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奎
为什么有些事情人人心知肚明，却只有在“大家都知道别人也知道”的那一刻，才真正改变局面？
这是史蒂芬·平克常在新作《共同知识》中讨论的一个与日常生活非常贴近的问题。作为《共同知识》一书的译者之一，李井奎认为这本书是平克思想谱系中的一座桥梁，把语言、心智、理性、博弈、社会规范、取消文化等要素串成了一条连贯的线索。
职场中的委婉、亲密关系中的沉默、国际政治中的尊严、市场中的预期等这些看似分散的现实，背后都藏着同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什么信息一旦成为“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都知道别人也知道”的事实，社会就会因此改写规则？
本次访谈，李井奎从语言学、认知科学、博弈论一路谈到战争、面子、取消文化、网络传播、AI与经济预期，勾勒出“共同知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生成、扩散，也如何被刻意回避。
采访者：学人scholar志愿者陈黄蕊、韩宗洋、梁慧琳
03
从凯恩斯到诺奖：共同知识如何塑造预期与知识权威
学人：您是知名的凯恩斯研究专家。平克把博弈论与社会互动讲得很像预期协调，而凯恩斯正是预期大师。在凯恩斯传统里，预期、信心、不确定性等因素一直是核心。“共同知识”看起来像是把预期结构化了，不是我怎么想，而是我怎么想别人怎么想。平克在书里谈的凯恩斯式选美竞赛就是一个重要的案例。您觉得“共同知识”是对选美竞赛的补全、推广，还是另起炉灶？如果用凯恩斯语言重写平克，共同知识在其中更像预期的公共锚点，还是动物精神的社会放大器？
李井奎：我花费十年翻译的十一卷本的《凯恩斯文集》，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宏观经济学的关键是对预期的协调和管理。平克确实把博弈论与社会互动讲得很像预期协调，而凯恩斯正是预期大师，这是我对平克教授的这本书觉得在思想上更为亲近的一个原因。
凯恩斯在《通论》第12章中提出的选美比喻，确实是经济思想史上最闪光的时刻之一。他描述的那种报纸选美比赛——参与者要从100张照片中选出最漂亮的6张，而获奖者是那些选择最接近全体参与者平均偏好的人——这个比喻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在投机市场上，我们并非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而是在猜测别人会怎么猜。凯恩斯明确指出，这已经达到了“第三层境界”：我们运用智慧，试图预判主流观点所预期的主流观点。甚至有人会推演到第四层、第五层乃至更高。这正是平克全书反复论述的“递归式心智化”——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的无限嵌套。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凯恩斯的选美竞赛，描述的是一种心理博弈的动态过程。它是一种关于“别人会怎么想”的猜测，但这种猜测是开放性的、不确定的、充满动物精神的。凯恩斯本人深知，这种猜测游戏可以无限推演下去，但实际中很少有人能推演到很深层次。我的判断是，“共同知识”是对“选美竞赛”的补全与结构化，是将其从心理描述提升为分析框架。
如果用凯恩斯语言重写平克，共同知识在其中更像“预期的公共锚点”，还是“动物精神的社会放大器”？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认为，两者都是，但分别对应着共同知识的不同维度。凯恩斯在《通论》中强调，长期预期状态（the state of long-term expectation）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当预期缺乏可靠的锚定时，投资就会陷入波动。这正是平克所说的共同知识的一种功能：它为社会互动提供了一个确定的参照点。我们可以把“共同知识”理解为一种“公共锚点”——它让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知道什么，从而使得协调成为可能。银行的FDIC标识、政府官员的“精确的模糊表述”、中央银行的“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都是在创造这样一种共同知识。用凯恩斯的语言来说：共同知识是预期所依据的“成规”（convention）。凯恩斯说，我们只能假设现状会持续下去，除非有具体理由预期变化。而这个“成规”本身，就是一种共同知识——我们知道别人也在遵循同样的成规。
图源：Tim Gidal
但凯恩斯还有另一个重要概念——“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他指的是那种自发的行动冲动，而非冷冰冰的理性计算。这正是共同知识的另一面：当某种情绪或信念成为共同知识时，它会被急剧放大。正如平克引用罗斯福的话：“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对恐惧的恐惧，正是共同知识的放大效应。用凯恩斯的语言来说：共同知识是动物精神的“社会放大器”。它不仅传递情绪，更创造了一个递归的、自我强化的预期循环。当所有人都相信价格上涨会持续，并且知道别人也这样相信时，泡沫就形成了。
凯恩斯引入选美比赛比喻是有充分理由的——选美比赛中可能出现的（纳什）均衡确实引人注目，任何一张面孔都可能是一个均衡，完全取决于参赛者对其他人投票的看法。这正是多重均衡的问题，而共同知识正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是这一个均衡，而不是那一个均衡的关键。平克的研究路径，恰恰是将凯恩斯的直觉洞见，用现代认知科学和博弈论的语言加以系统化和深化。凯恩斯凭着他那天才的直觉，看到了选美竞赛的逻辑；而平克则用递归思维、共同知识、博弈均衡这些工具，把这个直觉扩展成了一整套分析人类社会互动的理论框架。
学人：“共同知识”的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知情”，是对更大社会范围共识和规范的内化，也是一种合力的建构。平克是美国人，您是中国人，不同社会的共识、规范、文化背景肯定有不同。您能否分享一下，在翻译此书时，您能体会到的不同社会对共同知识理解和实际运用的差异？
李井奎：平克在书中举了很多美国读者“秒懂”的例子，比如棒球规则、美国政治典故、基督教文化背景。这些对中国读者来说，往往需要额外的注释。但更有意思的是那些不需要翻译、却需要“转译”的文化预设。平克的论述有一个隐含的前提：社会是由独立的理性个体组成的，他们在互动中博弈、协调、形成规则。这个“理性个体”的预设，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
而在翻译时，我常常想到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不是“个体如何在群体中博弈”，而是 “关系本身就是存在的本体” 。费孝通先生说的“差序格局”，梁漱溟先生说的“伦理本位”，都是在描述这个根本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共同知识”的运用上。在美国，共同知识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递归确认，最终落脚在个体的认知上。在中国，共同知识更像是“我们都在这个关系网里，自然知道彼此知道”的场域感知。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被“体认”出来的。
在中国社会运行中，往往存在两套并行的“共同知识”系统。一套是官方系统，通过正式渠道传播的、被制度确认的知识。一套是民间系统，通过口耳相传、网络议论传播的、被生活经验验证的知识。
这两套系统有时重合，有时平行，有时甚至冲突。一个有趣的观察是：“大家都知道但官方没说”的事情，在中国语境下是一种独特的“准共同知识”——它具备共同知识的社会效力（大家据此行动），却不具备共同知识的制度合法性（无法公开援引）。平克在书中讨论“共同知识”的载体时，主要关注的是语言、文字、仪式、媒体。而在中国语境下，“人情”和“面子”本身就是重要的知识载体。谁给谁送了礼、谁参加了谁的婚礼、谁在谁困难时伸了手——这些信息不需要正式传播，却在关系网络中自动成为“共同知识”。每个人都知道，并且知道别人也知道，因为这构成了“关系账本”的基础。谁被尊重、谁被冷落、谁在饭局上坐了主位——这些细节本身就是“共同知识”的生成过程。它们无声地宣告着权力格局和社会地位。
翻译完这本书，我有一个体会：“共同知识”可能像语言一样，有某种“普遍语法”，但具体的“参数设定”因文化而异。平克作为美国学者，他的分析框架天然带有美国文化的“默认参数”。而作为中国读者，我们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接受或拒绝这个框架，而是理解它的核心逻辑，然后调试参数，将其应用到自己的文化语境中。
《宴会》 | 苏新平
学人：平克从微观的对话入手，到宏观的金融危机，阐释了“共同知识”如何成为社会运作的基础。在波兰尼的《大转变》中，其实也提到了市场等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在社会、文化、习俗等非经济性行为里，并且会随历史进程的发展而变化。在这点上，也想请您分享一下，在解读中国经济当下和未来时，“共同知识”能起到什么作用？尤其是对您个人而言，这个概念有没有带来新的启发？
李井奎：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市场并非自足的体系，它始终“嵌入”在社会、文化、习俗之中。他警告说，如果试图让市场脱离这些社会根基，让劳动力、土地、货币变成纯粹的“虚构商品”，社会就会以各种方式反抗，最终导致市场体系的崩溃。这是很深刻的洞察。
平克的“共同知识”，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波兰尼“嵌入性”的一个认知维度的深化。如果说波兰尼告诉我们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那么平克则揭示了这种“嵌入”是如何实现的——它正是通过我们共享的、递归确认的“共同知识”来完成的。
让我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民营经济的崛起，靠的不是完备的法律体系（当时这方面几乎是空白），而是基于同乡、同族、同宗的“共同知识”。温州人之间做生意，靠的是“三缘”——血缘、地缘、业缘。每个人都知道违约的后果（不仅失去一个生意伙伴，更在整个乡亲圈子里失去信誉），并且知道别人也知道。这种“共同知识”构成了非正式制度的基础，支撑了民营经济的早期发展。
这正是波兰尼意义上的“嵌入”——市场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也正是平克意义上的“共同知识”——社会关系通过递归确认的认知机制发挥作用。
将这个框架应用到中国经济的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深刻的启示。
近年来讨论最多的议题之一，是民营企业的信心问题。传统的分析框架会从政策优惠、融资环境、产权保护等“利益”角度出发。这些当然重要。但“共同知识”的视角提供了一个更深层的维度：信心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的好坏，更取决于这些政策是否成为“共同知识”——即企业家们不仅知道政策，而且知道别人也知道，并且知道这个认知本身是稳定的。当一个政策频繁变动，或者在不同地区执行力度差异巨大时，它就无法成为稳固的“共同知识”。
企业家们会陷入“我知道政策，但不知道别人是否相信，也不知道别人是否知道我相信”的递归猜疑中。这种猜疑一旦形成，就会自我强化，最终演变为集体性的观望和收缩。从这个角度看，稳定预期的关键，不仅在于出台好的政策，更在于让这些政策成为无可争议、不可逆转的“共同知识”。这需要制度化的承诺机制、公开透明的执行过程，以及对政策变动的严格约束。
中国金融体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话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背后的“隐形担保”。这种担保从未写入任何法律文件，却长期被市场参与者视为“共同知识”——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平台违约，地方政府会出手相助；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别人也知道这一点。这种“共同知识”曾是中国基建融资的重要支撑，但也带来了道德风险和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近年来打破“刚性兑付”的努力，本质上是在试图改变这种“共同知识”——让市场参与者意识到，违约是可能的，而且别人也知道违约是可能的。但这种转变极其困难。因为“共同知识”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自我稳定性。当一个投资者相信“别人都相信隐形担保存在”时，他会据此行动，而这个行动本身又强化了别人的信念。这正是平克反复论述的“自我实现的预期”。
倘若将目光投向未来，我认为“共同知识”的概念可以为我们理解几个关键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首先是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共同知识”的生成机制。算法推荐、社交网络、平台经济，都在改变信息的传播方式和共识的形成过程。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圈层化”：不同群体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圈层共同知识”。这对宏观政策的传导提出了新挑战——如何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关于发展方向、政策意图的“共同知识”，当信息环境已经高度碎片化？另一个现象是 “算法作为共同知识的生成者”：当越来越多的人根据算法推荐做出决策时，算法本身就成了“共同知识”的来源。这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算法是否可以被信任？算法的逻辑是否透明？当算法出错时，谁来负责？
其次，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升，国际经济互动中的“共同知识”问题日益重要。中美贸易摩擦、科技竞争、规则博弈，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共同知识”的竞争——双方都在试图塑造对方对自己意图的认知，以及对方对第三方意图的认知。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美伊局势时提到的，很多时候冲突的根源不在于利益本身，而在于“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递归猜疑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规则制定参与、多边外交实践，都是在参与全球经济“共同知识”的建构。目标是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发展意图、规则承诺、政策取向的稳定预期，让这些预期成为各方共同确认的“共同知识”。
最后，我想分享一点个人的体会。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共同知识”这个概念对我最大的启发，是让我对“预期”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们研究经济政策时，常常关注的是政策本身——税收高低、补贴多少、监管松紧。但平克提醒我们，政策的效力不仅取决于它是什么，更取决于它是否成为“共同知识”。一个完美的政策设计，如果无法成为市场参与者共同确认、递归强化的“共同知识”，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相反，一个未必完美的政策安排，如果能够成为稳固的“共同知识”，反而可能产生强大的协调效应。
对中国经济而言，未来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我们设计了什么制度、制定了什么政策，更取决于这些制度和政策能否成为全社会共同确认、递归强化的“共同知识”。这需要制度建设，需要沟通艺术，需要时间沉淀，也需要对人性深处的认知机制的深刻理解。
图源：Xinmei Liu
学人：李老师有非常鲜明的观点，就是经济学的科学化冲动、诺奖的仪式性，以及对计量风潮与不可复刻问题的警惕。您把诺奖视为一种把经济学“推上圣坛”的仪式，让一些并不新奇的常识变得值得倾听。用平克的框架看，诺奖是否就是一种强力的“共同知识生成器”？它生成的是“知识”，还是“谁有权定义知识”的共同知识？
李井奎：是的，在我看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恰恰是平克所说的“共同知识生成器”的一个最完美，也最耐人寻味的案例。在平克的框架里，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正是这样一种具有魔力的“公开宣告”仪式。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金色大厅、瑞典国王亲手递上的奖章、全球媒体的聚焦直播——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场完美的“共同知识生成仪式”。在那一瞬间，某个经济学家的名字和他被表彰的贡献，从一个学术圈内的私下评价，变成了全世界都“知道，并且知道别人也知道”的公共事实。
但这里有一个微妙的悖论：很多获奖理论，其实只是一些常识，诺奖往往让一些“并不新奇的常识变得值得倾听”。这个悖论恰恰揭示了诺奖的深层功能。它不是在创造新知识，而是在为知识进行“加冕”。在获奖之前，那个理论可能只是存在于论文里的观点，是可争议、可反驳、可忽视的。而获奖之后，它就成了某种“定论”，成了所有后来者必须面对和引用的经典。这就是平克所说的“共同知识”的力量——它改变了知识的“存在方式”。
这就回到了你的问题：诺奖生成的，到底是“知识”，还是“谁有权定义知识”的共同知识？我的判断是：后者才是它的本质功能。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设立以来，一直在默默地完成一个深刻的制度建构：它确立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这个共同知识。请注意，这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社会契约。在诺奖出现之前，经济学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边界是模糊的。亚当·斯密可以同时是道德哲学教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与神学纠缠不清。而诺奖的设立，通过将经济学家与物理学家、化学家并列在同一领奖台上，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暗示：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是同等的“科学”。
这也就带来了其他的问题，那就是大家对现代经济学“科学外衣”的反感。但作为个体的学者又很难摆脱。一个年轻的学者，如果提出一个无法用现有计量方法检验的洞见，他可能根本发不了顶刊。一个与主流共识相悖的观点，可能直接被审稿人枪毙。学术界的“自我审查”，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对“科学权威”的敬畏——没有人愿意挑战那个“共同知识”所确立的边界。这就是平克在讨论“取消文化”时提到的现象在学术界的翻版。当观点被视为“道德身份”的标志，当挑战权威意味着挑战整个共同知识体系，创新和批判就变得困难重重。
我常常想起凯恩斯。如果放在今天的计量风潮下，他的《通论》可能根本通不过审稿——无法量化、无法检验、充满直觉和洞见。但正是这本书，改变了20世纪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这让我不禁要问：我们追求的那种“科学化”，是不是在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排除在外？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