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在北京举行，斯洛文尼亚 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会上表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个开始对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时代，必须把这些讨论转化为机遇，并努力构建一个具有战略性的未来。现将其发言实录发布如下： （全文约5600字，预计阅读时间14分钟）
主旨演讲
图尔克：非常感谢邀请我出席这一场非常重要的新书发布会。今天这场发布会是为了推出我的好朋友王文教授的新书。我们之间已有十多年的友谊，是老朋友，也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多年来，我们一直携手合作，彼此理解，也了解对方的立场和目标。非常感谢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向王文教授表达我的祝贺。
刚才提到，现在人们确实不像过去那样经常读书了。这种说法有一半是对的。但另一方面，仍然有一些书是值得购买、值得认真阅读的。因为书籍依然是能够对某一基本概念作出充分表达、阐释、论述和分析的重要载体。所以，书籍依然不可或缺。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经常读书。我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这本即将出版的书。
接下来，我想用几分钟时间，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这本书的意义重大。它是在“十五五”新五年规划出台之际出版的，这一点需要放在特定背景下去理解。我相信，全世界都应认真思考，中国正在如何推进当前的发展与转型阶段。
第二，“两会”结束之后，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当下以及未来世界上一些值得关注的讨论？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正在中国发生的变化。这种发展重心的整体转变，也就是转向高质量发展，减少对数量层面的强调，或者说进行与之相伴的再平衡，已经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和讨论，而且这些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本书以“战略机遇”为理念出版，就显得非常重要。我认为，这对西方而言既很有启发，也带有挑战性。因为在西方，如果说某件事具有“战略性”，通常都意味着一种战略挑战、战略威胁，或者某种需要作出战略回应的事物。我们很少看到把重点放在“战略机遇”这样的词语组合。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名本身就非常引人关注，也值得认真对待。
我认为还应强调一点，就是“战略”与“机遇”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可能会成为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范式。如果我们把未来理解为一个充满战略机遇的时代，那就意味着应当动员所有行为体，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适当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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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还想简要谈几件书中涉及的问题：
首先，关于中美竞争。当前形势显得更加激烈，也更加不确定，时常令人紧张，而且越来越依赖某种经典的威胁话语，而不是机遇话语。所以，在中美关系背景下讨论战略机遇，在当前这个时间点上非常有帮助，也非常必要。中美之间伙伴关系的未来，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应只由研究人员来关注，更应真正激发公众，尤其是政治领导人的想象力。
其次，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普遍被世界视为中国的一项重大政策倡议，而且这一点在联合国内部也已逐步形成某种共识。各方正日益适应这一倡议，并开始理解这项政策的优势。我觉得，非常可贵的一点在于，现在有这样一本书，能够以全面的方式审视这一进程，以及迄今为止积累下来的相关经验。
再往下，就是碳使用和碳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不久前，中国还常因对碳的过度依赖而受到批评。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仍在继续。重要的是，这些变化本身也应当得到讨论。
然后，最吸引我、也最令我感到振奋的一点，是金融强国。尤其在西方，人们并不习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问题，并不习惯把中国视为全球金融和全球金融战略谋划中的重要力量。因此，如果要思考战略乐观主义和战略机遇，我认为，就必须认真关注中国的金融实力，尤其是这一实力的核心所在：这种金融实力应当如何使用？如何使全球金融体系尽可能保持稳定、富有生产性，并且对全球发展负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最后，我还想提到高科技解决方案的问题。这也是今天这一系列关键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工智能既带来了大量希望，也带来了大量恐惧。而到目前为止，在人工智能管理与合作领域，围绕如何开展富有成效的全球性讨论，所做的工作还非常有限。全世界对此高度重视。
不过，最近确实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联合国大会经协商一致，通过了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新决议，决定在联合国内设立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并成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中国、美国、俄罗斯、伊朗等联合国会员国都参与了这一协商一致过程。尽管各国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在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国际社会已迈出合作的重要一步。首轮全球对话将于今年夏天在日内瓦举行，并将首先在国际电信组织等机构，以及联合国中处理其他技术事务的相关机构中展开。也就是说，一开始它将以技术层面为基础，但它完全有可能走得更远。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这个时代会把一些现象推到台前，而这些现象是可以被讨论的，也可以被界定为战略机遇。我认为，这正是在邀请人们展开有力的辩论，并推进有效的国际合作。谢谢。
现场互动
提问1：结合王文院长的新书，在中国面向2035的发展战略中，世界各国在把握自身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方面，可以从中获得哪些借鉴和启示？
图尔克：这本书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它谈到了很多不同的方面，也涉及不同的发展要素，内容丰富；同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回应了一些非常重要且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想从更总体的角度来回答这个提问。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去寻找战略机遇，而眼下这样的机遇恰恰是比较稀缺的。我来自欧洲，我们国家（斯洛文尼亚）是欧盟较新的成员国，也一直处在转型之中，不断调整自身战略，以适应欧盟的一些愿景和安排。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会有一些期待，甚至是令人鼓舞的期待，比如欧盟和中国之间的一些合作。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情况就没有那么积极了。
现在有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其实还没有被真正说清楚。比如你去看欧盟的一些政策文件，就会发现，文件里把中国界定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同时又是系统性对手。我问过很多人，问过很多合作伙伴：我们都明白什么是竞争，但“系统性对手”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系统性竞争对手”？说到底，似乎就是欧洲想处在更高的位置，美国也想处在更高的位置，而中国则被放在相对较低的位置。这大概就是所谓“系统性对手”背后的某种逻辑。
有意思的是，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清晰的回答。所谓“系统性竞争对手”，很多时候不过是为未来竞争预先准备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当然会有合作的机会，但同时也会面对非常复杂的发展模式。我相信，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寻找战略机遇，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寻找，也不愿意谈，那么最后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充满偏见的世界。大家一直在讲“系统性竞争”，可又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些专业化的表述，用来包装政治层面的立场，而问题本身其实非常复杂。
我个人对欧盟现在进行的这类讨论并不满意，对欧中之间现有的沟通方式也不太满意。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密切、更深入的交流，比现在开放得更多。我也认为，双方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还有一些非常关键、非常有影响力的行为体也在不断跟进。包括美国当前的一些动向，比如特朗普推迟访华这类情况，也都在制造更多不确定性。在这样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环境下，我们既要认真对待现实，也要保持清醒。短期内能做的事情，要有现实预期；但那些根本性、长期性的重大问题，绝不能回避。
我认为，这本书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战略机遇。这也是它真正想提醒我们的地方。
那我们究竟该怎样判断什么是新的战略机遇？又该怎样做好准备，更好地把握这些机会？我觉得，现实中往往取决于哪一种意见最终占上风。这正是当前的困境所在，也是这本书能够帮助人们去理解、去克服的一部分困难。
提问2：美国、以色列对伊朗使用武力，是否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这对国际信誉意味着什么？您怎么看？这场冲突会是短期的，还是会演变成一场长期且代价高昂的冲突，或者“伊朗战争”？我想请您谈谈对未来战争走势的判断。
图尔克：我的专业是国际法。这个问题如果展开讲，我的回答会很长，不过我还是尽量简短一点。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就我看来，现在以色列和美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就是一种侵略行为。对此，我认为没有疑问。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场武装冲突背后的政治原因非常复杂，里面有很多因素，我们其实并没有完全看清。在这一地区，一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某种隐性的安全保护伞，也依赖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来获得安全保障。很多人过去也许确实相信，这样的安排是可靠的。但在当前情况下，这也可能是一种巨大的幻觉。正因为如此，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也更难准确界定这场武装冲突目前究竟处在什么阶段。
但有一点必须看到，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我们几乎很少见到两个国家之间，尤其是这样的关系，会长期紧张到这种程度。所以，这场危机是有很长历史背景的。
后来，历史又朝着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伊朗自身的发展过程也非常复杂，未必每个人都能真正深入理解。我自己也不能说我对此有特别深的把握。当一个国家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已经受到了外国势力的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才真正符合国家自身利益，是否会进一步动用武力，这些问题都很难作出轻易而正确的判断。
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我不展开讲得太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到底还能做什么。在当前阶段，我并没有看到局势会出现改善的明显迹象，也看不到有什么真正有效的补救办法。
也许在某个时候，全球舆论会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敏感，而这可能会对遏制美国这种带有冒险性的行为产生一定作用。这是我目前观察到的情况。如果我们一个月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我能讲得更多一些。
提问3：到2035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究竟会成为世界的威胁，还是机遇？您觉得哪一种可能性更大？
图尔克：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而且有很强的历史维度。
大约在七十年前，曾经有一种理论，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在中国，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核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有可能生存下来，因为当时中国人口基数很大。可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后来受到了挑战，而且一直处在讨论之中。战争到底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政治领导人为什么会使用“不可避免”这样的词？很多时候，这样的说法可能是在动员本国人民去反对某种事物。
当你说一件事“不可避免”的时候，你究竟是在展开讨论，还是在放弃讨论？真正应该问的是，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去避免它，而不是简单地说它不可避免。
这是一个后来被人们逐渐遗忘的讨论。20世纪50年代初，围绕这些问题有很多讨论，也有很多文献。现在看，这些讨论其实并没有真正结束。只是因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得非常快，同世界、同西方国家的接触和互动越来越多，这类大问题似乎不再被反复提起了。但我还是想说，我今天已经多次提到的“战略机遇”这个概念，在当今世界仍然非常有用。
这里说的不是商业机遇，也不是日常经济层面的机会。我记得我担任斯洛文尼亚总统时访问过拉丁美洲，当时我和秘鲁总统加西亚有过一次交流。我问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我们想买的东西，中国都能卖给我们。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我们卖的东西，中国也可以买。大家都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热情，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
所以，我们还是应当尽量弱化那种对立性的争论，不要忽视更大的背景。真正应该强调的，是战略性合作，是战略利益。
当然，这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我这里说的，并不是某种理论宣示，也不是某种意识形态判断。只要看看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这些领域，就会发现中国已经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继续发展，尤其是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包括人工智能在内，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一直在谈人工智能，而且我并不厌倦这个话题。因为这恰恰说明，我们需要实现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不只是现在，未来我们会越来越多地讨论这个问题，也会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一点。在联合国框架下，今年6月将在日内瓦举行一场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没有任何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会反对围绕人工智能展开讨论。即便是过去一直批评中国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会寻求一致。所以，我们需要展开一场严肃的讨论。
最后我想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个开始对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时代。我们必须把这些讨论转化为机遇，并努力构建一个具有战略性的未来。这也是我希望今天这场讨论能够有所贡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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