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程书书
编辑 | 李信马
题图 | 豆包AI
距离4月1日“AI漫剧持证上岗”新政落地仅五天，影视行业便迎来了一场意料之中又颇具戏剧性的风暴。这场风暴的起点，是顶流明星的深夜维权。
4月5日凌晨，易烊千玺工作室发布声明，称发现多个网络平台传播擅自使用其肖像等生成的AI剧集，其中《午夜公车：她捉诡超凶的！》热度值接近4000万，而另一部《骗我投个好胎？行，你们别后悔》热度值甚至逼近7500万。工作室措辞严厉：已委请律师开展维权工作，将追究侵权主体全部法律责任。
一天后，红果短剧发布《关于持续治理AI短剧素材违规使用行为的公告》，一季度累计下架1718部违规漫剧，其中针对AI短剧素材违规问题，已完成1.5万部作品的全面核查，依规处置670部。
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明星维权+平台整改”的标准剧本。然而，撕开这层表象，AI技术狂飙突进下的行业失序便暴露无遗：从肆无忌惮地“盗脸”明星，到刻意“撞脸”真人的数字艺人，再到资本急不可耐布局“永不塌房”的虚拟演员——这背后，正是AI时代娱乐产业最核心的困境：当“人格”本身可以被拆解、复制、贩卖，我们该如何定义、归属和保护这种新型资产？
01、“人格盗版”：比肖像权更底层的法律黑洞
易烊千玺的维权讨论中，有一个值得被关注的细节。工作室声明中是“部分网络平台传播擅自使用易烊千玺先生肖像等生成的AI剧集”。事实上，剧中人物不止是肖像，说话的声音以及整体感觉都十分相似。
图源：微博截图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保护的是“肖像”，即“可识别的外部形象”。但AI短剧的技术进化已经远远超越了“换脸”这个单一维度。它可以同时克隆一个人的声纹特征（音色、语调、口音）、微表情模式（挑眉、抿嘴、眼神移动）、语言风格（口头禅、句式偏好），甚至肢体语言（手势习惯、走路方式）。
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化人格”。但在法律上，这叫什么？归属谁？授权机制是什么？目前全是真空。
在针对易烊千玺事件的讨论中，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罗娟指出，滥用AI换脸、声音克隆主要涉及民法典肖像权和名誉权保护条款。但问题在于：当AI同时克隆脸、声音、说话方式和微表情时，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能够一次性涵盖所有这些要素的集合。
而更麻烦的是“神似”的灰色地带。
3月18日，耀客传媒官宣两位AI数字艺人“秦凌岳”和“林汐颜”，推出由其主演的AI剧集《秦岭青铜诡事录》。两名AI艺人同步开通社交账号，像真人新人演员一样分享“工作和生活”。但AI演员林汐颜被指“撞脸”赵今麦、张子枫、梁洁等多位女演员，秦凌岳则被指与翟子路高度相似。耀客方面的回应耐人寻味：两名AI演员形象是“通过剧本人物打磨研究，用大模型学习海量人脸数据后生成，并非对任何单一真人的复制或拼贴”。
图源：微博截图
这番回应看似规避了“单一复制”的侵权嫌疑，却恰恰戳中了当前AI数字艺人侵权认定的核心痛点——当AI形象不直接复刻某一个人，却能让公众联想到特定真人时，是否构成肖像权侵权？
在中国新闻网的《我是普通人，我怀疑自己被AI盗脸了，我能怎么办？》一文中，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肖像权侵权的认定标准是“可识别性”而非技术手段——只要AI生成的角色能让公众联想到特定真实人物，就可能构成侵权。
然而，“可识别性”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主观的标准。比如几位女明星的粉丝各自觉得“像我家姐姐”，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主张唯一的识别权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说明星尚能凭借公众关注度发起反击，那么对普通人而言，侵权往往更为直接和赤裸。例如AI短剧《桃花簪》被指直接盗用普通博主的古装照，用于生成反派角色。普通人往往缺乏维权意识与途径，甚至难以察觉自己的形象已被盗用。即便发现，侵权方也常以“AI随机生成，纯属巧合”为由推诿，导致维权陷入“发现难、定性难、成本高”的三重困境。这也正是AI“人格盗版”最精妙也最危险的地方：侵权变得隐蔽，举证变得困难，责任变得分散。
图源：微博截图
一位娱乐法律师曾这样描述当下的局面：“用现行法律框架去框AI侵权，就像用渔网捞水，根本兜不住。”
02、平行市场的撕裂：盗版VS授权
在“偷脸”乱象愈演愈烈的另一端，一个合法合规的“卖脸”市场正在悄然成型。
3月20日，聿潇传媒官宣签约六名AI演员，名单中既有新人演员，也包括千万粉丝级网红韩安冉和徐志滨。与过去AI换脸、AI合成带来的侵权争议不同，聿潇传媒明确表示“签约均为真人建模，绝对尊重肖像版权”，将AI演员的探索推向了合法合规的新阶段。
图源：微博截图
据悉，聿潇传媒旗下AI演员的真人原型均签署了肖像授权协议，获得其“AI数字分身”独家运营权，用于短剧、直播、广告等场景。有消息称，采用AI演员打造的剧集，制作成本仅为真人实拍的10%至20%，制作周期也从15至30天降至数天。在传统短剧行业亏损率超90%的背景下，这种成本优势极具吸引力。
然而，将喧嚣的盗版市场与看似有序的授权新大陆并置观察时，会发现一个吊诡的现实：这两个平行市场，表面上是“非法”与“合法”的对立，实则共享着同一个根本性的困境——人格产权缺乏清晰的法律定义。
聿潇传媒的“独家运营权”听起来权责分明，但这份合同的法律效力究竟能延伸多远？当一名真人演员为了最大化收益，同时授权给多个平台生成数字分身时，这些遍布于不同剧集、不同平台的“AI分身”之间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如果其中一个分身被用于低俗短剧，是否会反噬其他分身乃至真人原型的商业价值？
更棘手的是“二次生成”的问题。
假设A平台获得了某演员的授权，生成了其数字分身。而B平台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A平台生成的AI视频作为训练数据，再次生成了一个“变体”分身。那么，这个“变体”分身究竟侵犯了谁的权益？是真人演员的肖像权，还是A平台对数字分身的“衍生权利”？现行法律对此尚无答案。
这种产权的模糊性，不仅困扰着生者，更在逝者身上演变成一场伦理与法律的混战。
近年来，“AI复活”技术被频繁用于“重现”已故明星。从商业演出到粉丝纪念，这些数字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场景。但谁有权决定一个已故明星的“数字生命”如何延续？是其家属、经纪公司，还是拥有其影像资料的平台？
03、“永不塌房”的资本幻象与潜在新风险
在人格产权归属尚且混沌、授权边界模糊难辨的现状下，资本却已迫不及待地拥抱“数字分身”，除了显而易见的降本增效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驱动力——避险。
近年来影视行业因真人演员个人违法违规或道德争议导致的“塌房”事件屡见不鲜。一个核心主演曝出负面新闻，数亿元的投资项目只能直接计提坏账。
最经典的案例是《巴清传》。这部总投资近5亿元、单集预售价格超千万的剧集，因男女主演相继涉嫌刑事案件和偷逃税款遭行业“封杀”，播出无限期搁置。唐德影视当年为此计提近5亿元坏账准备，致使2018年归母净利润出现9.27亿元巨额亏损，从危机爆发至公司重组期间，二级市场市值蒸发超过130亿元。
对于一个影视投资人来说，这种风险几乎是不可接受的。而AI演员理论上“永不塌房”，自然成为资本的“完美方案”。但AI演员真的没有风险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它只是将真人演员的“塌房”风险，转化为了更复杂、更隐蔽、也更不可控的新型风险。
首先就是“技术债”带来的供应链隐患。当前AI演员赛道的快速扩张，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技术债”的隐性累积之上。为了抢占市场先机，许多平台选择走捷径，基于开源模型或第三方API快速搭建系统，而非投入巨资自研底层技术。这种“拿来主义”虽然降低了短期门槛，却埋下了长期隐患：一旦技术供应商调整条款、涨价，或因合规问题断供，这些依赖外部输血搭建的AI演员资产，瞬间就会沦为无法维护的“技术孤儿”。
其次是数据资产归属的模糊地带。目前很多协议仅约定“可使用数字分身”，却鲜少涉及训练数据、模型参数的归属，以及技术迭代后的权益分配。一旦合作结束或产生纠纷，运营方可能发现，自己重金投入培养的“数字演员”，本质上只是一段无法带走的租赁服务。
除了商业与法律风险，从内容创作的角度来看，AI演员的“完美”也可能成为叙事力的枷锁。当它的人设被算法锁死、言行被数据优化，呈现给观众的只剩精致的空洞。短期能填内容，长期却撑不起复杂情感，更孕育不了经典形象。
换个角度看，真人演员的“塌房”风险恰恰是不可替代性的来源。观众追真人明星，追的是真实人生的起伏、成长的蜕变、脆弱与光芒的交织。这种“正在发生”的生命叙事，是算法算不出来的。
最后，还有当下观众的态度。
Z世代对虚拟偶像的热捧，常被误读为对AI演员的普遍接纳，但二者本质截然不同——虚拟偶像的魅力在于“人格化运营”，背后有真实的人赋予情感温度；而AI演员剥离的正是这层真人羁绊，它提供无限供应的“完美形象”，却永远无法回应观众对“真实生命在场”的本能渴求。
一旦AI演员大规模渗透主流影视内容，触发的将不只是审美疲劳，而是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当观众意识到每一滴眼泪、每一个眼神都经过算法优化，情感共鸣的根基便会瓦解。
代际差异同样不可忽视。对成长于短视频时代的年轻观众而言，AI生成内容或许已是常态；但对更广泛的观影群体，尤其是为情怀买单的成熟受众，AI演员的“无灵魂完美”恰恰构成一种冒犯。若行业将Z世代的局部偏好误判为全民共识，加速推进AI演员替代真人，很可能在尚未建立新共识之前，便已撕裂了与核心受众的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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