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我们回顾了20世纪上半叶，古巴沦为美国“后院”的经过。接下来，我们来看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提起菲德尔·卡斯特罗，许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大胡子、绿军装、雪茄烟，像个绿林好汉。其实，青年时代的卡斯特罗可是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他毕业于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家世优越，还参选过国会议员。古巴革命的核心领导层，大部分都是像他一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明明养尊处优，为什么还要闹革命呢？本书作者认为，革命冲动是社会变化催生的。古巴新崛起的城市中产阶级，看到糖业大亨和美国资本垄断国家财富，腐败横行，倍感愤怒。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惨状，也让他们心生同情。而巴蒂斯塔发动政变，企图使军事独裁永久化，又断绝了选举政治这条路。这样一来，要实施贫富均衡，摆脱外国经济殖民，就必须革命。而革命最初的性质，其实是资产阶级式的。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卡斯特罗倒是不缺行动力，但他最初的计划确实很草率。1953年7月26日，他带着不到100位追随者，冲进古巴东部的蒙卡达兵营，打算夺取这里作为根据地。结果，政府军轻轻松松就击败了他们。卡斯特罗被判处15年监禁，但他在法庭上的演讲稿《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却被传播到全国，使他成了知名人物。坐牢期间，卡斯特罗每天读十几个小时的书，第一次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由此也萌生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规划古巴独特的革命路线，希望依靠政治、而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取得胜利。1955年，志得意满的巴蒂斯塔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卡斯特罗这个毛头小伙不构成威胁，就特赦了他。卡斯特罗随后带着弟弟劳尔和新朋友格瓦拉，去了墨西哥，在那里买了一批军火。1956年冬天，他们乘船从墨西哥出发，在古巴东南部的马埃斯特腊山附近登陆，进山当了游击队。但卡斯特罗的这支游击队，最多的时候也只有500人；他们的优势不是兵精粮足，而是布局得当。

首先，卡斯特罗主动联系了美国最大的媒体之一《纽约时报》，让他们派记者到山里采访自己。在采访中，卡斯特罗宣称自己并不敌视美国，他反对的是腐败、贫困和不公。这在美国公众当中引发了广泛的同情，侨居美国的古巴人也开始给游击队捐款。其次，卡斯特罗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他组织古巴的制糖厂、卷烟厂和炼油厂发动罢工，造成经济停摆。巴蒂斯塔政权动用武力镇压，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让美国投资人觉得，现在这个政府控制不住局面了，应该换人。最后，卡斯特罗还利用游击队擅长打运动战的特点，在1958年夏天实施了几场伏击。而政府军的伤亡，居然达到了游击队的20倍！1959年元旦，众叛亲离的巴蒂斯塔逃离古巴，革命以戏剧性的方式胜利了。

注意了，古巴革命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获得任何外国支援。革命胜利之初，古巴共产党甚至还没有成立。卡斯特罗完全是根据自己对独立、公平、正义的理解，引导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这种对独立、公平、正义的向往，在拉丁美洲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这才是卡斯特罗的名声迅速传遍整个美洲的内在动力。当然，可以想见，美国糖业大亨和他们背后的美国政府，并不乐见这一切。当卡斯特罗开始实施土地国有化，正式转向社会主义阵营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入侵古巴的“猪湾行动”，后来又多次密谋暗杀卡斯特罗。过去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古巴，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也为了对冲军事风险，决定向苏联求助。这就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诱因。从1959年革命胜利，到2016年去世，卡斯特罗一直是古巴无可取代的领导人。在他的治理下，古巴的有机农业、医疗产业和旅游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人类发展指数在拉美处于较高水平。当然，过于理想化的政策，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后果。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有50多万古巴人选择出走美国，相当于当时7%的人口。这让古巴和美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已经不可能像1898年时一样，轻易主宰古巴的命运。这也是古巴革命最重要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