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大变局》节目专访罗马尼亚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德里安•塞维林（Adrian Severin），深度探讨中国追求“公理之力、外交之力”所展现的全球意义及其对国际秩序重塑的深远影响。主要内容节选如下：
《大变局》：
您访问过中国多少次？这次来访，您有什么新的体会或者与以前不同的发现？
阿德里安·塞维林：我来华的具体次数很难说，因为我没有专门计算过。我首次访问中国是在1990年。中国的发展令人惊叹，甚至“惊叹”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实在令人印象深刻。同样让我感触深刻的是，这种发展与进步根本上源于中国自身的努力与智慧。中国的许多成就是顶着外部势力的反对而实现的。中国的崛起并非受到世界上所有人的欢迎与支持，但这恰恰令我为中国的发展而感到更为震撼。
我曾探访中国许多重要的文化遗址，也到过不少其他地方。有人说中国是一片“大陆”，也有人说它是一个“星球”，而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宇宙”。人们穷尽一生也难以完全参透一个宇宙的奥妙，但我已经窥见并领略了这个“中华宇宙”的若干风景。我十分敬佩中国的非凡发展历程。
《大变局》：
您曾担任罗马尼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回顾过去，哪些经历或时刻对您的外交理念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阿德里安·塞维林：原则上，我认为任何国家都拥有两支“军队”：一支是传统意义上的军队，另一支则是由外交官组成的队伍。军队在战争时期才真正投入行动，而外交队伍则时刻都在发挥作用，甚至在战争期间可能更为活跃。
在与中国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官的互动中，我获益良多，深受启发。我相信外交队伍比军队更为重要。当然，发展军事力量是必要且应当的，每个国家都在这样做。任何外交努力的最终保障手段都是军事力量。但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念中，军事手段始终是最后选项，而非首要选择。中国所追求的是公理之力、外交之力，而非军事强权。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种理念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这对国际关系也至关重要。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有些国家能够赢得战争，却无法赢得和平。若无法赢得和平，赢得战争便毫无意义。事实上，某些势力希望看到无休止的战争，因为他们并非寻求建立新秩序，而是企图通过兜售武器、壮大军工复合体，甚至希望通过分裂世界来实现更便利的统治与控制。
我认为，各国应尽可能少地诉诸战争手段。这正是中国的处世之道。这种理念启发并鼓舞我采取同样的立场，这也始终是我的个人信条。
《大变局》：
您曾将中东欧地区称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您如何看待罗马尼亚在推动东西方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合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阿德里安·塞维林：在东西方沟通方面，罗马尼亚是桥、可靠门户和稳固锚点，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解读者”：既向东方阐释西方的思想，也向西方传达东方的讯息。它是中国“航船”在欧洲“大港湾”中的最佳锚地。我们确实比其他一些西方人更理解东方的哲学思想与思维模式；同样地，跟远东地区的人相比，我们可能更了解西方的思维方式。因此，罗马尼亚扮演着促进东西方相互理解的重要角色。
《大变局》：
中国与罗马尼亚双边贸易额已连续四年突破百亿美元。在当前全球性挑战下，您认为两国经贸关系仍能保持稳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阿德里安·塞维林：首先，我认为任何政策的可持续性，并非源于单纯的选择，而是源于现实的必要性。罗马尼亚人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敬意。我们认为在全球大国中，中国始终站在罗马尼亚一边，始终对罗马尼亚保持友好，甚至有时不仅仅是友好，还给予我们切实帮助。可以说，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曾为支持罗马尼亚而承担风险，尤其在罗马尼亚面临困境或威胁之时。罗马尼亚人民了解并铭记这一点。这就是为何在当前国际环境带来诸多困难的背景下，两国关系仍能持续深化。
作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罗马尼亚当然需要与盟国政策保持协调。但在我看来，这种协调有时可能过度了。我们是这些组织的正式成员，完全有权表达异议，并非必须永远表示赞同。我们并非他国的附属，而是平等的合作伙伴。作为平等伙伴，我们理应表明有些事对我们而言不可接受，或不符合我们的立场。令我欣慰的是，我们至少在言辞层面已作出这样的澄清。例如我们明确表示：“中国是我们的战略伙伴。在涉华问题上，我们对盟国政策的协同是有限度的。我们可以支持其他政策或计划，但绝不会支持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动。”
我们期待中国更深入参与罗马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希望在信息技术领域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对于合作项目，不管是不是在“一带一路”框架的名义下，我们都抱有浓厚兴趣。
欧盟尚未充分认识到，若它想在世界舞台真正发挥作用、跻身全球主要力量的行列，就必须与中国开展全面、深入且广泛的战略合作。我再次强调，除了中国，别无他选。当然，某些政客面对正确的问题，正在给出错误的答案，但历史潮流终将推动他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这些错误的答案只是暂时的，因为作出这些错误回答的人难以在政治舞台上长期立足。我们不应感到气馁。那些自以为能统治世界、孤立世界的人，实际上正在孤立他们自己。
《大变局》：
您如何看待中东欧国家在中美关系中的应对策略？
阿德里安·塞维林：实际上，罗马尼亚人或多或少被视为“次等欧洲人”。即便在对华关系上，欧盟层面也存在某种歧视。像德国或法国这样的国家，若想深化与中国的对话、来华洽谈，完全不会遇到障碍。但欧盟委员会却以最严厉的措辞建议我们不要与中国直接发展关系，而必须通过欧盟机构进行往来。然而在这些机构里，我们在对华关系上的利益诉求基本上都被无视。
欧盟没有公平对待罗马尼亚。自主发展对华关系能够弥补欧盟未能给予我们的发展机遇，但欧盟不允许罗马尼亚这么做。这是一场斗争，是我们自身利益与欧盟指令之间的斗争。那些来自欧盟总部的命令，实则反映了欧盟内部不同西方成员国的利益。我们必须抗争，必须赢得抗争。我坚信最终我们会取得成功。
但目前，这些障碍限制了罗马尼亚落实与中国共同规划和达成合作方案的能力。不过无论是中国还是罗马尼亚都绝不应放弃这些合作项目。我要再次强调，我们任何一方都不应放弃。中国不该说“好吧，这太难了，不可能实现，我们放弃吧，试试别的方案。”实际上，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多方面探索的同时，不放弃这段对双方都至关重要的关系。我们双方的合作终将取得胜利。
如今，地缘战略博弈的格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在苏联解体后，随着中国崛起、印度等新兴力量的出现、非洲及亚洲地区的力量增长、土耳其重拾战略自主意愿等，世界格局已然不同。因此，美国认为有必要在全球其他地区投入精力与资源以获取利益，而非与欧洲绑定。
一方面，现在欧洲能提供给美国的资源很有限，这导致美国正在考虑是否不再理会欧盟。当然，美国绝不愿在离开后留下一个强大的欧洲。正因如此，即便是这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实质上也是针对欧盟的“战争”。欧盟在经济上已被迫屈膝，这至少是被卷入战争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另一方面，美国能向欧洲提供的东西已经缺乏实质吸引力。不久前，美国的“核保护伞”还算一种保障，但美国继续提供或维持这一“保护伞”以确保欧洲安全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欧洲的安全并未受到太大威胁。欧洲唯一富余的东西就是债务。我不认为有人会为了接手债务而来征服或攻击欧洲。除此之外，欧洲人能提供的东西实在有限。美国能给欧洲的东西也很少。美国并不热衷于继续确保欧洲安全，尤其是军事安全。它提供给欧洲的能源安全代价极其高昂，正在摧毁欧洲经济。
美国还能提供什么？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我认为世界上有许多更好的选择。总的来说，美国现在能提供给世界的只有售卖武器来发动战争，而这些战争并非武器购买方自己的战争。所以，欧洲砸钱购买武器，打的却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战争。
美国还能提供什么？美国的许多产业都在中国。特朗普总统帽子上写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恰恰意味着他承认美国已不再伟大，否则就该写“让美国保持伟大”了。特朗普总统希望美国重现辉煌，他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合理的，因为这份辉煌已经消失。但我几乎可以肯定，就连那顶帽子也是中国制造的。
美国债务规模惊人。其所能提供的或许就是让人购买这些债务，最终通过美元贬值来削减债务价值。美元的实际影响力正在持续衰退。若美国冻结甚至没收俄罗斯在美银行的资产，将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誉造成又一次沉重打击。曾几何时，美元与“美国梦”、好莱坞、美国经济、美军共同构成确保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
然而如今，美元不再是确保全球经济健康的真正支柱，反而正在侵蚀全球经济的健康根基。“美国梦”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各国人民有了属于自己的梦想，“美国梦”已风光不再。那么美国还能提供什么？只剩军队了。但如我所言，美国军队无法赢得和平。
为避免误解，我要澄清一点，我并非反美主义者。我认为，若美国崩溃并被排除在新世界秩序建设进程之外，那将是糟糕的。然而目前，美国正在制裁和孤立所有其他国家。实际上，它越是制裁和孤立所谓的“坏的国家”，就越自我孤立。美国已非全球多数的代表，反而正沦为国际社会的少数派。这对其自身不利，对任何国家都不利。
我希望美国能认识到现在已经是不同的历史时刻。它必须学会顺应时代潮流。过去已成云烟，未来必然属于亚洲和亚洲国家，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中国。
《大变局》：
在访问中国贵州省时，您曾提到桥梁不仅是技术上的杰作，更是连接人类情感的纽带。您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如何促进罗马尼亚的经济发展并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阿德里安·塞维林：确实如此，我认为还存在一条联结精神与文化的“一带一路”纽带。道路与桥梁不仅有助于商品、服务和资本流通，而且能够帮助传播思想、情感、文化。这具有深远意义。我们当然会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但同时能通过与其他国家对照，更清晰地认识自身特质。这并非为了区分优劣，而是为了相互启迪。我们既能实现和而不同，也能在深化理解中和谐共生。
因此，中国国内修建的每座桥梁都使你们与世界更紧密相连；而中国在境外建造的每座桥梁，都让我们在精神层面相遇相知。当我真正理解你时，纵使存在分歧，也不会心生憎恶；当你真正理解我时，即使不认同我的某些习惯，也不会怀有敌意，反而会尝试以体恤之心相待。
《大变局》：
您曾提到，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凝聚形成了构建更美好世界的新愿景。在您看来，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对其现代化道路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这些文化特质又如何为世界启迪新的愿景？
阿德里安·塞维林：古老的中华文明依然充满生命力，如今正是你们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启迪世界秩序的时代。中国文化传统蕴含着和谐、团结、仁爱、共同发展等理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在建造桥梁，而不仅是生产汽车。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却在制造武器而非修建医院。
一个主要制造武器而非修建医院的国家，其主导地位能维持多久？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永恒。当前正是我极为尊重并钦佩的中国模式发挥作用的时刻，我认为中国模式对于世界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身处一个失衡、不公、缺乏同情、且动荡的世界。我们必须建立不同的秩序，哪怕旧秩序的掌控者美国对所谓“美国治世”时代的逝去感到不快。
我理解美国的不悦。位居第一固然令人愉悦，但有时成为平等群体中的一员也同样美好。在平等中争先，我们皆可为先，但不必通过压制他国来实现领先。我们可以通过启迪、帮助、激励他国而卓越，而非通过制裁。我始终主张激励而非制裁。若别国的行为方式不合我意，可以通过激励来让别国调整，而不是施加制裁。这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正是中国文化提供的启迪性贡献。
《大变局》：
习近平主席于2025年9月1日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您如何看待这一倡议在应对当今全球性挑战方面的作用？
阿德里安·塞维林：中国在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在我看来，这是对前三大倡议的合理补充。没有远大愿景，就难以建立新秩序。据我所知，当前，中国是唯一提出系统性愿景的国家。当然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理念，从不同的角度批判旧秩序，并提出过修补旧体系的一些零散建议，但却没有提出过愿景。
新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人的参与，我们需要受过教育、有觉悟的人。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涌现出大量能够理解、发展并践行这一愿景的受教育群体。同样重要的是，任何愿景若没有制度支撑就难以持久，而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正是建构制度。
我们当初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如今却随处可见新的贸易壁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它们是否真正推动了全球发展？事实恰恰相反，这些机构仍被那些已不再贡献全球主要产出的国家所操控。但世界格局已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的生产能力跃居世界前列，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已超过七国集团。然而七国集团却仍试图主导世界并继续控制国际金融机构，更不用说上述金融机构正从全球性组织蜕化为全球寡头体系，沦为为少数强国服务而非造福全世界的超级国家寡头工具。
因此，所有国际机构都面临改革或被替代的选择。若无法实现改革，就应以新机制取而代之。上海合作组织正是新世界秩序制度建构的起点，金砖国家也是。这一切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现行秩序中哪些东西已经过时，以及我们应当推动怎样的变革。
《大变局》：
全球南方国家将在推进全球秩序改革进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阿德里安·塞维林：我们都必须摒弃某些固有偏见。西方长期深陷于一种优越感心态，总试图教导他人；而一些全球南方国家至今仍受自卑心理困扰。全球南方应当认识到，现在不仅是全球南方贡献力量的时代，而且是承担引领责任的时代。我认为特别是中国应以自身的方式，而非美国的方式，发挥引领作用。
我一直强调，我们不需要第二个美国。我们需要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迪者，而非强加者；激励者，而非制裁者；凝聚者，而非排斥者。这些中国特色并非今日凭空创造，而是历经数千年文明积淀所形成的宝贵特质。
《大变局》：
在担任罗马尼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期间，您曾频繁接触中国官员。相比过去，您是否觉得中国当前的外交风格发生了变化？
阿德里安·塞维林：我认为中国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外交风格。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展现出一种特有的庄重气度。我清晰记得，习近平主席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欧洲时，我曾在比利时布鲁日亲耳聆听他发表的一场极为精彩的演讲。那是在他任期伊始的一次卓越演说。能受邀现场聆听，成为最早直接领悟习近平主席重要理念的人士之一，我深感荣幸。自那时起，我便持续关注他的外交风范、政策、决策与重要论述，并从中认识到一个至关重要的特质：习近平主席的战略视野具有高度的连贯性。
《大变局》：
您对中国、中国人民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总体印象是什么样的？
阿德里安·塞维林：但凡了解中国人民所取得成就的人，无不为之惊叹。中国领导人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令我印象深刻。西方往往难以真正理解这种联系。当我们不愿承认差异存在时，往往误以为差异意味着他者的低下，却忽略了这只是文明形态的不同而已。
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治理这样一个大国，与治理一个仅有数百万人口、数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国家截然不同。在这里，领导人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具有独特性。那是一种对领导者的尊重与领导者保障人民平等权利的义务之间形成的深刻联结。领导者肩负着保护人民、为所有人创造平等环境、让每个公民都能享有同等福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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