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顾了古巴被纳入西班牙殖民体系的经过，以及古巴制糖业的兴起。随着时间进入19世纪中叶，美国在古巴的影响变得越来越突出。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甚至开始鼓吹吞并古巴，把它变成一个新的蓄奴州。不过没等他们把这项计划付诸实施，美国自己就在1861年爆发了南北战争。战败的南方政客，有相当一部分带着财产和黑奴，逃到了古巴，在那里逍遥法外。直到1868年，西班牙殖民当局才宣布：禁止向古巴输入新的黑奴。而古巴原有的30多万黑奴和他们的后代，直到1880年才获得人身自由：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偏晚的。

不过，要说美国向古巴输出的全都是消极影响，那也有点偏颇。毕竟，美国国内也有废奴主义者，有进步主义者。他们的声音传到古巴以后，逐渐吸引了一批追随者。1868年，古巴东部的一位种植园主塞斯佩德斯揭竿而起，自称“古巴武装共和国总统”，把“民族主义”这个关键词带到了古巴。塞斯佩德斯问自己的同胞：为什么古巴的蔗糖和烟草畅销全球，普通人却生计艰难？因为西班牙殖民者把大部分收入用来豢养军队和官吏，没有用在本地人身上。从经济增长中获利最多的，也是西班牙人和他们的美国金主。要扭转这种局面，古巴人得建立自己的国家。一切本地居民，不管他是西班牙人的后代，是黑奴的后代，还是多民族混血儿，只要认同新国家，就可以获得平等的地位。

塞斯佩德斯后来被尊称为“古巴民族之父”。他的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却和西班牙军队缠斗了整整22年，让殖民者付出了死伤20万人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塞斯佩德斯第一个提出，用民族主义来整合古巴的不同族群，这启发了另一位独立先驱何塞·马蒂。马蒂是一位诗人和记者，在海外流亡过20多年，地位类似古巴的孙中山。他不仅撰写文章，组建政党，传播独立思想，还第一次公开提出：美国式的种族主义、贫富分化和金权政治，并不是其他美洲国家的唯一出路。古巴人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国家方案，它可以是既独立，又平等，还充满正义的。而且，马蒂还不是光说不练。1895年，他带着从海外购买的军火返回祖国，发动了古巴独立战争，自己随后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马蒂虽然遇难，独立战争却没有停止。由侨民、小商人和黑奴后代组成的3万多名起义军，面对五倍于己的西班牙军队，发动了灵活的游击战，使对手疲于奔命。西班牙总督韦勒在盛怒之下，实施了残酷的“坚壁清野”行动。他把同情起义军的农村居民驱赶到城郊，关进简陋的集中营，再放火烧掉村庄和甘蔗地，让起义军无处藏身。从1895年到1898年，有17万古巴人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死在集中营里，相当于全岛人口的1/10。这种暴行虽然暂时遏制了起义军的势头，却也毁掉了古巴的经济。而古巴经济的另一端是美国人，他们是无法容忍乱象持续下去的。

因此，在1898年，美国就以“缅因号”事件为借口，发动了美西战争。在古巴，美国不仅出动正规军和起义军并肩作战；未来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还亲率骑兵冲锋陷阵。不过，这种“善意”显然是有条件的，它的核心是另一个关键词——帝国主义。美国人认为，古巴社会的发展程度太低，没有“资格”享受独立和民主。它必须待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由美国人手把手“教”它建国。1898年7月美西两国签订和平条约时，古巴代表甚至无权进场。西班牙人是离开了，美国军队却依然驻扎在古巴的领土上，还遣散了对国家独立功劳最大的本地起义军。到了1902年，美国为了降低统治成本，宣布允许古巴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但在那之前，美国先以国内法的形式通过了《普拉特修正案》，规定：自己可以单方面干涉古巴事务，古巴还要把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租借给美国。1906年，美国就曾援引《普拉特修正案》，出兵占领古巴三年。而古巴共和国的前三任总统，要么曾经侨居美国，要么拥有美国国籍，对美国的要求只会照单全收。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还改变了古巴的土地归属，这彻底重塑了它的经济面貌。

要知道，19世纪后期，欧洲已经出现了甜菜制糖业。甜菜不容易受气候影响，一年可以种植两季，它在市场份额上逐渐超过了甘蔗。而古巴蔗糖的产量虽然不低，但大部分甘蔗园控制在西班牙中小地主手里，生产成本偏高。现在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乘机重新拍卖古巴农村的土地。有60%的农田落到了美国资本手里，15%属于西班牙代理人，本地人只拿到25%。在那之后，古巴的制糖产业变得日益机械化和寡头化。过去的2000多家制糖工厂，现在倒闭了92%，能撑下来的几乎都是财力雄厚的美资企业。像古巴最大的糖业公司查帕拉，它的创始人是一位美国众议员，总部设在华尔街，却在古巴拥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种植园、10000多名员工、300公里铁路和30多所学校，年产蔗糖超过6万吨。1913年出任古巴总统的梅诺卡尔，以前就是查帕拉糖业的总经理。在机械化和规模效应加持下，1925年，古巴蔗糖的年产量突破了500万吨，占全球糖产量的1/5，其中有63%是美资企业生产的。而出口蔗糖的收入，又变成美国商品，卖回了古巴。我们经常听说这么一句话：“美国把拉丁美洲看成它的‘后院’。”而20世纪上半叶的古巴，就是“后院”这个词的典型写照。1914年“一战”爆发后，美国人前往欧洲度假的航路断绝。作为替代，他们涌向古巴，直接带动了古巴旅游业的井喷式增长。到1937年，每年有18万美国人前往古巴旅游，海明威、爱因斯坦都在其中。哈瓦那街头的高级酒店、电影院、汽车，数量变得越来越多。古巴的人均汽车保有量，甚至超过了美国自己的一些州。1920年美国政府通过禁酒令之后，许多酒吧、赌场和夜总会的老板，干脆把产业挪到了古巴。电影《教父2》中的纽约黑手党，就在古巴拥有庞大的产业。据本书作者估算，20世纪20年代，古巴每年会向美国出口3亿美元的蔗糖，却要进口4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从马桶到汽车，从时装到家电，无一不是美国货。所谓“古巴共和国”，根本就是美国的附庸。

如果说古巴在经济上的“美国化”，好歹还改善了一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孵化出了本地中产阶级；那它在政治上，就纯属作恶了。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个像古巴这样产业结构异常单一、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要夺取最高权力并不困难。只要糖业大亨和美国投资人看好，军队愿意支持，美国政府也不反对，那长期执政是不成问题的。因此，“二战”前后的古巴政坛，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凡是宣称要搞改革，要提高最低工资、保护中小企业、少借美国贷款的总统，一定干不完四年任期。反过来，声名狼藉的巴蒂斯塔将军，却因为同时搞定了大企业、军队和美国人，先是正常当了一届总统，接着又在1952年发动军事政变，成为了独裁者。在巴蒂斯塔统治下，古巴90%的矿山、80%的公共事业、50%的铁路和25%的银行都被美国资本控制。美国黑手党在古巴开设赌场，可以享受10年免税待遇。美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为了感谢巴蒂斯塔帮他们上涨话费，甚至给这位总统送了一台镀金电话机。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古巴的人均GDP虽然在拉美排名前五，但贫困率超过30%，有2/3的家庭没有自来水。著名历史学家施莱辛格不禁感叹说：“这简直是在公开邀请革命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