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書按：40年前的今天，西蒙娜·德·波伏瓦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在今时今日，她的著作以及与之相关的作品依旧不断被引进、再版，鼓舞着无数读者，像是这本最新出版的书信集《亲爱的波伏瓦：跨越时空的女性对话》。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1986年去世之前，波伏瓦珍藏留存了约两万封来自读者的信件，《亲爱的波伏瓦》精编其中五位女读者与波伏瓦长达三十年的往来书信，在这些信件中我们看到了五位普通女性的困惑迷茫与喜悦成长，也看到了波伏瓦更加亲切鲜活的另一面。
借今天这篇来自本书译者姚杰的文章，让我们共同纪念，亲爱的西蒙娜·德·波伏瓦。
作为高校青年教师，译书实在是件很“不划算”的事。翻译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字斟句酌外，还需查阅海量文献和资料，译书期间科研工作几乎全面暂停，而译作的出版对职称评审和科研发展却几乎毫无用处。但读完这本书后，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项工作，因为这实在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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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认为，译者具有双重身份，首先是读者，但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读者。与传统观念中被动的读者不同，译者的阅读是积极的、能动的。不同的译者因为自身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对同一作品会产生独属于自己的解读。同时，译者也是作者，是作品在译入语国度的“第二作者”。在完成了阅读和理解后，译者需要切换身份，成为译文的创造者，他/她需要将自己作为读者的理解，用另一种语言进行诠释。译本最终的面貌，是译者以“第二作者”的身份理解与创造的结果。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认为，作品本身存在大量的“空白”和“不确定性”，而翻译就是译者依循自身的认知和审美判断，去填补这些空白，将不确定之处确定下来的过程，填补过程必然带有译者的主观色彩，并最终产出一个能被译入语读者接受的文本。
可当《亲爱的波伏瓦》的书稿真正摊开在我面前时，这种双重身份却让我生出一种奇异的错位感。
首先，我并不是这些书信的“合法读者”。书中的百余封书信皆是私人信件，它们被写下、被寄出时，预设的唯一读者只有西蒙娜·德·波伏瓦。尽管作家的养女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将这些信件捐赠给法国国家图书馆，让它们进入了公共视野，但阅读的时候，我始终无法摆脱一种微妙的“窥私”感。同时，面对这些书信，“第二作者”的身份所赋予的文本解释权又让我惶恐，因为这些书信太坦诚了，我在其中读到的不仅是写信者的困惑、挣扎、欲望和成长，还有五段鲜活的人生。所以翻译时，我总是陷入犹豫，该如何理解，又该怎样准确地传递出文字背后的信任与情感呢？
这是一本“献给所有不普通的普通女性”的书，但是它不仅仅是一本女性主义作品。在女性主义之外，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阅读体验，一种特殊的与真实、与时间、与历史相遇的方式。
这首先是一本很真实的书。五位通信者都不是知名作家，她们的行文没有作家的雕琢，而是显示出强烈的个人风格，或热情奔放，或敏感细腻，或质朴直接。这些书信不是为出版而写的，它们没有取悦大众的义务，来信者在一种私密的状态下书写。出于对波伏瓦的信任，她们不粉饰自己，不字斟句酌，甚至不在意语法和拼写错误，因此，这些文字反而呈现出一种十分难得的流畅感。波伏瓦在回信中给予她们积极的回应：她感谢她们的信任，称赞她们的书写，回应她们的质疑，并鼓励她们继续写下去。
于盖特是洛泽尔省的一名乡村教师，生活十分艰难，1968年她给波伏瓦寄去了第一封信，信中，她倾诉了自己的人生历程、愤怒与希望，并表达了对波伏瓦的感激：“您的书剥去了我身上一层厚厚的茧。这层茧里裹着资产阶级的原则，裹着那些未经我思考就形成的观念——它们明明与我无关，却塞满了我的脑袋。如果没有读过您的书，我可能早已沦为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谁知道呢。”波伏瓦没有在回信中客套地安慰她，而是给出了十分具体的引导：“您关于小学教师处境的描述非常有价值，而且您写得很好。您能否写一篇文章、随笔或报道，让公众了解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于是在波伏瓦的鼓励下，于盖特写出了《乡村女教师》，并在扉页上写下：“献给西蒙娜・德・波伏瓦”。1970年3月18日，她在信中写道：“是您造就了今天的我——或许这算不上什么‘成功’，毕竟‘原材料’本就有缺陷！但至少有一点我做到了：我成了我自己，我可以坦然接受自己的一切。”
布洛瑟姆是众多写信者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她是五位来信者中唯一的美国人，出身于美国波希米亚知识分子家庭。她曾在书信中就特权、写作的意义、个人选择等问题向波伏瓦提出质疑。在1958年10月4日的书信中，她写道：“您曾对我说，我之所以应该写作，是为了获得影响力。（……）名气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是一种必要之恶，但我依然认为它是一种恶，是又一种会导致异化的特权。”我们没有读到波伏瓦的回信，但是在下一封信里，布洛瑟姆写道：“您的话一下子就驱散了我心中那份‘或许已失去您’的担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波伏瓦并没有因为这份质疑而疏远她，反而给了她正向的回应。随着通信的持续，布洛瑟姆对波伏瓦的感情也从最初的偶像崇拜，逐渐过渡为平等对话的友情。
这是一本漫长的书。五位通信者和波伏瓦的通信不是几封信的往来，而是持续了数年、十几年，甚至几乎一生。科莱特1963年寄出第一封信时十六岁，正在青春期里挣扎；她后来结婚、生女、离婚、成为历史学者，直到1986年波伏瓦去世前，还在给她寄自己新写的文字。1964年，离婚判决下达后不久，克莱尔写下了给波伏瓦的第一封信；二十年里，她从困顿的单身母亲成为大学教师，并出版了自己的书，她们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984年。于盖特1968年从洛泽尔的乡村学校寄出了第一封信，之后她从乡村教师变成少年监管教育工作者，从“于盖特”变成“塞利娜”，其间她们的通信从未中断。
一封封书信读下去，我们可以读到时间的流逝。米雷耶1960年给波伏瓦寄去第一封信时还是高中生，她在信里问波伏瓦“女性艺术是否存在”；1978年时，她经营着自己的书店，和友人合写了一本把波伏瓦“谋杀”在书里的女权侦探小说，波伏瓦回信说“很有趣”。科莱特在1963年写信时十六岁，在信里她问波伏瓦“为什么上帝不存在”，向她倾诉自己与同性的恋情。后来她结婚、生女、离婚，成为历史学者。1986年3月，距离波伏瓦去世不到一个月，她给波伏瓦寄去最后一篇文字。波伏瓦曾对她说：“既然你谈到性会有所顾虑，写作时就应该写到让自己脸红。”二十三年后，她依然在为这句话写作。布洛瑟姆1958年在信里讨论“如何成为真正的革命者”，1965年在信里报告女儿的出生，1968年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革命宣言”开启自己的革命，1979年写信告诉波伏瓦自己离了婚、考上了法学院。
波伏瓦自己的生活也在信里留下痕迹。1980年萨特去世，塞利娜写信来表达关切，波伏瓦回信说谢谢，说身边有人陪着，说身体还算硬朗，就是走路不太方便。1986年2月，她再给塞利娜写信时，提到自己“暂时没在写作，但也没闲着”，要处理《现代》杂志的事务，在妇女权利部做些志愿工作——这些平淡的日常，她也会在信里说起。
这也是一本琐碎的书。五位通信者在信里事无巨细地讲述自己的生活：怀孕的焦虑、经济上的压力、和母亲的一次争吵、孩子学会翻身的那一刻、对某个男人的心动和犹豫、夜里睡不着时读到的某本书。她们写丈夫的不理解，写找不到工作的绝望，写第一次收到回信时的欣喜若狂，写“今天我终于敢一个人出门散步了”。但在阅读这些琐碎之事的时候，我们却时不时撞见宏大的历史。1960年米雷耶从苏格兰给波伏瓦写信，信中讲自己的课堂报告，讲自己的课余活动，讲自己在假期学习制陶，然后问及阿尔及利亚战争：“报纸上是不是已经不再提杰米拉·布帕沙（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重要人物）了？我随时听候委员会的差遣。”1968年于盖特在信里细数乡村学校的漏雨屋顶和成群老鼠，在同一封信里，她也关心五月风暴中的学生：“我的身体在机械地前行，思绪却飘向了巴黎、里昂……飘向那些愤怒的学生。1965年科莱特从美国写信，一边讲格林威治村的爵士乐和嬉皮士的长发，一边写越南战争在她心里激起的愤怒。1958年布洛瑟姆在信里抱怨巴黎的房租太贵，随即便开始讨论戴高乐上台是否导致法西斯主义。1965年，她跟波伏瓦分享女儿第一次笑的样子，紧接着就开始讨论“这个国家（注：指美国）的人怎么能容忍政府在越南做的事”。
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五月风暴、美莱村大屠杀——这些我们通常在历史书里读到的词，在这本书里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它们不是章节标题，不是背景介绍，而是突然接在一段关于孩子发烧的叙述后面，或者夹在对一本小说的讨论中间。法语里有一个时态叫“历史现在时”，指用现在时讲述过去的事情，仿佛那些事正在眼前发生。这些信常常给我这种历史就在眼前的感觉。宏大的历史事件，和怀孕、离婚、找工作、买面包这些琐碎的事一起，还原了历史在普通人生活中的真实样貌：历史曾是一代人的生活。
合上书，那些宏大的历史早已远去，但是那些“普通女性”的困惑、挣扎、喜悦、成长，却留在了文字里。很幸运能翻译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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