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教育在中国已历120余年，形成了固有的传统。但步入新时期，在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席卷而来以及构建“开放式教师教育”新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师范院校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直面师范院校的危与机，未来师范院校如何破局？本报特别对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进行访谈。
顾明远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访谈者 | 本报记者 黄 浩
转型之问
师范院校亟待筑牢根基
中国教师报：顾先生，中国师范教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底蕴，也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师范教育体系是如何逐步由相对独立走向开放的？
顾明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通过学习苏联建立了一整套师范教育体系，由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教师、师范学院和师范大学培养高中教师。此外还建立了一套在职教师培训体系，地市和省一级设有教育学院，县一级设有教师进修学校。
21世纪初这个体系被打破了。许多学者提出教师教育应走向转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师范教育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即教师培养不限于师范院校，所有高等学校只要具备条件都可以培养教师。二是由三级师范升格为二级师范，或者说由旧的三级师范向新的三级师范转型，取消中等师范学校层次，加大师范生研究生层次培养力度；三是实行职前职后一体化，有观点认为由高水平师范院校培养出来的教师，再到县市一级教师发展机构接受培训于理不合，所以主张师范院校承担教师职后培训的任务。
改革的结果，一是约1000所中等师范院校和县一级教师进修学校被取消，中师的师资流失殆尽；二是省一级教育学院合并到当地师范学院或者自己升格为省第二师范学院。三是不再强调师范教育独立体系，许多师范院校纷纷向综合化转型，增设非师范专业，有的更名为综合性大学，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师范生培养的资源。
按照国外的经验，所谓师范教育开放性，是让师范生先在学科类学院完成基础学科学习后，再到教育学院接受教师职业培训。早先，我国师范教育名义上走向转型，而培养方式并未有实质性改革。至于非师范高等学校则并没有培养师资的准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过去对培养中小学师资兴趣不大。
2023年，教育部出台了“国优计划”，首批入围的30所研究型大学开始每年招收30名左右研究生，旨在培养高水平专业化的科学教师。同时，我国基础教育体量大，教师队伍体量也很大，每年总有几十万教师要退休，需要有新教师补上。“国优计划”培养教师的数量仍显不足，所以当前教师培养恐怕还是要以师范院校为主。
中国教师报：顾先生，中国师范教育历经百余年，形成了独特的“师范性”传统，即使在综合性大学纷纷举办教师教育的背景下，师范院校的“传统优势”仍不容忽视，您认为师范院校积淀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这对于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有哪些启发？
顾明远：师范院校的优势，是他们通过几十年的教学、研究积累，建设了教育科学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拥有强大的教师队伍，有一套完整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积累了培养师范生的丰富经验；同时，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有天然的联系，比较了解中小学生的成长特点。
因此，入围“国优计划”的研究型大学也可以参考师范院校的经验，大力建设课程体系和学科教学教师队伍，以此培养高质量的教师。在具体实施上，综合性大学可以更灵活地开展教师教育，比如由大学里的教育学院主要承担师范生的培养，同时鼓励各学科院系自愿参与——这种机制可能更有效。
变局之中
师范院校更要擦亮底色
中国教师报：在持续已久的“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中，师范院校曾被认为学科专业水平不足，直至如今似乎也没有完全停止相关争论。您认为，师范院校的“师范性”“学术性”本质上是什么，在今天是否还有争论之必要？
顾明远：早在1956年，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董渭川提出“师范大学要面向中学”，引起轩然大波，就此出现了“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许多学者认为，师范院校只有“师范性”没有“学术性”。师范生要学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还要进行教育实习，学科专业学习不如综合性大学毕业生学得深厚，所以有人说师范生没有后劲。为此，在1960年举行的一次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上，与会者提出高等师范教育应“相当于综合大学水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从1960年开始招收5年制师范生，第二年华东师范大学也将师范生培养改为5年制。在1961年10月举办的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高等师范不是“办不办”的问题，而是“如何办好”的问题。高等师范院校毕业生应注意为人师表，在政治思想水平和道德品质修养方面要求要更高、更严一些；在文化科学知识方面，基础知识要宽一些、厚一些、博一些，并相当于综合性大学学生同等水平；此外，还应掌握专门的教育理论知识和教学技能技巧。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荣鑫在总结时说，两个口号不要再提了。从而这次论争告一段落。
但是这场争论并未结束。20世纪80年代所有师范大学重新实施4年制培养，“师范性”“学术性”再一次被提出来，争论了几年，最后大家认为“师范性”“学术性”是统一的。
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理论、学科教学理论难道就不是学术，就没有学术性？我认为两个口号之争是不科学的，是伪命题，没有争论之必要。教师有没有后劲，不完全取决于在学校所学的知识的多少，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教师职业的认识是否深刻，对教育是否真正热爱，以及在职时的努力程度。
中国教师报：当前，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如“国优计划”），已成为中国教师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现实是，优秀的生源和科研资源正向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倾斜，且在现行高校评价体系之下，师范院校的办学特色与贡献尚未得到充分认可。在这种形势下，师范院校应如何应对？
顾明远：任何一个职业都有自己的定位和基本标准，教育家和科学家、文学家的要求都不相同。因此对高等教育的评估不能用一个标准，需要分层分类。前面已经说到，“国优计划”正在培养高水平师资，但对中国体量这么大的教师队伍而言，难以完全满足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期待更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来培养高质量教师。同时，师范院校还是要坚守初心，深化改革，提高质量，为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作贡献。
中国教师报：在人口变化的大背景下，各地对教师的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必然影响师范院校的招生规模、专业设置等，尤其是地方师范学院受影响较大。您认为，师范院校应如何在变化中坚守教师教育主责主业，并进行相应的改革？
顾明远：在人口变化的大背景下，师范院校当然要适当调整。“十五五”规划中提到：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这些任务都需要高质量的教师来实现。建设教育强国和教育现代化，关键在教师队伍的质量。在“国优计划”实施的同时，师范院校还是要聚焦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的优秀教师。特别是要加强地方师范院校的办学水平，为地方尤其是乡村提供高水平师资。没有乡村教育的现代化，不可能实现全国教育的现代化。
我们的眼中不能只有城市教师而忽视乡村教师。乡村教育仍是中国教育的短板，那里优秀教师进不去、留不住，地方师范院校要结合当地情况为乡村培养优秀教师。因此，我们应该呼吁社会和地方政府重视、加强地方师范院校的建设，给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更多关注和支持。
中国教师报：师范院校的改革，核心环节之一是课程体系的改革。但多年来，在“老三门”（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为主的课程结构下，理论教学与教育实践“两张皮”的现象依然存在。您认为，师范院校应当如何进一步改革教师教育课程，推动师范生培养模式升级？
顾明远：想强调一点，给师范生的理论课程必不可少，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教育实践就要走偏走弯。不懂得教育规律，能办好教育吗？问题是要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要让师范生学懂“老三门”也要用好“老三门”。师范院校要重视和加强教育见习与实习。入学第一年就要把师范生带到中小学校，让他们了解学校环境，与中小学生接触，培养他们热爱教育、亲近学生的情感。在见习和实习中发现问题后，回校学习理论时他们会有新的体会。
未来之路
师范院校应勇担强国使命
中国教师报：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教学手段，更在重塑教师角色与认知结构。目前，许多师范院校都在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在您看来，面对这场深刻变革，师范大学该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教育改革，而不仅仅做新技术的使用者？
顾明远：师范院校应该增设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首先要让师范生了解人工智能的优势和风险，要认识到人工智能只是技术，不是教育的目的。同时师范生要掌握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技术。这其中，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技术与人文的关系。数字化、智慧教育正在改变教育的生态、教育的方式、师生关系等，但立德树人的本质不会变。我们应在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学生数字素养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化人际交流与师生情感互动，引导师范生学会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关爱他人，从而在技术浪潮中切实提升其文明素养与人文底蕴。
二是处理好现代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关系。教育教学中要把现代与传统结合起来，即便身处智能化时代，教师的言传身教、学生的诵读记忆等经典教学手段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是处理好虚拟与现实的关系。运用虚拟技术虽然能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教学内容，更容易获取应用技能，但虚拟世界毕竟不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复杂多变的，我们还是要让学生走进大自然、走进社会，去发现、去体现，从而增长自己的实践智慧。同时要防止学生迷恋于虚拟世界，迷恋于网络游戏，确保虚拟技术服务于学生的成长。
中国教师报：今年两会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提出，“我们师范生本科基本不再输出教师”，此观点引起广泛讨论。您如何看待这种师范院校教师培养层次上移的整体趋势？对于以培养地方中小学师资为主的地方师范院校而言，又该如何理性应对这种变化？
顾明远：提高教师培养层次是十分必要的，从2024年起，国家在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施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进一步提升师范生学历层次。梅兵书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非常赞同。地方师范院校有硕士授予权的单位，也可以实行师范生本硕连读。
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据统计，2018年我国中小学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只有3.10%，普通高中教师中的比例为9.82%。而经合组织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具有硕士学位的比例是45.5%。
1996年，我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议设立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2009年我国又增设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但每年招生数量有限，截至2023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为35.4万人，获得博士学位的仅1148人。这些教师都是单独招生、在职学习，因此只有学位、没有学历。但当前我国的人事制度只认学历、不认学位，因此他们的学位不能与待遇挂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参与在职学习的积极性，希望将来能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新日新月异，教师只有提高学历，拥有扎实的学识、创新的能力，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因此，要实现教育现代化，需要大力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水平。
中国教师报：顾先生，距离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还有9年时间，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愈加强烈。变化就在眼前，您如何看待未来教师的角色定位？师范院校如何在变化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顾明远：到2035年还有9年时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从人口变化趋势来看，届时高中学生数量将达到顶峰，而小学生源可能有所回升。
关于大家关心的学制改革，虽然目前社会上有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探索，但我认为我国中小学的基本体制不会有大的变更。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基础教育的体量依然巨大，每年需要补充和更新的教师数量非常庞大。
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确实可以替代教师的一些机械性、技术性工作，但教育的本质不会变。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师生学习共同体的构建，都需要教师的主导。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这些都需要有温度的教师去引领。
所以，师范院校不必为未来的地位发愁。恰恰相反，教师队伍建设是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始终是教育发展的核心保障。而师范院校作为高素质教师培养的重要阵地，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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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教师报《教师教育》
编辑 | 白衣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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