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鹰
人们对黄庭坚诗的评价，向来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喜欢他诗歌的人，觉得他的诗句法奇、运典妙、用思巧，无处不展现着他作为诗人的天才与想象力。而不喜欢他诗歌的人，则觉得他的僻典奇句，无不透着一种晦涩的味道，让人无法理解他的巧思，甚至琢磨不透他想说什么，根本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诗人。黄诗确有其晦涩一面，以致后人无法准确理解，对一句话产生了不同的解释。王水照先生在《宋代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教训》一文中就举了黄诗《寄黄几复》“治病不蕲三折肱”为例，说“旧注说‘言其谙练世故，不待困而后知也’。近人注为：‘不迎合世俗以求名之意。’似乎都未能把全诗解通。这是黄庭坚为了拼凑对仗，硬把两个包含数量词的典故排比起来，因而造成词意晦涩”（《文艺论丛》第五辑，1978年11月）。肱是手臂的意思，“三折肱”用了《左传》“三折肱知为良医”的典故，意思是一个人手臂折了三次，就知道他医术不错，正是俗话所谓的“久病成良医”；蕲是求的意思。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要治病不用求把手臂打折三次”，其实对稍微熟悉古代字词、典故的人来说不难翻译。不好理解的在于黄庭坚想用这句话表达什么：宋代任渊的注（即所谓“旧注”）认为黄庭坚是在夸奖他的朋友黄几复办事能力强，不用遭受困难就能把事办好，就好像一位天才的医生，不必有自己久病的经验（三折肱）就可以把病看好。这一解释倒也颇能使诗歌文从字顺的。
而王先生这里说的“近人注”，则出自1964年出版的，由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这部书初版的宋诗部分，正由时任上海师院教授的胡云翼先生注解。这句注文正是胡先生在引用了旧注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并未详细解释这句诗的字面意思与背后所指有什么联系。也许是注文也像黄诗一样有些晦涩，所以1980年代《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修订时，曹融南等先生就将注文改成了“这句是称道黄几复有治世的才能，不待阅历丰富，已有良好治绩”，又全本于任渊的旧注了。
《黄庭坚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其实云翼先生此注所本，我想应该是出自一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小书《黄庭坚诗选》。这本书是潘伯鹰先生在山谷近二千首诗歌中选出一百五十首加以通俗注释的普及读物。《寄黄几复》作为黄庭坚的名作，自然在选。潘先生在解释“治病不蕲三折肱”时这样说：“此处说不希望落个‘良医’的空名倒把手臂三次打折了。按任渊注此句云：‘言其谙练世故，不待困而后知也。’任语未得本意。”明确地指出任注之未确。任注之意，在于黄庭坚将黄几复比作一个不用“三折肱”就能领悟医道的医生，潘先生则认为此句是说世人为求“良医”之名才去“三折肱”，而黄几复却不屑打断手臂去求这样的名声，意思自然就是“不迎合世俗以求名”了。
细味二注，在任渊的旧注里，“治病不蕲三折肱”只是一句运用夸张手法的酬应式夸奖；而潘注则彰显了黄几复不合流俗的精神。且“三折肱知为良医”这句先哲的格言也成了流俗的看法，则此诗不仅句法奇、用典巧，诗人的见识似也显得更为超拔了。这倒与选注者潘伯鹰先生的个性有些呼应：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中曾将潘伯鹰列于“十大狂人”之一，而郑逸梅先生《艺林散叶》中也称时人对潘“有狂人之目”之语。因此，他对任注将此句解释为一种单纯的夸饰奖掖之词，自然是不会满意的。近来看到他选注、出版这本《黄庭坚诗选》的一些资料，了解这本书出版的来龙去脉，对他狂傲不合流俗的狂人性格又有了一些具体的体会。
关于这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即“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前辈钱伯城先生作为这部书的约稿者，曾写过一篇《师友谊，书友笃——记潘伯鹰〈黄庭坚诗选〉》（发表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996年2月29日）。在文章里，钱伯城提到他在1956年担任新成立的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部负责人时，因陆澹安先生之介，认识了时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潘伯鹰先生。钱伯城知道潘伯鹰学问很好，且对黄庭坚有研究，而当时自己又想“使读者不要以为只有唐诗，宋诗也有好的；而谈到宋诗，也不要以为只有陆放翁一人是大家，此外就无人了”，所以就约潘先生编一本《黄庭坚诗选》。而潘先生也“毫不推辞”，“不到半年，他就把选本的稿子交来了，篇幅不大，选得很精，还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导言’。这篇‘导言’，论点极为公允，对黄庭坚的人品、政见，以及他的艺术成就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因为当时也有种倾向，政治上尊王（安石）贬苏（东坡），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苏黄’并称，自然在贬之列。这篇‘导言’则根据史实和黄的作品，指出黄庭坚‘能客观地正确地批判当时政局得失’，‘这是他的文学中人民性最突出的地方，这是我们古代士君子品质最优良的传统’”。钱伯城十分精到地指出这本书在当时的环境下十分难能可贵的优点，即对黄庭坚这位站在“北宋伟大改革家”王安石对立面的、诗歌有着重形式主义（即技巧）而轻思想性（即所谓反映现实、人民性）的诗人给予了高度肯定的评价。
而谈到这本书的出版过程，钱伯城先生写道，潘伯鹰在诗歌的标点上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点断与通常标点方式有异，且喜用破折号与感叹号，在这点上，“编辑部虽然有些不同看法，但都尊重伯鹰意见，作为本书选注的特点，一律不加改动。可能有个别有几处，伯鹰曾有修改，现已记不清了。总之，伯鹰的这个选本，在出版社未曾遇到过阻碍，顺利地出版了”。所述却与我在翻查书稿档案时看到的很不一样。
该书的书稿档案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常规的审稿意见、处理意见及部分往来书信外，还有一份详细的出版社与潘伯鹰先生交涉的情况说明，可以大致钩稽出这本书当时的一些出版情况。
金性尧
《黄庭坚诗选》其实是1955年新文艺出版社古典组还未改组为古典文学出版社时，即由钱伯城先生约稿。约稿后，由于在春、金性尧首先审读，二人在审读稿件后，并没有对标点符号问题特别提出过意见。这想必是钱伯城先生将此稿的审稿情况与周汝昌先生《杨万里选集》一书搞混（详可参见拙作《从〈陆游选集〉到〈杨万里选集〉：“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出版缘起》一文），但却对该书的其他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如对潘伯鹰的选目，于在春认为“只着重选炼字炼句的作品，而未着重在选内容比较有现实意义的”，对潘伯鹰的导言，金性尧先生甚至认为“文字既累赘拖沓，不够简明扼要，理论方面也觉得缺少把握，不切实际”，谈论了过多的黄庭坚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而且其中对王安石变法、北宋文官待遇问题等都不得要领，漫无边际。在第一次审读完毕后，又由金性尧先生拟稿，结合审稿情况向作者致信，将稿件退回，希望他依照意见修改。档案中保留了该信的拟文稿纸，在1956年12月17日由金性尧拟稿，12月18日钱伯城核稿，12月19日缮写、校对，想必发出时间在1956年12月20日左右，信云：
伯鹰先生：
尊稿已经我社审阅完毕。我们有下列几点意见，和您商榷：
1. 导言部分，文字似觉繁赘一点，不够扼要，因而显得缺少一个中心。如论赵匡胤的陈桥兵变，论王安石的变法，论山谷与禅学的关系（详后），论宋代官僚优遇、新旧党争（尤其是官僚优遇一段），似非阐述山谷作品的关键所在。对于当时的政治得失，民生甘苦，也即所谓历史面貌，只需一些必要的介绍就够。如谈的过多，倒反而喧宾夺主，不着边际了。我们认为，对于山谷作品的评价，还得从整个文学角度来发挥，以具体的例证来分析他作品的社会意义与艺术特征，并通过这些作品来说明他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对于山谷诗的缺点部分，也应作一总结性的论述。如此，则何者为山谷诗的优长，何者为其缺陷，才能使读者有所启发，并能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它。因为山谷的诗向来毁誉参半，如晦涩枯槁、粗怪险僻，因袭模拟都是黄诗之一病。这里不妨将优缺两点加以归纳，俾读者也有取舍之准绳。
2. 尊稿中论山谷诗与禅学关系，似不必如此详尽。稿中虽说“一切涉于玄秘的部分只字不谈”，然第26页“度世之心”云云，对一般读者恐怕还是要感到“玄秘”的。实则只要稍稍说明禅学对黄诗有何影响即可，也就是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而已。
3. 有些不说自明的道理，似可从略，使全稿更臻紧凑，如54页中“希望好学深思的读者”一段，60页中“大凡人在富贵得意时，胸襟还许开阔些”一段，即其一例，而后者的提法恐也似是而非。因为根据这一提法，容易令人得到这一概念：穷困的人胸襟总是狭窄的。虽则先生的命意当然不是这样的。
4. 导言第31页说王安石的变法“在理论上的良法美意，到了实施之时，往往把好事办坏了”。这里的因果关系也未交代清楚：为什么在理论上的良法美意，到了实施时，就会把好事办坏了呢？
5. 导言第31页、32页，正文114页注五中所说的现实主义一词，理解似有偏差之处，请酌改。149页注四用“范畴”一词，亦未甚的当。
6. 正文部分，所选入的诗，具有现实意义之作较少，而侧重于炼字炼句之作。炼字炼句固是山谷诗的特点，但他的平易自然的作品，也同样是黄诗的重要一面。又如山谷的七律有其精到焕发之处，惜稿中于七律选得较少，应否再就全稿加以增删爬梳，统请斟酌。
7. 注释部分，一般能解决问题。但文字似还有精简之必要。有些应注而未注的，已一一提于附签之中，请再加注。有些虽已注了而仍未得要领的，如诗选第13页“崔蔡不足云”，只说是“指汉崔瑗、蔡邕”，但崔蔡为什么“不足云”呢？注中未作说明，这样对初学者就未必有实用。又如注文的体例方面，有的是一词而单独一行的，有的是合数词而占一行的，这就难于使人按图索骥，而且是否有一标准？亦请重加调整。名物称谓方面也不很统一，如有时称苏轼，有时称东坡，有时称李商隐，有时称义山……即其一例。还有如标点符号方面，虽已由本社就注意所及，加以补充，但其中或尚有疏漏之处，请于整理时一并补正之。另外希望能加上人、地名及书名线。
以上仅是我们一点粗浅的意见，提供您参考，如有不恰当处，还请指教。 此致
敬礼
这封信大致概括了编辑部初读稿件后对书稿的总体意见，从大方向上的导言撰写、选目，到注释的商榷，再到更细节的体例，似乎都有不满之处。其中的重头是这部书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有所不符：选目选及的反映现实的诗歌不够多，对黄诗只有表扬，而对其形式主义的一面没有批评，大谈黄诗与“玄秘”的禅学的关系，对历史政治等问题发表议论太多而恐怕有不合时宜之处等。接信之后，潘伯鹰先生对这些意见并不买账，于是请时任古典文学出版社经理部的副主任刘哲民转告编辑部，约请编辑部派人磋商。此后，钱伯城先生与潘先生会面。根据档案中与作者交涉情况的材料，可知当时会面及以后的一些细节：
当时作者表示：除了根据版本，给他核对出了若干笔误外，其他意见均无考虑余地；并说，在全国范围说来，搞山谷诗的人，他也都有数的。并举出钱默存（锺书），似乎惟钱氏一人稍可与之颉颃；并谓我社编辑部“有一位小弟弟的笔迹所提的意见，简直可笑。字也写得极坏”。要之，他是黄山谷的权威，所提意见，不屑一答。关于黄山谷与禅学关系一节，他自诩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把黄氏和方外人士的交往关系作了有系统的说明云云。当时情况，作者实不容我社编辑插嘴；在此气氛下，编辑为正面提出稿件思想原则上的错误，关系也必然会搞僵。钱伯城当时为了尊重作者起见，表示将原稿取回，到社内研究再说。回社后，发现原稿上所附的意见签条，大部经作者批驳，语句大抵带着讥斥口吻；所改者仅原诗上的错字及一二无关宏旨的文字的修饰。
后数日，作者约本社编辑钱伯城、何满子及经理部刘哲民在南市得胜馆[笔者按，似当为“德兴馆”]晚餐，并有作者友人，亦为本社作者陆澹安在座。席间，作者又谈到山谷诗和禅学关系一节，引为自己的“一得之见”，说：谈山谷诗而不究明其与禅学的关系，等于不谈；并说，山谷诗为苦茶，嗜之者正乐其酽味，诗中之禅，正其酽味之所在。何满子当时说，释诗时说明这点是必要的，但如果作者本人在谈禅时，同意了这种厌世色彩的思想，恐怕不大好。作者惋叹良深地说：人世间的一切，事实上是梦幻泡影，古代与当前，莫不如此；（大意如此）凡尝味了人间甘苦的，就能体会云云。同时，作者借上海文化出版社与作者关系为例，指桑骂槐地讥评出版社编辑部都喜欢玩弄“权威”，以生杀予夺之权在手而作难作家，作者似乎非屈己就人不可；而他自己则偏偏不吃这一套云云。
何满子
这次与出版社的交涉潘伯鹰先生可谓寸步不让，充分彰显了他的“狂人”性格。而编辑部将只改了一些表述及错字的稿件拿回后，继续由何满子先生三审。何满子的审稿意见与前审也基本相同，认为“依现有质量，此稿实不够出版水平”，在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后（主要还是选目、对黄庭坚过于“溢美”没有批评、导言对历史政治的议论等），提出“至少须将导言改写，将注文中有问题之处作一比较大的修改；希望尽量少谈思想、艺术等为其力所不能的地方，只求将诗句解释明白，少发议论”的总体处理方法。此后，则又携稿与潘伯鹰当面协商。这次，潘先生当面修改了一些书稿中存在的注释错误等，对修改导言、删去议论仍持保留意见。1957年3月1日，潘伯鹰先生更致函社长李俊民及何满子先生：
日前承满子先生远道见过，多所指正，至以为感！不知归途风不太寒否？甚念！关于山谷诗选稿，除与满子兄当面笔改外，其余数处，又再经校阅，凡可以遵改之处，已皆照改。此为弟最后之改本矣。
关于导言及所云可将诗注中之某数处移入导言等，经考虑，弟意仍其旧贯。其理由有二。一为是非问题，此问题，弟意最好认作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否则必至彼此各执所见，愈辩愈多，驯至以文字为槃敦始，以唇吻为干戈终，弟所不愿也，亦弟所不暇也。二为权界问题，每一作者最低的要求乃是要一个以自己的真面目去直接受考验，绝不愿一本书在出版以前，即已完全不是自己的面目，以至受誉则掠人之美，受毁则代人受过。这一界限谓宜由出版家与作家交勉，尤其出版家不应以己意强迫作者接受，以同一的意思，一而再，再而三！使作者接受则违心，不接受则失礼也。愚直之言不知有当否？若贵社坚持必须按照贵社之意改定，则弟愿将此稿无条件奉赠，以贵社名义出版。此乃肺腑之言，毫无意气也。
专此敬问
大安！
弟潘伯鹰上
三月一日
元稿存弟处，奉复后即遵缴。
再举一小事，贵同人在“佳客”注中，提出佳字不能作好字解，并举例云“佳人即不能作好人解”。实则此例正好为弟辩护，此处所举之例正宜作“好人”解也。由于佳人应作好人解，故可以施之于男女皆宜。古人诗中此例极多。“我所思兮，西方美人”，此美人乃文王也，此为最古之例。然似此类，多如牛毛，弟若一一作答实不胜其烦矣！何如替小弟留个面子，使弟不至窘无所逃耶？古语云“穷寇勿追”，弟今日在贵社之前已俨然一穷寇矣！
信写得很有兴味，措辞也很严厉，竟将出版社一再要求他修改稿件比作“追穷寇”，甚至提出如果出版社一定要求修改方能出版，则他情愿将稿件奉送，由出版社自行修改后，以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这当然是一句气话，但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潘伯鹰先生狂傲不羁的个性。
《黄庭坚诗选》的出版再次陷入僵局，编辑部只得再请与潘伯鹰先生相熟的陆澹安先生出马，希望由他从中调停说项，让潘伯鹰先生尽量依照审稿意见修改后再出版，但潘先生依旧固执己见，不肯修改。编辑部无奈，只得请胡道静先生做了第四次审读，希望在结合他的审读意见后，再决定稿件的处理方式。胡道静先生的审读意见则较前面几审略为“温和”，肯定了《诗选》在注释上的优长之处，认为“作者体会黄诗含义较为深刻，并能解说详明的优点。山谷诗语，往往有一定的事实背景，而遣词用典，颇为晦涩，注释在这方面，常常交代得很清楚。注释的文字比较多一些，我以为还是必要的”，但也同意初二三审意见，认为该稿是存在很大缺点的，而且这些观点性的偏颇，如果是一部学术著作，以“百家争鸣”计，倒也可以接受，但对一部面向民众的普及性著作，则“不完全适用”。更为严重的是，“导言”里论“宋代官僚优遇”与“王安石变法”的观点又存在“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分析情况错误”的问题。所以，虽然作者很不愿意接受修改意见，但“仍要请作者再考虑一下”。
陆澹安
由潘伯鹰先生对修改稿件的强硬态度来判断，“再考虑一下”似乎不可能，但该书出版与否总要有个定论。1957年4月16日，钱伯城先生即根据与作者的交涉情况和胡道静先生再审的情况，写了一个简单请示，希望社长李俊民做出最后的决定：
据胡道静同志再审意见，本稿虽有较多的缺点，但亦有一定的长处，而其缺点，一般说来，也还不能算是原则性的缺点。作者既坚持不愿修改，而本稿也尚勉能符合出版水平，为尊重作者，拟同意接受出版，否则，拟即退稿（作者亦如此要求：非用即退）。究竟如何处理，请李社长批示遵办。
钱伯城先生的请示写得十分明确，即作者已不肯修改，“非用即退”。社长李俊民也马上于4月18日做出了批示：
一、《黄山谷诗选》因系约稿，可同意接受出版。
二、由于我社编辑部对此稿和作者自己的看法，尚有距离，可派胡道静同志再去联系一下，不是希望作者作很大的修改，而是希望对我们正确的要求作一些让步，于重要的地方略作增删（主要是删）。
三、印制时设计，可研究我所提出的选注本分三个类型的建议。
最终，《黄庭坚诗选》由社长李俊民拍板决定出版。其出版的命运则并非如钱伯城先生后来的回忆文章说的那样，“未曾遇到过阻碍”，而是阻碍重重，几番拉锯。不过，也正是由于作者潘伯鹰先生的坚持己见与出版社一直秉持着尊重作者的宗旨，才能为后世留下这么一部充满个性的著作。
潘伯鹰寄给编辑部的陈铭枢题签
在《黄庭坚诗选》接受出版发排校样之后，其实仍有一小小波折，可说是该书出版命运中最后的小插曲。1957年5月30日，潘伯鹰又致信钱伯城，言请陈真如（铭枢）写了两个题签，他觉得第二个题签更适用。随信附了两幅行书的“黄庭坚诗选”签条，其中第二幅被剪去，应是做最后的封面设计之用。而我也在本书的“封面设计”档案中找到了与信中签条笔迹风格相近的一张封面打样，十分奇怪的是，并不是该书最后呈现的隶书形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黄庭坚诗选》原封面打样
档案内的与作者交涉的情况说明透露了此中端倪。原来，陈铭枢因发言不当，1957年6月被《人民日报》刊登了点名批评的读者来信，此后更是愈演愈烈，变成了批判。所以潘伯鹰“又来信请将陈铭枢书签改换陆澹安的书签”。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封面上的题签是陆澹安题写的。此后在1957年8月间，该书校样打出，古典文学出版社又将《黄庭坚诗选》“由陈社长（陈向平）和吕贞白重行审核”，对“导言”进行了一些删芟，应该是针对胡道静先生提出的有关王安石变法与宋代官僚的错误观点的问题。终于，“作者始同意删去”。可见，这部书在出版社的“努力”下最终还是删去了部分文字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没有金性尧先生审稿意见所提将王安石变法说成“理论上的良法美意”，“将好事办坏了”一段了。
最后，再回过头来说说《寄黄几复》“治病不蕲三折肱”的解释问题。其实，从单句意思来说，潘注还是较任注略微迂曲了一些。档案中保留的审稿具体意见的签条，也涉及此注，为于在春先生所写，云：“按：此说牵强，不如任注为当。‘三折肱’疑亦不作‘手臂打折三次’解。”但结合诗歌整体来看，上句说“持家但有四立壁”，用了司马相如家徒四壁的典故，是说黄几复的沉沦下僚，甘于贫困，似乎下句接一个不合世俗、安于贫困的意思更搭。所以潘注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因此1964年初版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季镇淮等选注的《历代诗歌选》等选此诗都用了潘注的说法。这一小例子也可说明《黄庭坚诗选》在打破旧说、建立新说上是有一定贡献的。最有趣的解释，则来自金性尧。金性尧作为当时的二审者，自然是知道潘注的说法与于在春的意见，但他的《宋诗三百首新注》中解释这句，说：“此句各家注说不一，似谓不从官场世故中去求升官发财的诀窍，意即不因贫困而苟合世俗，即上句写黄介之贫，下句写他的安贫。陈与义《感怀》有‘做吏不妨三折臂’语，即是讽刺官场的世故圆滑。张侃（南宋人）《岁时书事》亦说‘年来三折肱，逢人谩称好’，皆可证。”则显然是从潘注引申而来，显然不觉得“任注为当”的。但他还特意去找了一下宋人用“三折肱”的语例来探究其究竟指什么，大概也受了一点点于在春先生“‘三折肱’疑不作‘手臂打折三次’解”批语的启发吧（虽然“三折肱”指世故圆滑还是有那么一些牵强）。要之，黄庭坚说“治病不蕲三折肱”，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的人也只能根据前人的注解或是或否了，但“狂人”潘伯鹰先生心中的“治病不蕲三折肱”，一定是作“不忤逆本心，不迎合世俗以求名”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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