏不起。他递给我一张清单，上面列了七台机床，车床、铣床、刨床、磨床，全是五六十年代的老设备，铸铁的壳子，笨重得像恐龙。价格写在旁边，七台加一起，两千三百块。
两千三。我一个月工资六十八，一年不吃不喝才八百多，两千三差不多是我三年的工资。
我把清单还给他，说买不起。
老王头说，厂里急着腾地方，你要是要，可以再便宜点。
我说便宜多少？
他说一千八。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
他又说，一千五。
我站在厂办门口，手里攥着那张清单，秋天的风吹过来，纸边在我手心里轻轻划着，像一把钝刀子。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来得莫名其妙，像是有人在耳边说了一句什么，等我转过头去看，又什么都没有。但那个念头留下来了，像一颗钉子，钉在我脑子里，拔不出来。
我跟我媳妇刘素芬说这事的时候，她正在煤炉上炖萝卜。萝卜切得大小不一，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蒸汽把她的脸蒸得红扑扑的。她听了以后，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萝卜，翻了几下，把火关了，转过身来看着我。
“你说啥？”她问。
“我想把厂里那批报废机床买下来。”
“多少钱？”
“一千五。”
她没说话，转身把锅端下来，搁在旁边的木板上。锅里还在冒着热气，萝卜的香味在狭小的厨房里弥漫开来，混着煤炉的烟味，呛得人眼睛发酸。她站在那里，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塌着，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一千五，”她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我们家全部的存款是六百三。”
我知道。那张存折我见过，藏在大衣柜最底下的那件棉袄口袋里，用橡皮筋扎着，存折的边角已经磨毛了。六百三十一块七毛，这是我们结婚五年来全部的积蓄。买电视机舍不得，买洗衣机舍不得，买什么她都舍不得，每次都说再攒攒，攒够了给闺女将来读书用。闺女叫小朵，三岁，刚上幼儿园，每天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布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了，回来的时候口袋里装着一朵老师奖励的小红花，红纸剪的，皱皱巴巴的，她当宝贝一样夹在课本里。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我说。
她终于转过身来了，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记了很多年，里面有担忧，有不舍，有一种“我嫁了个什么人”的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信任，又像是认命。她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萝卜炖好了，你先吃饭。”
我吃了两碗米饭，把锅底的萝卜汤也喝了，然后出门去了我姐家。
我姐嫁在城东，姐夫在运输公司开车，家里比我们宽裕些。我到的时候他们刚吃完饭，姐夫在院子里擦车，我姐在洗碗。我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等我姐把碗洗完了，才开口说了借钱的事。我姐听我说完，手里的抹布攥了攥，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院子里正在擦车的姐夫，压低了声音说：“一千五？你疯了？”我说我没疯，我算过了，那些机床要是能修好一台，转手卖了就不止这个数。我姐说你又不是技术员，你一个钳工，你修得了那些大家伙？我说我试试。我姐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手头只有三百，你姐夫那边我去说。”
我借到了三百。
又去了几个工友家，这家五十，那家八十，凑了不到两百。加上家里的六百三，离一千五还差四百。我在秋夜里骑着自行车满城转，去了所有能去的地方，说了所有能说的话，腿蹬酸了，嘴说干了，最后在一个老邻居那里借到了一百五，还差两百五。
两百五十块。这个数字像个笑话，但我笑不出来。
最后是我的师傅帮了我。师傅姓陈，在厂里干了三十年的老钳工，退了休还在外面揽活干。他听说我要买那批报废机床，拄着拐棍走到我家，进门先喝了口水，然后把一个布包放在桌上。布包是用一块灰布裹着的，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十张十块的，四张五块的，还有一些一块两块的毛票，码得整整齐齐的，像是数了很多遍。
“这是我攒的棺材本，”师傅说，声音不大，但很稳，“你拿去用。赚了还我，赔了就算了。”
我看着那堆钱，又看了看师傅的脸。他的脸被几十年的机油腌透了，毛孔粗大，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但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师傅，”我说，“我要是赔了，这个钱我一定还。”
“说了赔了就算了。”师傅摆了摆手，站起来，拄着拐棍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回过头来说了一句，“你小子，别给我丢人。”
钱凑齐了。
我去厂里签了合同，交了钱，拿了钥匙。那批机床堆在厂区最角落的一个废弃车间里，门窗破了好几个洞，屋顶的瓦片碎了不少，雨水顺着裂缝往下淌，在地上积了一洼一洼的水。七台机床就那么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的侧翻着，有的倒扣着，有的被什么东西砸过，外壳上凹进去一大块。铸铁的机身生了厚厚一层锈，红褐色的锈斑像皮肤上的疮疤，一块一块的，摸上去粗糙得刮手。油污和灰尘混在一起，结成一层黑乎乎的壳，把机床原来的颜色完全盖住了。
我站在这个废弃车间里，秋天的阳光从破洞里照进来，一束一束的，像教堂里的光。灰尘在光柱里飞舞，机床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地上，像一堆巨大的骸骨。我看着它们，忽然觉得自己可能真的疯了。这些都是废铁，是厂里都不要的东西，是连废品站都懒得来拉的东西。我花了三年的工资，买了一堆废铁。我媳妇说得对，我疯了。
但我蹲下来，用手摸了摸最近的一台车床。那是一台C616，大连机床厂六二年产的，机身上的铭牌还在，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了，但还能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我摸着那个铭牌，手指在锈迹斑斑的表面上慢慢滑过，像在摸一个老人的脸。我在这个厂里干了八年，天天跟机床打交道，我知道这些铁疙瘩当年有多威风。五六十年代，它们是这个国家的宝贝，是一代人心里的骄傲。那时候能操作一台C616，那是有技术的人，走到哪里都被人高看一眼。师傅跟我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厂里来了一台新机床，厂长亲自来剪彩，全厂的人都来参观，那阵仗跟过年一样。
现在它们躺在这里，像一堆被遗忘的尸体。
我从兜里掏出一块抹布，蘸了点水，开始擦那台C616。我擦得很慢，一点一点地擦，把表面的油污和灰尘擦掉，露出底下的铸铁。铸铁是灰黑色的，摸上去冰凉，带着一种金属特有的涩感。我擦了一个下午，只擦干净了一个床头，天就黑了。车间里没有灯，光线从破洞里漏出去，越来越暗，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坐在机床旁边，背靠着冰冷的铸铁，在黑暗里坐了很久。车间的墙外传来厂里下班的声音，自行车铃铛响，人声喧哗，有人在大声说着什么，笑声从远处飘过来，像隔了一层棉花。然后一切归于沉寂，只剩下风从破洞里灌进来的呜咽声，还有老鼠在墙角窸窸窣窣爬动的声音。
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锁上门，骑车回家。
刘素芬给我留了饭，一碗米饭，一碟咸菜，还有一个荷包蛋。蛋煎得焦了，边上一圈黑，蛋黄倒是溏心的。她坐在桌对面看着我吃，什么也没说，但我注意到她把我昨天换下来的工装洗了，晾在院子里的铁丝上，工装上的油污洗不掉，一大片暗色的印子，像地图上的一块大陆。
“素芬，”我说，“明天开始，我下班以后要去修那些机床。”
“几点回来？”她问。
“不一定。”
她嗯了一声，站起来收拾碗筷，拿到厨房去洗。水龙头哗哗地响了一会儿，停了，厨房里安静下来，然后我听见她在哭。她哭得很小声，水龙头关着，厨房里没有别的声音，所以我能听见。她压着嗓子，像是用围巾捂住了嘴，但那细细的呜咽声还是从厨房的门缝里钻了出来，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上。
我没有进厨房。我坐在桌边，盯着桌上那碟吃剩下的咸菜，咸菜汤里漂着几粒花椒，我数了数，七粒。我把它们一粒一粒夹起来，放在桌上，排成一排，然后又夹回碟子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也许是因为我需要做点什么，任何事都行，只要不是坐在那里听我媳妇哭。
第二天开始，我下班以后就去那个废弃车间。每天五点半下班，我从食堂买两个馒头，揣在兜里，骑车过去，六点开始干活，干到半夜，有时候干到天亮。周末更是一整天泡在里面，从天亮干到天黑。
修机床不是擦灰那么简单。这些机床停了不知道多少年，零件锈的锈、坏的坏、丢的丢。我先要拆，把机床拆成零件，一个一个清洗、检查、测量，能修的自己修，修不了的看能不能从别的机床上拆零件来配。七台机床，拆了装，装了拆，像在拼七副巨大的立体拼图，而且每一副都缺了好几块。
我把师傅请来了。师傅拄着拐棍，围着那堆零件转了一圈，蹲下来，拿起一个轴承在手里转了转，听了听声音，说：“这个还能用，洗洗干净就行。”又拿起一个齿轮，用手指摸了摸齿面，摇了摇头，“这个废了，齿面磨成这样，装上去也是响。”他在车间里待了三天，把七台机床的零件一个一个过了目，告诉我哪些能用、哪些要修、哪些得重新做。
重新做。我哪有钱重新做。
师傅看出了我的为难，把拐棍往地上一顿，说：“你不会自己车一个？”我愣了一下，说我没车床。师傅看了看车间里那堆零件，又看了看我，说：“你不是在修车床吗？先把那台C616修好，然后用它来修别的。”
这是师傅教给我的最重要的道理。你手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先做出一件工具来，然后用这件工具去做更多的工具。一个一个来，别急。
我开始集中精力修那台C616。每天下了班就去，把拆下来的零件一个一个清洗、打磨、上油、装配。有些零件锈得太厉害，用煤油泡，用砂纸打，用锉刀修，一个零件弄一个晚上是常事。我的手指头被砂纸磨破了，被煤油泡白了，指甲缝里全是黑的，洗都洗不掉。刘素芬给我买了瓶护手霜，搁在床头柜上，我每天睡前抹一点，抹了两天就忘了，那瓶护手霜后来在床头柜上放了大半年，落了一层灰。
那年冬天特别冷，废弃车间没有暖气，窗户上的破洞灌进来的风像刀子。我戴着手套干活，手指头还是冻得发僵，拧个螺丝都要拧半天。馒头揣在兜里，不到一个小时就凉透了，硬得跟石头似的，咬一口硌牙。我拿个搪瓷缸子，从车间外面的水龙头上接点水，把馒头掰碎了泡在里面，泡软了再吃。有一回刘素芬来给我送饭，推开车间门看见我蹲在地上，捧着搪瓷缸子在吃泡馒头，她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走过来，把保温桶放在地上，转身就走了。保温桶里是热乎乎的红薯粥，还有一碟炒鸡蛋，鸡蛋炒得碎碎的，用葱花拌着，金黄金黄的。我吃着那碟炒鸡蛋，鸡蛋是温的，葱花的香味在嘴里散开，我忽然觉得鼻子发酸，使劲忍住了。
到了第二年开春，那台C616终于能转了。
那天晚上，我合上电闸，电机嗡嗡地响起来，皮带轮开始转动，主轴慢慢旋转，从慢到快，越来越快，最后稳定在一个均匀的速度上。车床的各个部件开始协同工作，齿轮咬合的声音很均匀，没有异响，没有震动，整个机床像一头沉睡的巨兽慢慢苏醒过来，发出低沉而平稳的呼吸声。
我站在车床前面，听着那个声音，一动不动。师傅站在我旁边，拄着拐棍，也一动不动。车间里只有这台车床运转的声音，嗡嗡嗡的，像一只巨大的蜜蜂在唱一首只有它自己听得懂的歌。
师傅忽然开口了：“你听。”
我竖起耳朵听。
“齿轮的咬合声，均匀不？”
“均匀。”
“主轴的转动，稳不稳？”
“稳。”
“这就对了。”师傅把拐棍放下，弯下腰，用手摸了摸车床的床身，摸得很慢，从床头摸到床尾，像是在摸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他直起腰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红了。他没有哭，但眼睛红了，红得像那台车床刚出厂时涂的防锈漆。
“这台床子，六二年进的厂，我是第一个开它的人。”师傅的声音有点哑，“那一年我二十六岁，刚评上八级钳工，厂长点名让我来接这台新床子。那时候全厂一千多号人，就这一台C616，谁都不让碰，就我能碰。”他停了一下，把手从床身上收回来，在裤腿上蹭了蹭，“二十六年了，它又活了。”
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回家，一路上都在笑。风从耳边刮过去，冷得脸发僵，但我笑了一路。到了家门口，我把自行车支好，站在院子里，抬头看见屋里的灯还亮着，刘素芬还没睡。我推门进去，她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一件正在补的衣裳，针停在半空中，抬起头看着我。
“修好了？”她问。
“修好了。”
“能用了？”
“能用了。”
她低下头，继续缝衣裳。针扎进去，拉出来，扎进去，拉出来，动作很慢，像是在想什么事情。缝了几针，她忽然说了一句：“那明天开始，你不用吃泡馒头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也笑了。那是她这半年来第一次笑，笑得很好看，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像秋天的菊花瓣。
C616修好以后，我用它来修其他的机床。车床修好了，用它来车零件，修铣床。铣床修好了，用它来铣零件，修刨床。刨床修好了，用它来刨零件，修磨床。一台一台来，像搭积木，又像滚雪球。进度比之前快了很多，到那年夏天，七台机床修好了四台。
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出去了。先是厂里的人来看，然后是外厂的人来看，然后是乡镇企业的人来看。他们围着那四台修好的机床转来转去，这里摸摸那里敲敲，脸上的表情从怀疑变成惊讶，从惊讶变成佩服。有人问我卖不卖，我说卖，多少钱？那人出了一个数，我没答应。又来了一个人，出了一个更高的数，我还是没答应。
我媳妇说我傻，有钱不赚。
我说再等等。
其实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一个更好的价钱，也许是在等一个更大的买家，也许只是舍不得。这些铁疙瘩是我一块一块擦出来的，一个零件一个零件修起来的，它们身上有我多少个夜晚的汗水和煤油味，有我师傅的手指印，有那台C616重新转动时发出的均匀的嗡嗡声。这些东西算不算钱？如果算，怎么算？如果不算，那它们算什么？
秋天的时候，来了一拨人，开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车牌是外地的。为首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像是在跟你商量，但每一句都透着不容置疑。他在车间里转了一圈，看了那四台修好的机床，又看了那三台还没修的，在车间里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我。
“小伙子，这些机床都是你修的？”
“嗯。”
“学了几年？”
“八年。”
“你师傅是谁？”
“陈德茂。”
他听了这个名字，眉毛动了一下，像是认识。他没再问，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不抽，他自己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他面前散开，像一层薄纱。
“我姓林，”他说，“在南方开了个厂子，缺设备。你这几台床子，我全要了。”
他说了一个数。
那个数是我这辈子没见过的一个数字。我站在那里，手里攥着一块擦机床的抹布，指尖在微微发抖。我看了看那几台机床，又看了看他，张了张嘴，想说好，但那个字卡在嗓子眼里，怎么也出不来。
“我再想想。”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把烟掐灭了，留下一张名片，上了那辆黑色轿车，走了。
那天晚上，我去了师傅家。师傅住在厂家属区最里面的一间平房里，屋子不大，墙上挂满了各种工具和图纸，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机油和烟草混在一起的味道。他正坐在桌边吃饭，一碗稀饭，一碟咸菜，还有一小盅白酒。酒盅是白瓷的，很小，一口就能喝完，但他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像是在品什么了不起的好东西。
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他听完以后，放下筷子，端起酒盅，把剩下的酒一口闷了，然后用手背擦了擦嘴。
“你知道那几台床子当年是多少钱买的？”他问。
“不知道。”
他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千？三万？”我问。
“三十万。”他说，“六二年的三十万。”
我愣住了。六二年的三十万，那是什么概念？我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多块，三十万够我不吃不喝干八百多年。
“那还是批条子才能买到的，”师傅说，“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国家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大连机床厂照着图纸做的，全国也没多少台。你手里那台C616，是当年咱们厂的金字招牌，多少人想来咱们厂参观，就是冲着它来的。”
他拿起酒盅，倒了最后一滴在嘴里，咂了咂嘴，把酒盅扣在桌上。
“现在的人不懂这些了，”他说，“在他们眼里，这些就是一堆废铁，跟收破烂的没什么两样。但你不是收破烂的，你是修机床的。你知道这些铁疙瘩里面有什么，有技术，有图纸，有工人的心血，有这几十年的时间。这些东西，你不能按废铁价卖给那个姓林的。”
我沉默了很久，看着师傅桌上那碟咸菜，咸菜切得很碎，拌了点香油，跟他教我的做法一模一样。
“师傅，那我该要多少？”
师傅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很多东西，有欣慰，有担忧，有一种师傅看徒弟时特有的复杂情绪。他想了想，说：“你去找厂里，把那间废弃车间买下来。”
“买下来？”
“对。机床你修好了，放在那里，谁来看都行，谁来买都行。但你要让他们知道，这不是一堆废铁，这是能用的机器。你一个人卖不了那么多，你就一台一台地卖，卖一台的钱修好下一台，滚着往前走。那个姓林的，你别看他开着小轿车，他的厂子才办几年？他的技术才多少年？你手里的东西，比他值钱多了。”
我听了师傅的话，第二天去了厂里，找厂长谈买废弃车间的事。厂长看着我，像看一个怪物。他说那间破房子你也要？我说我要。他说你拿那间破房子干什么？我说放我的机床。厂长笑了，笑完以后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想起了我已经买下了那些机床，又看了看我手里那张皱巴巴的借条，最后还是同意了。价格不贵，八百块，分期付，每月从我的工资里扣二十。
我有了自己的车间。
那个冬天，我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在自己的车间里干活。刘素芬开始来给我送饭了，每天都来，风雨无阻。她学会了骑自行车，带着保温桶，从家里骑半个小时到车间，饭送到了，她就在旁边坐着，看我干活，有时候帮我递个工具，有时候帮我擦擦机床。她不太说话，但她来了以后，车间里就不一样了。机床还是那些机床，工具还是那些工具，但空气里多了一股饭菜的香味，多了一个人的呼吸声，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温度，又像是光。
小朵有时候也来。她坐在车间角落里的小板凳上，写作业，画画，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就那么坐着，看我在机床前面忙活。她喜欢看车床车零件时卷出来的铁屑，那些铁屑是银白色的，一圈一圈的，像弹簧，又像女孩辫子上的发圈。她会把铁屑捡起来，盘成各种形状，有时候盘成一个小人，有时候盘成一朵花，有时候盘成一串项链，戴在脖子上，在车间里走来走去，金属的光泽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
有一天，小朵忽然问我：“爸爸，你在干什么？”
我说：“爸爸在修机器。”
“修好了干什么？”
“修好了就可以卖给需要的人，赚了钱给小朵买新衣裳。”
小朵想了想，说：“我不要新衣裳，我要爸爸早点回家。”
我手里的扳手停了下来。我站在那里，手里攥着扳手，看着小朵。她三岁半，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件我姐家孩子穿剩下的花棉袄，棉袄太大了，袖子挽了两道，露出细细的手腕。她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条铁屑编的项链，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我蹲下来，把她抱起来。她很轻，轻得像一捆棉花，抱在怀里几乎感觉不到重量。她的小手搂着我的脖子，手上有铁屑的味道，金属的、冰凉的味道，混着她身上那种小孩子特有的奶香味，说不出来的复杂。
“爸爸，你的手好粗。”她摸着我的脸说。
我笑了，用粗糙的手指头刮了一下她的鼻子，她咯咯地笑起来，笑声在车间里回荡，撞在那些冰冷的铸铁机床上，发出细细的回声，像是那些沉睡了几十年的铁疙瘩也跟着笑了起来。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卖出了第一台机床。
买家是邻省的一个乡镇企业，厂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姓吴，开着个破面包车来的，在车间里转了一圈，看上了那台C616。他围着车床转了好几圈，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又让我开了机，听了一会儿运转的声音，然后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问：“多少钱？”
我说了一个数。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说贵了。我说不贵，你出去打听打听，这个成色的C616，全国还有几台？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再想想。第二天他又来了，带着一个技术员，技术员拿着仪表测了半天，又听了半天，冲他点了点头。他又把我拉到一边，说能不能便宜点。我说不能。他咬了咬牙，从包里掏出一沓钱，数了两遍，递给我。我把钱接过来，也数了两遍，然后写了张收据给他。
他雇了一辆大卡车来拉那台C616。装车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看着那台车床被吊起来，在空中晃了几晃，稳稳地落在卡车上。他忽然转过头来对我说了一句：“兄弟，你是个有本事的人。”
卡车发动了，柴油机的突突声在车间外面响了一会儿，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了。我站在车间门口，看着卡车消失在路尽头，手里攥着那沓钱，钱还是热的，带着那个胖子的体温。我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被机油泡得发黑的手，指甲缝里全是铁屑，指关节粗大，手背上青筋暴起。这双手跟了我三十年，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
那天晚上，我把钱带回家，放在桌上。刘素芬看着那沓钱，半天没说话。她伸出手，摸了摸最上面那张，像是要确认那是不是真的。然后她忽然哭了，这回没有忍着，哭出了声，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砸在那沓钱上，把最上面那张洇湿了一小块。
我走过去，把她抱住。她的身体在我怀里发抖，抖得很厉害，像是压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找到了出口，一股脑全涌出来了。
“哭什么？”我说，声音有点哑。
“不知道，”她哭着说，“就是想哭。”
小朵从里屋跑出来，看见她妈在哭，吓了一跳，也哭了起来。我一手抱着刘素芬，一手抱着小朵，三个人站在那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哭成一团。邻居大概听见了，但没人来敲门，也许他们以为我们家出了什么事，也许他们知道没出什么事，只是高兴。高兴到了极致，有时候跟哭是一样的。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就像做梦一样。一台一台地卖，一台一台地修。那三台还没修的机床，我用了半年时间全部修好了，加上之前修好的那三台，一共六台，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陆续卖了出去。买家有乡镇企业的，有个体户的，有国营小厂的，也有倒买倒卖的中间商。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开着各种各样的车，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有的爽快，有的磨叽，有的识货，有的什么都不懂。我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只管一件事——我的机床是好东西，值这个价。
到一九九〇年底，我还清了所有的债。我姐的三百，工友们的两百，老邻居的一百五，师傅的棺材本。师傅的那份我还了双倍，他接过钱的时候，看都没看，往兜里一揣，说了一句：“我说了赔了就算了，你还还什么。”我说：“师傅，没赔。”他嗯了一声，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弧度不大，但我知道他在笑。
我还把买车间的分期款提前还清了。厂长接过最后一笔钱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说：“小陈，你当初买那堆废铁的时候，全厂的人都在笑你。”我说：“我知道。”他说：“现在没人笑了。”我说：“我知道。”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你那间车间，要是想扩大，厂里可以租给你。”
我想了想，说：“再等等。”
不是不想扩大，是还没想好。我有钱了，但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从一个修机床的变成了一个做生意的。这中间的区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修机床的人，心里装的是技术，是精度，是那些齿轮咬合时均匀的声音。做生意的人，心里装的是利润，是市场，是那些数字在账本上跳动的方式。我不是看不起做生意的人，我只是不确定自己想不想变成那样。
师傅知道我的犹豫，有一天晚上来找我，带了一瓶白酒，两个酒盅，在我车间里坐下来。那天车间里还有两台没卖出去的机床，他坐在其中一台旁边，用手摸了摸床身，像摸一个老朋友。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他问。
“什么？”
“这些机床里面有什么。”
我想了想，说：“有技术，有图纸，有工人的心血。”
“还有呢？”
我摇了摇头。
师傅倒了一杯酒，推到我面前，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他端起酒盅，没有喝，在手里转了两圈，酒在杯壁上晃了晃，留下一层薄薄的痕迹。
“还有时间，”他说，“你花在上面的时间。那些时间回不来了，但它们没有白费。它们变成了一样东西，叫做本事。本事是拿不走的，谁也拿不走。你有了本事，你就永远有饭吃。这不是钱能买到的。”
他端起酒盅，一饮而尽，然后把酒盅扣在桌上，站起来，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车间。他的背影在门口的灯光里晃了一下，融进了外面的夜色里，只剩下拐棍敲击地面的声音，笃，笃，笃，一下一下的，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风里。
我端起那杯酒，喝了一口。酒很辣，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像一条火线。我没有放下杯子，又喝了一口，再喝一口，把整杯都喝完了。然后我倒了一杯，又喝完了。那天晚上我喝了半斤白酒，一个人坐在车间里，对着那些沉默的机床，喝得酩酊大醉。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躺在自家的床上，刘素芬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条湿毛巾，正在给我擦脸。小朵趴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条铁屑编的小狗，歪着脑袋看我。
“爸爸，你喝醉了。”小朵说。
“爸爸没醉，”我说，嗓子哑得不像自己的声音，“爸爸就是想通了一件事。”
“什么事？”刘素芬问。
我坐起来，头很疼，像有把锤子在太阳穴上敲。我揉了揉眼睛，看着刘素芬的脸。她瘦了，比两年前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了，眼窝深了，但眼睛还是亮的，亮得跟那台C616重新转动时一样。
“我想好了，”我说，“车间要扩大。不只修机床，还要做配件。不只卖本地，还要卖到外地去。不只我一个人的本事，还要把本事教给别人。”
刘素芬看着我，没有说话。她把湿毛巾叠好，放在床头柜上，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把窗帘拉开了。阳光涌进来，刺得我眯起了眼睛。窗外是那棵桂花树，冬天的桂花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无数只张开的手指。
“你想好了就行。”她说。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租下了厂里那间废弃车间，签了十年的合同。我开始招人，先是从厂里退了休的老技工，一个两个三个，后来是年轻人，徒弟带徒弟。我把那台C616从买家那里回购了回来，那个姓吴的厂长用了两年，机器保养得不错，但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了，想转行，我出了比当初卖价高一倍的钱，他又给我送了回来。它又回到了我的车间里，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个角度，连地上那道浅浅的油渍都还在，像是从来没有离开过。
它又响了。那台C616转动起来的时候，整个车间都在微微震动，所有的机床都跟着它一起震动，像一支乐队在调音。新来的徒弟们围在它旁边，听它运转的声音，眼睛里闪着光，跟我当年第一次看见它时一模一样。
师傅已经不太来车间了。他的腿越来越不好，走路要拄双拐，但他每天都要打个电话来问问情况。电话是刘素芬接的，她把听筒递给我，师傅在电话那头说：“今天怎么样？”我说：“挺好。”他说：“机器呢？”我说：“都转着呢。”他说：“那就好。”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每次都是这三句话，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像一段被写好了的程序，每天准时执行。
一九九二年，我接了一个大订单。南方一家机械厂要买三台机床，要求三个月内交货。我带着徒弟们加班加点地干，吃住都在车间里，困了就躺在机床旁边的木板上睡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刘素芬每天来送饭，小朵放了学也来，在车间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帮我递工具。她已经六岁了，认识了好几种工具的名称，扳手、螺丝刀、锤子、钳子，叫得比有些徒弟还准。
交货那天，南方来的厂长在车间里验货。他带了三个技术员，拿着仪表测了半天，每一项指标都过了。他走到我面前，伸出手来，我跟他握了一下。他的手很厚实，掌心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让我想起了师傅第一次带我看那台C616时的情景。
“小陈，”他说，“你这些机床，比很多大厂出来的都好。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了想，说：“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
他笑了，以为我在开玩笑。我没有解释。有些东西，解释起来太长了，要从一九八八年那个秋天说起，要从那台躺在地上的C616说起，要从师傅那双被机油腌透的手说起，要从刘素芬在厨房里无声的哭泣说起，要从那根拐棍笃笃笃敲击地面的声音说起。这些话说出来要很久，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听懂。
一九九三年，我把那间车间买了下来。不是租，是买。厂里改制，资产可以出售，我出了钱，把那间车间连同那几台机床一起买了下来。签完合同的那天，我一个人在车间里坐了很久。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那台C616上，铸铁的床身被照得发亮，那些我亲手打磨过的表面反射着温暖的光，像一块被盘了很久的玉。
我从兜里掏出那把钥匙，是当初厂里给我的第一把钥匙，黄铜的，拴着一根红毛线，毛线已经起了毛球，颜色褪得发白。我把它攥在手心里，钥匙的齿硌着我的手心，微微的疼。这把钥匙开的是这间车间的大门，它开过那扇破旧的木门，开过无数个深夜我推门进来时那吱呀作响的声音。它开过我的前半生。
我把钥匙穿进钥匙扣，和家里的钥匙挂在一起。两把钥匙碰在一起，叮叮当当的，像在说什么悄悄话。
那天晚上回家，刘素芬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糖醋鱼、蒜蓉西兰花、排骨汤，摆了满满一桌。小朵坐在桌子旁边，已经等不及了，伸手去抓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像只小仓鼠。刘素芬拍了一下她的手，说不许偷吃，她缩回手，嘴里的肉还在嚼，眼睛里全是笑。
我坐下来，刘素芬给我倒了一杯酒。就是那种白瓷的小酒盅，跟师傅桌上的一模一样。她给自己也倒了一杯，端起来，看着我。
“敬你，”她说，“敬你那些年吃的泡馒头。”
我笑了，端起酒盅，跟她碰了一下。酒盅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像那年秋天钥匙砸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像那台C616重新转动时齿轮咬合的声音，像小朵在车间里咯咯笑时回声撞击铸铁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一样，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真实地发生过，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在某个人的人生里，在那些被时间磨损了但从未消失的记忆里。
我把酒喝了。酒还是辣的，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像一条火线，把那些年所有的冷都烧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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