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使命究竟是什么？是修补身体的工匠，还是驱散恐惧的向导？
以前我总觉得，我们是用专业知识为患者点亮希望之光的“提灯人”。当我看到那些曾经深陷绝望的家庭如今在阳光下安然漫步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心中悄然发生了改变。
在这场关于生命与信任的互动中，究竟是谁照亮了谁？
我以为，我是他的光
癌症诊断，足以让任何一个家庭坠入黑暗。迷茫、恐惧、无助……这是我在门诊中见过最多的表情。
记忆被拉回两年前的一次门诊。朱老伯的女儿带着在其他医院检查的片子来找我，眼神里满是焦虑。
我仔细看了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肺鳞癌Ⅲ期，局部晚期，但还有手术机会。我告诉他们，目前的术前新辅助方案是标准的，没有问题。“这条路走得对，坚持住。”
后来，朱老伯成了我门诊的“常客”。我深知，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的家庭要面临的决策太多了：怎么治疗？能不能手术？手术找谁做？术后怎么办……如果医生嫌他们烦，他们就真的不知道该问谁、该信谁了，而那种悬在半空、无依无靠的感觉比疾病本身更让人心慌。
在朱老伯接受术前新辅助方案期间，我联合胸外科、影像科的同事一起讨论，帮他确定最佳的手术时机。2024年2月，朱老伯顺利接受了右肺下叶切除术，术后病理显示达到完全缓解。
朱老伯出院后，他的女儿留下这样一段感谢的话：“最开始，父亲并非熊主任的病人，但他竟然愿意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协助我们分析报告并联合其他科室的医生共同探讨，我们的感激之情不是只言片语能够表达的！”
其实一个判断，一次会诊，几句解答……我早已习惯了将这些视为职业的“标配”，而朱老伯女儿的这段话就像一枚烙印，刻在那次治疗的记忆里。我以为，这就是我能给他们的光——用专业知识为他们驱散求医路上的迷雾，照亮前行的方向。
有一个人，一直与他同在
术后三个多月，朱老伯又住院了。他出现了气短、咳嗽等症状。CT显示，双肺出现了新的炎症改变。
他陷入了恐慌，一遍遍地问我：“是不是复发了？”“是不是治坏了？”有一次晚上查房，我看见朱老伯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他见到我，猛地站起来，张了张嘴，压低了声音问：“熊主任，明天抽血结果能出来吗？”
走廊的灯光昏暗，可他看向我的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那是一种带着恳求的亮光，他似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我拍拍他的肩膀，看着他的眼睛说：“炎症是因为免疫系统在工作，说明它在努力地攻击肿瘤。别怕，我们有办法处理。”后来朱老伯确诊为免疫性肺炎，我们果断为他启用激素治疗。
那段时间，我们团队每天盯着他的氧饱和度，及时调整用药。我忽然明白了一件和用药同样重要的事：要让患者感受到，有一个人，一直与他同在。
我在查房时会多问一句：“昨晚睡得好吗？”看完报告会多说一句：“这次很好，继续加油。”
朱老伯的女儿后来告诉我，她父亲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得到我的回复，就觉得病没那么可怕了，因为他知道有人一直盯着他的指标，不会让他出事。
那束光也照向了我
朱老伯康复出院后，会定期到我的门诊复查，他每次都像老朋友一样跟我打招呼。他女儿说：“父亲的治疗道路上如果没有熊主任，心理状态肯定天差地别。”
他们或许不知道，这段经历同样深刻地改变着我：是他们毫无保留的信任，让我在面对复杂的病情时敢于决策，没有后顾之忧。是朱老伯在走廊里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让我在无数次感到职业倦怠时，重新审视这份工作的意义。
如果说，我给了患者面对未知的勇气，那他们给予我的，则是面对日复一日的琐碎和生命的无常时，那份最珍贵的确信——确信我的每一份努力，都被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的每一次陪伴，都成为黑暗中的一束光。这份“被需要”和“被看见”，恰恰是治愈职业疲惫的最好良药。在这场漫长的治疗里，被治愈的不只是患者，还有作为医生的我。
当我们彼此看见，彼此照亮，就站在了同一片阳光下。
（熊安稳 上海市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肺部小结节的影像诊断、晚期肺癌的综合治疗和全程管理、肺部恶性肿瘤的局部射频消融治疗。）
栏目主编：陈俊珺 文字编辑：陈俊珺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来源：作者：熊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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