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天，苏中抗日根据地抓到一个可疑分子，名叫黄特。
他混进新四军才十来天，就因为说话做事太“出格”，被锄奸科盯上。一查，果然是军统特务。
眼看活命无望，黄特在审讯时突然改口，说要“立功赎罪”。他当场指认：战地服务团的文艺组长田青，是他的上级！
这话一出，整个根据地都震动了。田青立刻被控制，审查迅速展开。
当时新四军战士多是贫苦农民出身，打仗勇敢，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为了加强宣传和群众工作，师长叶飞按中央指示，派人秘密去上海招进步青年。
地下党全力配合，第一批二十多人顺利抵达苏中，编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这个团1938年成立，皖南事变后划归一师，专门搞抗日宣传、动员老百姓。
田青性格开朗、干活卖力，很快当上了文艺组组长。
所有从敌占区来的青年，都要经过严格审查。田青、史行等人都过了关。史行还入了党，当上小分队副队长。
但战争残酷，有些人扛不住。田青曾在部队整编时短暂离开过几天，后来主动归队，还带回几个新战友。组织觉得她态度诚恳，疑虑也就放下了。
问题出在第二批人身上。
两百多名上海学生陆续抵达，黄特就混在其中。他出身地主家庭，因家人被镇压怀恨在心，早就被军统收买。
一路上，田青对他多有照顾。他动了心思，被拒绝后恼羞成怒。被捕后，干脆把田青当成报复对象，编造“上下级”关系，想拉她垫背。
田青被关押后，顶不住压力，胡乱说了几个人的名字——史行、董大任、洪辉……洪辉又供出王兴华。
王兴华可不是普通学生。
他是暨南大学毕业生，1938年就参加抗日，当过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执委，是公认的积极分子。
这一下，事情彻底失控。两百多名上海来的青年，全被怀疑是特务。
案情上报到师长粟裕那里。他一听就皱眉：军统哪有本事一次性派两百多人潜伏？这不合常理。
他马上下令，让一师锄奸部部长周林重新核查。
周林一查，发现整件事只有口供，没有任何物证。他立刻向军部锄奸部部长汤光恢汇报。
汤光恢是老保卫干部，作风严谨。他调阅全部材料，确认所谓“特务组织”既没文件，也没情报支撑。
他一边联系上海地下党查“真理团”的底细，一边亲自提审王兴华。
见到王兴华满身伤痕，他心里就有数了——这些“供词”，都是打出来的。
几天后，上海回电：“真理团”是学生自发组织的抗日团体，毫无政治问题。两百多人里，只有黄特和另一名女生确实是军统特务。
真相水落石出。
汤光恢再去提审黄特，对方知道大势已去，在牢里自缢。
粟裕立即下令为所有被牵连的人平反。可惜，史行等人已在审查中牺牲，无法挽回。
王兴华经此一劫，信念反而更坚定。但他不愿留在原部队触景生情。汤光恢请示上级后，把他调到三师重点培养。
1990年，王兴华专程去南昌看望汤光恢。见面就说：“我的命，是组织给的。”
汤光恢摆摆手：“保护同志、坚持公道，本就是我们该做的事。”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敌后斗争极其危险，锄奸工作必须谨慎。但新四军从不搞“宁可错杀”，而是坚持查清事实、纠正错误。
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让这支队伍赢得了人心，也走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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