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内，
一枚长约25.8厘米的竹简
静静躺在恒温恒湿的展柜中。
上方柔和的灯光倾泻而下，
墨色在特制玻璃的映衬下泛起温润光泽。
上面“智道”二字，
历经2000余年光阴，
笔画依然清晰有力。
当观众站在展柜前，
凝视这枚书写于西汉时期的竹简时，
他们参与的不仅是一次观展，
更是一场跨越两千年的文明对话。
经学谱系的重构与连接
“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当这几个字在红外扫描仪下逐渐清晰，整个中国学术史为之震动。
《论语》在汉代有三个主要传本：古《论语》21篇、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我们今天读到的《论语》，是鲁《论语》和古《论语》融合的版本，而齐《论语》在汉末魏晋时期就已失传。《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齐论语》较其他版本多出《问玉》和《知道》两篇，但整整1800年，无人得见其真容。
海昏侯墓出土的500余枚《论语》简中，“智道”篇题的确认，让失传文献重见天日。这不仅证实了史书记载，更让我们看到了《论语》在汉代传播的多元面貌。
学术传承的实证链条在此显现。《汉书》记载：“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唯王阳（王吉字子阳）名家。”王吉任职昌邑中尉十余年，正是刘贺为昌邑王时期。海昏《论语》简应是王吉教授刘贺的教材，这条从文献记载到实物证据的完整链条，让汉代经学传授变得具体可触。
海昏《论语》简的整理工作还远未完成，现存文字较多的篇有《公冶长》《雍也》《先进》《子路》《宪问》等，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细微的文本差异。海昏简本“知”作“智”，“政”作“正”，“焉”作“安”，“能”作“耐”，“室”作“窒”，“氏”作“是”，“旧”作“臼”——用字习惯与今本系统不同。这些差异不是抄写错误，而是《论语》早期传本的本来面貌。它们像时间的指纹，标识着文本在漫长传承过程中经历的细微变化。
如果说齐《论语》的发现是惊喜，那么1200余枚《诗经》简的出土就是震撼。海昏侯墓出土的《诗经》简，写有“诗三百五篇、凡千七十六章，七千二百七十四言”，证明海昏侯墓随葬的《诗经》是全本《诗经》，这也是秦汉时期全本《诗经》的首次发现。此前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汉简《诗经》存简170余枚，安徽大学抢救入藏的战国楚简《诗经》93枚，湖北荆州夏家台楚墓出土战国楚简400多枚，只有《诗经·邶风》简，湖北荆州王家嘴楚墓出土战国楚简《诗经》300余枚，都远不及海昏简的完整。
但海昏《诗经》的价值不仅在于数量。更为重要的是，海昏侯《诗经》简还有目录，正文中有注释，部分诗篇最后有类似于诗序的“题旨概括语”，这样丰富的内容也是以往出土的《诗经》文献所未见的。
《诗经》在汉代有“鲁诗”“齐诗”“韩诗”，并称为“三家诗”。此外，鲁人毛亨传承《诗经》后被称为“毛诗”。东汉时期，“毛诗”逐渐兴盛，而三家诗则先后亡佚。流传至今的《诗经》文本，其实就是“毛诗”一家的文本。
海昏《诗经》简每篇末的“题旨概括语”，如《周南·桃夭》“说人”、《桧风·匪风》“刺上”，与传世文献中散见的“三家诗”序风格一致。这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海昏《诗经》属于哪个系统？
目录显示，海昏侯《诗经》的部分篇次、章次与今本《毛诗》次序不一样，而大雅篇次、小雅篇次与熹平《鲁诗》篇次完全一致，这证实了相关史料中汉代“三家诗”部分篇次与《毛诗》有异的记载，也透露出海昏侯《诗经》与失传已久的《鲁诗》有着密切的关系。
刘贺的老师王式，师从《鲁诗》系统。《汉书·儒林传》载，刘贺被废后，治事使者责问王式：“师何以亡谏书？”王式回答：“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这段著名的对话，如今有了实物印证，海昏《诗经》简，很可能就是王式“朝夕授王”的教本。
从战国安大简《诗经》到西汉海昏简《诗经》，再到东汉熹平石经《诗经》，一条清晰的传承链条显现出来。中华文明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漫长岁月中，通过一代代人的传抄、讲授、研习，逐渐累积而成。而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中，不仅有《论语》《诗经》，还有《孝经》《春秋》《大戴礼记·保傅》。这些竹简不仅展现了海昏侯刘贺的知识世界，也使西汉时期的儒学发展面貌直观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西汉诸侯王的仪式与规范
海昏简牍中，不仅有儒家经典的重现，也充满着诸侯王的“仪式感”。展览中，一组“仪”类简静静诉说着汉代诸侯王的日常生活。这些“仪”类简主要记载了昌邑国的两大类礼仪：宴饮仪和祭祀仪，有助于人们了解昌邑王国的礼仪行事细节。宴饮仪记录了仪式参与者站立的位置、进退仪节以及主持者的号令等内容，如“右方王会饮义（仪）”“宾者、吏大夫皆反走复立（位）”“礼乐进，曰：‘请令相行乐器’”等。从竹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宴饮仪式的不同阶段，昌邑王站立的位置也有不同讲究，或西向，或南向。另一类推测与由诸侯王主持的祭祀仪式相关，竹简上文字经初步辨识有“史、祝赞曰：嗣王某……尽如义（仪）”等内容。
这些看似琐碎的记录，实际上揭示了汉代礼制的深层结构。礼，在先秦两汉不仅是外在仪式，更是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体现。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在汉代，这句话有着具体的实践内涵。
另一类竹简与诸侯王主持的祭祀相关：“史、祝赞曰：嗣王某……尽如义（仪）”。“嗣王某”是昌邑王自称，“如义”意为符合礼仪规定。篇末的“凡八百六十五字”统计，表明这是一套完整的、用于指导实际行礼的固定文本。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些“仪”类简，不仅是首次发现的专门记录诸侯王礼仪行事的文献资料，还让我们看到汉代礼制的两个特点：一是高度的文本化，礼仪行为有明确的文字规范；二是层级的差异化，诸侯王的礼仪与天子不同，有着自身的体系。传世《仪礼》17篇，记载了士阶层的礼仪规范。但诸侯王的礼仪如何？文献记载零散，海昏“仪”类简填补了这一空白。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简牍中记录的主体多为“王”，应是在刘贺为昌邑王时期使用的文本。这表明，至迟在汉武帝时期，诸侯王礼仪已有成文的“仪”类文献可以依从。
侯府藏书中的知识全景
海昏简牍中，儒家经典占绝对主导：除了1200余枚《诗经》简和500余枚《论语》简外，还有《孝经》类简600余枚，内容与“孝”的说解和阐释相关，征引了《吕氏春秋》《孟子》等至少12种典籍，是目前已出土同类文献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批；《礼记》类简出土约300枚，部分内容与今本《礼记》的《曲礼上》《曲礼下》《中庸》等篇有关，也与《大戴礼记》的《保傅》篇有关，还有一些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文；《春秋》类简200余枚，多是僖公时期的《春秋》经传。这种知识结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前124年）为博士置弟子员，儒学正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刘贺生活于武帝末年至宣帝时期（前92-前59年），正是儒学官学地位确立后的第一代受益者。
但海昏简牍告诉我们，汉代儒学传播的面貌比想象中更复杂。同一部《诗经》，有齐、鲁、韩、毛多家；同一部《论语》，有古、齐、鲁三论。这种多元性在官方“独尊儒术”的背景下依然存在，说明文化传承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和多样性。
除了儒家经典，海昏简中还有诸子类50余枚、诗赋类200余枚。这反映了汉代知识分子的完整修养——以经学为核心，兼通百家。
海昏简牍中还有数术类和方技类文献。其中数术类约300枚，包括《易占》等占卜文献。其中有60余枚简关于阴阳五行、五方五帝，明确提到“五行金木水火土”“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鸟北方玄武”等。《易占》类竹简180余枚，并不直接抄引《易经》卦爻辞，而是利用《易经》作日常吉凶杂占的数术书。另有杂占书100余枚，内容有刑德端令罚与十二时相配占测吉凶。这些数术类古书的发现与整理，对于深入了解汉代数术之学，以及相关的思想史、科技史、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方技类约200枚，涵盖“房中”“养生”“医方”等内容。“房中”在马王堆帛书《天下至道谈》中记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虚”“实”而成为“十道”。“养生”借“容成氏”之口谈到“贵人居处安乐饮食”，并可见“黄帝一”的章题。“医方”可见部分方名，其中有与祛除蛊虫有关的方法。
《汉书·艺文志》将知识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海昏简牍几乎涵盖了所有门类（兵书类暂未发现），展现了西汉时期诸侯王完整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结构，与《史记》《汉书》记载的汉代士人修养高度一致。
1000余枚“六博”棋谱简的发现，展现了汉代精英文化的另一个侧面。“六博”棋是象棋等兵种棋盘类游戏的鼻祖，从春秋战国风靡至汉代，可谓是古代流行的桌游。汉晋墓葬中常见“六博”棋具，但其行棋规则大约在唐代以后失传。海昏简牍中有千余枚棋谱简，经辨识为汉代“六博”棋的行棋口诀。这是考古首次发现的“六博”棋类专著。
站在“书香海昏”展厅中，100余件/套简牍，每一枚都是一个密码，共同组成了解读西汉文明的密钥。通过这些密码，我们看到了一个诸侯王的知识世界——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兼及诸子百家，涵盖诗赋、数术、方技，既有治国大道，也有生活艺术；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尊儒重礼，又不失活泼多元，崇尚经典，又包容异说；更看到了一个文明的传承方式——通过师徒相授，通过文本传抄，通过礼仪实践，一代代传递着文化的火种。
来源：洪观新闻记者 徐蕾/文、喻云亮 “海昏侯”微信公众号/图
编辑：万明 二审：刘培堃 终审：邹岚
南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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