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说起商人，大家第一反应都是事业有成、家境优渥，大企业家备受敬重，小生意人也能凭借本事养家糊口，商业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商人的地位早已跻身社会主流。可你敢信吗？在咱们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商人的身份竟是全天下最低贱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商人稳稳排在最后一位，比终日劳作的农民、靠手艺吃饭的工匠都不如，哪怕赚得盆满钵满，富可敌国，依旧被人看不起，连穿件像样的衣服、让子女读书做官都成了奢望。
很多人觉得，古代商人地位低，不过是因为朝廷重农轻商，可真相远比这复杂得多。一方面，古代不少商人为了牟利毫无底线，往酒里加砒霜、用矾土造假蜂蜜，做出的黑心勾当比现在的“科技与狠活”还要害人，慢慢落下了“无商不奸”的骂名；另一方面，封建王朝的立国根基、皇权统治的深层忌惮、儒家思想的道德打压，再加上严苛的法律枷锁，多重因素层层叠加，才让商人当了千年的“末等公民”。
1、士农工商的千年枷锁，商人为何天生低人一等
咱们常说的士农工商，可不是随口排序，而是古代社会根深蒂固的阶层定规，这一说法最早出自春秋时期的管仲，最初只是为了划分职业、各司其职，可慢慢就演变成了身份贵贱的排序，而且一固定就是两千多年。
士排在第一位，也就是读书做官的人，是统治阶层，掌管天下秩序，地位最尊贵；农排第二，古代是彻头彻尾的农耕文明，粮食是王朝的命根子，农民种粮养活着天下人，被视为“国本”；工排第三，工匠靠手艺制作农具、器物、衣物，满足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属于有用的手艺群体；唯有商，排在最后，被视作“末业”，不种地、不做工，只靠低买高卖赚差价，在古人眼里，就是不劳而获的投机者。
这种阶层歧视，可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实打实落实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历朝历代都有明文规定，把商人的低地位钉得死死的。
秦朝的时候，商人被称作“贾人”，专门编入“市籍”，一旦入了市籍，三代之内都不能更改，朝廷征发徭役、戍边，第一个就拿商人开刀，地位和罪犯、奴婢没两样。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直接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骑马、不得携带兵器、不得购买土地，就连交人头税，都要比普通人多交一倍，哪怕你家财万贯，出门也只能穿粗布衣服，步行赶路，连基本的体面都没有。
到了唐代，商业比之前繁荣不少，可商人的地位依旧没起色，《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意思就是商人及其子女，根本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做官的资格，哪怕你再有钱，也挤不进上层社会，一辈子只能做被人看不起的商人。宋代商业空前发达，出现了夜市、商铺，商人的日子稍微好过一点，但社会偏见依旧存在，士大夫阶层根本不屑与商人为伍，普通百姓也打心底里觉得商人低贱。
明代朱元璋登基后，更是出台了严苛的“贱商令”，明文规定农民之家可以穿绸纱、绢布，商人之家只能穿绢布，哪怕家里再有钱，只要有一人经商，全家都不许穿绸纱。农民哪怕穷得揭不开锅，都能穿丝绸衣服，商人富甲一方，却只能穿粗布衣裳，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放在今天简直难以想象。
更离谱的是元朝，直接把职业分成十等，商人排在第九位，仅仅高于乞丐，连娼妓、工匠都不如，可见古代商人的地位，到底低到了什么地步。
除了法律上的打压，世俗观念的歧视更让人窒息。古代通婚讲究门当户对，世家大族、书香门第，哪怕家道中落，也绝不会和商人通婚；农民家庭也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商人，觉得是自降身份。商人就算赚再多钱，也融不进上层圈子，被士大夫鄙夷，被百姓轻视，一辈子都摘不掉“低贱”的标签，这种阶层固化，让商人永世难翻身。
2、为牟利不择手段，落下无商不奸的骂名
古代商人地位如此低下，除了制度和观念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被奸商的黑心操作拖累了。很多商人为了赚钱，毫无道德底线，不惜坑害百姓性命，做出的勾当害人不浅，久而久之，“无商不奸”就成了所有人对商人的刻板印象，哪怕有本分做生意的良商，也被这群人连累，一起被钉在耻辱柱上。
就像你说的，古代商人的“狠活”，比现在的科技与狠活还要吓人，最典型的就是往酒里加砒霜。古代酿酒技术有限，酿出来的酒大多是浊酒，浑浊不清，口感寡淡，卖不上价钱。商人为了让酒变得清澈、卖相好，还能显得酒劲大，就往酒里加入少量砒霜，也就是三氧化二砷。这种物质能溶于酒中，和酒里的杂质结合产生沉淀，原本浑浊的浊酒，瞬间变得清澈透亮，看起来就是上等好酒；而且砒霜能让酒产生刺激的灼烧感，喝起来辣口，古人不懂其中门道，还以为这是酒精度高、品质好的表现，争相购买。
可他们不知道，这看似清澈的美酒，实则是穿肠毒药。长期喝这种加了砒霜的酒，会出现慢性中毒的症状，脸部发紧、手脚麻木，古人以为这是喝醉了的正常反应，歇一歇就好，实则是砒霜损伤了神经系统，时间久了，会出现呕吐、腹泻、头晕，甚至器官衰竭，悄无声息地丢了性命。这种为了赚钱害人性命的做法，实在令人发指，放到现在都是重罪，可在古代，不少奸商为了多赚几文钱，就敢这么肆无忌惮。
还有宋代的假蜂蜜，更是把奸商的狡诈体现得淋漓尽致。宋代蜂蜜是贵重的滋补品，价格昂贵，普通百姓很少能吃到，奸商们就盯上了这块肥肉，想出了造假的法子。他们用矾土和白糖熬煮，熬出来的糖浆色泽透亮，和真蜂蜜几乎一模一样，再掺上一点点真蜂蜜调香，掩盖假蜜的异味，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花大价钱买回家，吃的全是假货。
这种假蜂蜜吃多了，同样会损伤身体，出现手脚麻木、记忆力减退的症状，长期食用还会损伤脾胃、肝肾，可奸商根本不管这些，只要能赚钱，百姓的健康全然不顾。这和早年70年代，有些黑心商贩往酒里加农药，让人喝了晕乎乎误以为是酒劲大，实则是中毒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除了砒霜酒、假蜂蜜，古代奸商的坑人手段还有很多，简直数不胜数。粮食商人在灾年囤积居奇，把粮食藏起来不卖，等着粮价飞涨，再高价卖出，明明粮仓堆满粮食，却看着百姓饿死街头；卖布匹的商人，往布匹里浸水增重，一匹布本来只有十斤，浸完水变成十五斤，多收百姓的钱，布匹晒干后又轻又薄，根本没法用；卖猪肉的给猪肉注水，卖药材的以次充好，用草根冒充名贵药材，耽误病人治病；就连卖菜的，都会在菜里掺沙土，缺斤少两。
西汉名臣晁错在《论贵粟疏》里就痛斥过这些奸商，说他们“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趁着朝廷和百姓有急需，就翻倍涨价，赚取暴利。这些黑心勾当，让老百姓深受其害，一辈子都可能被奸商坑骗，慢慢的，所有人都觉得商人都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小人，“无商不奸”的观念深入人心，商人的名声彻底臭了，地位自然一落千丈。
3、重农抑商，商人是国本的最大威胁
古代是彻头彻尾的农耕文明，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是所有封建王朝的立国信条。在古代，粮食就是一切，没有粮食，百姓会饿死，国家会动荡，王朝会灭亡，所以历朝历代都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而商人，恰恰被视为农业和国家稳定的最大威胁。
首先，商人不事生产，不创造价值。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辛苦苦种地，收获粮食养活天下人；工匠养蚕织布、打造器具，满足百姓的生活需求；读书人做官治理天下，维护秩序。唯有商人，既不种粮食，也不做器物，只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靠差价赚钱，在封建统治者眼里，商人就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没有为社会创造实际价值，自然不值得尊重。
其次，商人会兼并土地，动摇农业根基。古代商人赚了钱之后，不会像农民一样继续种地，也不会像工匠一样钻研手艺，而是会大量购买土地。要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商人靠着雄厚的财力，低价兼并农民的土地，让无数农民失去田地，沦为流民，要么四处乞讨，要么揭竿而起，直接威胁王朝的统治。西汉时期，就有很多富商大贾大量兼并土地，导致流民四起，社会动荡，汉文帝、汉景帝不得不出台政策，限制商人购买土地，打压商人势力。
再者，商人会诱导农民弃农从商，导致田地荒芜。农民种地辛苦，一年到头赚不了几个钱，还要交赋税、服徭役；而商人做生意，来钱快，轻轻松松就能赚大钱。很多农民看到商人的日子过得滋润，就心生羡慕，纷纷放弃种地，跑去做生意，久而久之，种地的人越来越少，田地大量荒芜，粮食产量锐减，国家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一旦遇到灾荒、战乱，就会陷入绝境。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春秋时期的商鞅变法，就明确提出“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惩罚经商之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继续推行抑商政策，把商人发配戍边；汉武帝时期，为了打压商人，出台算缗令、告缗令，对商人征收高额财产税，鼓励百姓告发隐瞒财产的商人，一时间，富商大贾大多破产，商业受到沉重打击。
统治者心里清楚，农民稳，则天下稳；粮食足，则国家安。而商人的存在，会破坏农业生产，动摇国家的立国根基，所以必须打压商人，把农民牢牢绑在土地上，保证粮食生产，才能维护王朝的长治久安。在这样的国策下，商人注定只能是被打压、被轻视的对象，地位永远不可能提高。
4、重义轻利，商人被斥为逐利小人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就成了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而儒家的义利观，更是把商人牢牢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让商人永世抬不起头。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看重道义，小人看重利益。在儒家的观念里，道义是第一位的，利益是次要的，追求利益、唯利是图的人，就是小人，不值得尊重。而商人的本质就是逐利，做生意的目的就是赚钱，一切行为都围绕利益展开，这和儒家的义利观完全相悖，自然被儒家学子视为“小人”，遭到全社会的道德批判。
儒家还主张“重本抑末”，本就是农业，末就是商业，认为农业是天下根本，商业是旁门左道，是末流行业。儒家学子大多是做官的士大夫，他们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掌控着舆论导向，天天在朝堂上、在民间宣扬商人的坏处，贬低商业的价值，久而久之，整个社会都形成了鄙视商人的风气。
士大夫阶层作为儒家思想的践行者，更是对商人嗤之以鼻，他们觉得商人唯利是图、狡诈虚伪，和自己追求的“仁义礼智信”格格不入，根本不屑与商人为伍。哪怕商人再有钱，想和士大夫结交，也会被拒之门外，被视作攀附权贵的小人。比如唐代，很多富商想结交官员，却被官员冷眼相待，甚至公开羞辱，连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
而且，儒家思想强调安分守己、等级有序，商人四处奔波，游走天下，不遵守固定的等级秩序，还经常结交王侯、干预政事，这在儒家眼里，就是破坏等级制度、不守规矩的表现，更是加深了对商人的厌恶。
在这样的道德打压下，商人从道德层面就被否定了，哪怕你赚再多钱，也是道德低下的小人，而读书人、农民，哪怕再穷，也是品德高尚的君子。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成为商人地位低下的重要思想根源。
5、商人富可敌国，恐动摇江山社稷
封建皇权最核心的需求，就是维护统治，保证江山稳固，而商人的存在，恰恰让皇权感到了深深的忌惮。古代商人虽然地位低，但赚钱的速度极快，很容易积累巨额财富，甚至富可敌国，一旦商人的势力过大，就会威胁到皇权的统治，这是历代皇帝都不能容忍的。
历史上有很多商人，靠着财富干预政治，甚至影响王朝走向，让后世皇帝越发忌惮商人。最典型的就是战国时期的吕不韦，他本是卫国的大商人，往来各地，低买高卖，积累了万贯家财。后来他在赵国遇到了秦国质子异人，觉得异人“奇货可居”，就拿出全部家产，帮助异人逃回秦国，登上王位，也就是秦庄襄王。吕不韦也因此官至丞相，封文信侯，权倾朝野，甚至把持秦国朝政多年，连秦始皇都要尊称他为“仲父”。
一个商人，凭借财富就能左右一国政权，掌控朝政，这让历代皇帝都心惊胆战。他们害怕，民间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吕不韦，靠着财富结交权贵、拉拢势力，最终威胁自己的统治，所以必须提前打压，限制商人的财富和势力，不让他们有机会干预政治。
还有明代的沈万三，他是元末明初的江南富商，富可敌国，据说家产比明朝国库还要多。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定都南京，沈万三主动出资，帮助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墙，还提出要拿出钱财犒劳军队，这本是讨好皇帝的举动，可却触怒了朱元璋。朱元璋觉得，沈万三一个商人，竟然敢犒劳天子的军队，是想收买军心、图谋不轨，当即大怒，要处死沈万三，后来在马皇后的劝说下，才改为流放云南，家产全部抄没。
沈万三的下场，就是皇权忌惮商人的最好证明。在皇帝眼里，商人有钱有势，就会心生异心，就会挑战皇权，哪怕你没有谋反之心，只要你富可敌国，就是皇权的威胁。所以历朝历代，皇帝都会出台各种政策，限制商人的财富，打压商人的势力，不让他们有机会坐大，商人自然只能处于社会底层，永远无法和皇权抗衡。
而且，商人四处经商，流动性大，不好管理，容易藏匿逃犯、偷税漏税，甚至勾结盗匪，扰乱社会秩序，这也是皇权忌惮商人的原因之一。为了维护统治，皇帝宁愿让农民守在土地上，安分守己种地，也不愿让商人四处游走，滋生事端，打压商人，就成了必然选择。
6、并非所有商人都奸，却难改千年偏见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古代商人全是黑心奸商，其实不然。古代也有很多本分经营、诚信厚道的良商，他们童叟无欺、薄利多销，还经常接济百姓、报效国家，可在千年的阶层偏见和奸商的恶名拖累下，这些良商也无法改变商人整体的低地位，只能默默承受着世人的歧视。
比如春秋时期的范蠡，也就是后人尊称的“商圣”，他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掉吴国，成就霸业之后，不贪恋权势，弃官从商，定居陶地，做起了生意。范蠡做生意，始终坚持诚信为本，薄利多销，从不坑骗百姓，他善于把握时机，低买高卖，很快积累了巨额财富。可他赚了钱之后，并没有只顾自己享受，而是经常拿出钱财，接济周边的贫苦百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范蠡还总结出了很多经商之道，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唯利是图、坑蒙拐骗，他的经商理念，被后世商人奉为经典。可即便范蠡如此贤德，被世人敬重，也改变不了商人的阶层地位，他自己也深知商人地位低下，一生低调行事，从不张扬。
还有西汉的卜式，他靠牧羊经商致富，积累了大量家产。当时汉武帝连年征战匈奴，国库空虚，卜式主动上书，愿意拿出一半家产捐给国家，支援朝廷打仗，自己只留一部分养家糊口。后来边关遇到灾荒，卜式又拿出钱财和粮食，救济流民，汉武帝觉得卜式忠厚贤良，封他为中郎，赐爵左庶长，让他做官。卜式是少有的从商人做到官员的例子，可这样的人，在古代寥寥无几，绝大多数良商，依旧被世人误解。
还有很多小商人，一辈子守着小商铺，本分经营，不缺斤少两，不坑蒙拐骗，赚的都是辛苦钱，可他们也逃不过“无商不奸”的骂名，被人看不起。因为在封建时代，阶层偏见和制度打压已经根深蒂固，人们只会记住奸商的恶行，忽略良商的诚信，一旦形成刻板印象，就很难扭转，整个商人群体，都在为少数奸商的行为买单。
7、时代变迁下，商人地位的彻底逆袭
古代商人地位低下，是农耕文明、儒家思想、皇权统治、奸商恶行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时代，商业无法成为立国根基，商人自然只能被打压、被轻视，这是时代的无奈，也是商人的宿命。
可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近代，封建王朝覆灭，农耕文明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商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重农抑商的政策被彻底废除，商人的地位也开始慢慢提升。人们逐渐意识到，商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商人不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而是创造价值、促进流通的重要群体，“无商不奸”的偏见慢慢被打破，诚信经营的商人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
到了现代，商业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商人更是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改善民生的中坚力量，大到跨国企业，小到街边小店，商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着财富，服务着社会，再也没有阶层歧视，再也没有法律打压，商人的地位彻底逆袭，成为了受人敬重的职业。
回望古代，商人的千年低地位，是时代的烙印，那些奸商的黑心勾当固然可恨，可更多的是制度、思想、皇权的多重枷锁，让整个商人群体背负了千年的偏见。而那些诚信经营的良商，他们的坚守和善良，也不该被历史遗忘。
说到底，商人本无高低贵贱之分，逐利也并非过错，只要坚守底线、诚信经营，不坑害他人，不违背道义，就值得尊重。古代商人的悲剧，不是商人本身的悲剧，而是封建时代的悲剧，好在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如今的商人，终于摆脱了千年枷锁，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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