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有一句话，大意是：
人类的时间不是循环运转，而是直线飞速前进。正因如此，人无法幸福：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
我把这句话引申一下：
道德的败坏，也不是循环的，它是有方向的。每一次小的失信，每一次集体性的道德妥协，每一次“大家都这样”的正当化，都是向某个方向迈出的一步。
这步的方向，正在到来：
这个话题我写了很多遍，起因是陕西丹凤县一中学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八年级某班二十名学生家长，在淘宝上统一购买了表演服。
孩子们穿着这批服装彩排、正式上台演出，留下了完整的视频记录。
活动结束后，二十个家长里有十一个提交了退货申请，理由五花八门：
尺寸不符、天气原因活动取消、质量问题。
浙江湖州的店主徐先生，在社交平台上翻到了那些彩排和演出视频。
他打电话给学校，学校说是家长行为，与学校无关。
他打给退货家长，家长说，有事找平台。
他收货收到的裤脚和袖口脏得不行。
这就是全部的事实。
事后，教体局出面，要求学校讲明诚信处事原则，家长们取消了退货申请，全额支付了服装款项。
一直强调过一个观点。
任何一项规则的正常运转，都建立在使用者基本诚信的前提之上。
无理由退货的无理由，从来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可以有任何理由，而是不需要向平台解释理由——里面有一个基本预设：
你是因为商品本身不符合你的真实预期而退货，而不是因为商品已经完成了它的价值、你想白嫖一次。
这事明晃晃就是，规则给了窗口，有人把窗口用成了漏洞。
这些行为的道德失守，早已是电商生态的顽疾。
但这事的严重性在于
一群家长的退货，在一个有具体名单、具体班级、具体活动背景的小圈子里，十一个人做了同一件事，然后在电话里统一回答“有事找平台”——这种一致性，是巧合？
社会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责任扩散，就是当一群人共同实施某个行为时，个体对自己那份责任的感知会显著降低。
不是我一个人退的，是十一个人退的，我只是其中之一，那份说不过去的感觉就被稀释到了几乎感知不到的程度。
这是集体的耻感倒退！
鲁迅在《论“他妈的！”》里写过一个心理机制，从心理机制中我看到同一件事，就是当一种越轨行为被足够多的人实践，它就从越轨变成了惯例，从惯例变成了传统，最后你甚至无法再从道德角度去质疑它，因为它已经是“大家都这样”的了。
大多数家庭的教育停留在口头层面——譬如“不能说谎”、“要诚实”。
但真正塑造孩子道德直觉的，从来不是父母说了什么，而是父母做了什么。
父母的行为是孩子观察世界运作逻辑的第一个窗口。
通过这个窗口，孩子学到的如果不是规则，而是规则背后真实的游戏方式，有多可怕？
如果孩子从这件事里学到的是规则是可以用的，平台是可以糊弄的，说谎是有收益的，集体做了就没有责任——那这个教训，比任何说教都更毒害，也更持久。
对一个中小电商来说，十一套退货意味着什么？
不难想象，退回来的脏衣服无法二次销售，处理退货的时间成本，店铺评分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及更难量化的那种感受，你认真做了这笔生意，对方用完了东西然后告诉你有事找平台！
从结果来看，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商家拿到了钱，事情处理完了，各方握手言和。
但这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没有媒体曝光，没有教体局介入，家长们大概率会完成退货，拿回服装款，继续生活，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
诚信在这里不是内在的约束，它是外部压力的产物。
当外部压力消失，约束也随之消失。
用行政力量来维持基本的商业诚信，是一种文明层面的返祖。
它的背面，是道德自律的萎缩。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描述的那套以自我为圆心逐渐向外扩散的伦理秩序，本质上是一个内外有别的道德体系。
家人之间要诚信，朋友之间要诚信，但对于陌生人、对于“外面的人”，规则是不同的。
网络交易把这个外人的范围无限扩大了。
商家和消费者，他们永远不会见面，他们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牵连，他们在同一个平台上只是一笔交易的两端。
对这样的人，差序伦理的约束几乎为零。
再加上平台规则提供的形式合法性，是在正常申请退货，我没有违反任何规定，这种合法性的外壳，把本质上的占便宜行为包装成了一种权利行使。
我不是在做坏事，我只是在用我的消费者权利。
规则的善意，终究需要使用者的善意来承接。
当使用者的善意不能被指望，规则就只能被用作工具，直到外部力量介入。
一个社会，如果大量的基本诚信问题都需要外部力量来兜底，需要媒体曝光、需要行政介入、需要舆论压力，那这个社会的道德自律，我想已经虚弱到了某个危险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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