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是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4月14日下午,由中国文化书院、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九讲“任继愈:学术人生与人生境界”,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开讲。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程乐松教授担任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赵法生教授担任评议。讲座由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干春松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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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幅学问与人生境界

程乐松认为,任继愈的学术世界过于宽宏深刻,他将此次分享视为“一次阅读报告或者说一次体验式的分享”。

程乐松首先从个人渊源谈起。他回忆,自己学术生涯的入门读物正是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佛教史》以及《中国哲学史》。“正是因为有任继愈,才有了宗教学,才有了我们这些做宗教学的能够在大学里有一席之地的人。”在程乐松看来,任继愈不仅在学理上滋养后辈,更赋予了宗教学者“职业上的合法性”。

程乐松详细梳理了任继愈的学术根脉。1934年,任继愈进入北大哲学系,师从汤用彤、贺麟、熊十力等大家,本科论文《朱子哲学》由贺麟指导。1939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硕士,得以亲炙金岳霖(知识论)、钱穆(国史)、沈兼士(文字学)、闻一多(《诗经》)、魏建功(音韵学)等一流学者。程乐松感叹:“这个恰恰是我们看到那个时期的学术培养能够给他带来的为什么最后能推动他成为全幅的学术专家。”

正是这种转益多师的扎实训练,支撑了任继愈晚年一系列宏大的学术工程。程乐松列举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佛教史》《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道藏提要》《宗教辞典》等,跨度之大令人惊叹:“今天在我们学科不断细分,每个人都专注饾饤之学的时候,一个学者有如此宏阔的视野,有如此大的勇气组织这么大的学术工程是极其不容易的。”

程乐松特别以《道藏提要》为例,说明任继愈“以学育才”的独特方式。当年参与编写的青年学者,后来都成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道教学术的中坚力量,“使得中国道教学术在文献学研究和道藏学研究领域中超过了先行的日本和法国学界”。他感慨道:“有些时候组织人比自己做事要难得多得多……要把一群单干户弄在一起搞集体工程,你付出的努力比每一个作者都要大。”任继愈之所以能做到,靠的不仅是学识,更是靠他的人品和使命感。

他还分享了任继愈早年手稿《理学探源》中一段令人动容的话:“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疑似之言,未定之说,概所不取。”程乐松评价道:“这句话很酷的,而且是一个很年轻的学者才会这么讲话,就是一点都不油腻的年轻学者才会这么讲话。”在他看来,这透露出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笃定的自信”,与当代职业学术中“不下猛断、不越雷池”的暮气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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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任继愈

思以行成:学术人生与当代启示

程乐松提出,理解任继愈的关键在于“思以行成、境自恒来”——所有的思想都要落实在行动中,人生境界来自“一种持之以恒的人生节奏和一种高度节制的日常生活”。他引用任继愈的座右铭“生也有涯,学无止境”,指出其深意并非简单的励志,而是一种淡然笃定:“只要我活着就做学问,做学问本身是我活着的一种表征。”

程乐松还分享了任继愈与熊十力先生之间的一段往事。任继愈曾致信熊先生,坦言自己“全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熊十力回信称赞他“诚实不欺、有古人风”。程乐松由此感叹:“这其实是需要很强的勇气的。我跟我导师的学术风格不一样,我至今不能说我不同意他……其实是不敢说,其实是你的内心不够笃定、纯真和质朴。”而任继愈能做到如此坚定,正是源于其淡然的人生观和质朴的人格。

面对现场听众关于“死气沉沉的年轻人、不敢死的中年人、朝气蓬勃的老年人”的时代之问,程乐松回应道,任继愈71岁到国家图书馆担任馆长仍能担当大任,根本原因在于其深切的文化情怀。“情怀是生命力的根基,你得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他补充:“吃饭这个事很容易让人厌的,但是如果你抱着享用美食的心,生活就很美好,你到食堂也能保持享用美食的心,这才是境界。”

程乐松总结道,当代学人容易陷入“囿限、疏离、自满和漂浮”的状态,而任继愈提供了一种典范:“以坚毅卓绝的文化情怀,去过一种自如适然的学术生活。”学术始终在书斋和时代之间,要有全局观、敢于发表洞见、帮助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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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乐松

平台,才能实现“为天地立心”的追求。他最后坦言,从任继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要找借口自己很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或尝试建立起一种发自内心的平静自然,并依赖这个态度去建立稳定的学术节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赵法生教授在评议中,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了程乐松的报告:全幅的学问、笃实勇毅、深陷与超拔,分别对应任继愈学问的宽度、为学的风格和人格的风范。

赵法生特别就任继愈颇具争议的“儒教”观谈了体会。他提到,任继愈认为儒家有一套神学体系,其信仰对象是“天地君亲师”,这在当代学者中独一无二。任继愈对儒教的反思,源于对历史的深刻忧患意识和对中国现代化的强烈关怀。他反复批评“三纲五常”阻碍了科学发展,认为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需要被批判地看待。赵法生认为,任继愈的儒教观虽是苦口,却是儒学当代发展的一剂良药。

他还分享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生活细节:任继愈夫人去世时,先生非常悲伤,久久难以恢复。他对女儿任远说:“孩子,只要你还活着,你妈就没死。”赵法生感慨,只有对中国儒释道生命观有深刻体验的先行者,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句话也成为他后来在课堂上常引用的典故,用以阐释“精神生命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