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史王朝，留下了大量的遗迹，其中最能反映商人基建能力的当属郑州商城的夯土城墙。整个城墙周长约7千米，底宽20-30米，最宽处达32米，残高1-2米，最高处达5米。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这样一座城池当是多么的气势恢宏。在河南安阳的洹（huán）北商城遗址以及与之隔河相望的殷墟，也有拦水坝、引排水渠、蓄水池的等系统性水利工程的遗迹。
几乎与商朝同时，四川盆地内的三星堆文化也进入了繁盛期，三星堆先民凭着自身的顽强与执着，突破了四川盆地封闭地形的限制，将周围山脉间的孔道开辟成道路，并与外界发生联系。经后世的不断整修，尤其是秦汉时期的官方整修，这些道路成为了四川盆地与外界沟通的固定通道。由于盆地东面可顺长江而下出川，西面是人迹罕至的川西高原，这些通道主要分布在盆地北面和南面。
北面的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出剑门关和葭（jiā）萌关去往汉中盆地，因“石牛粪金”的传说而称作金牛道。秦惠文王想灭蜀国，苦于道路崎岖难行，便令雕刻石牛，又放了很多金银在旁边，说是石牛拉的粪，要送给蜀君。蜀君贪婪，令开辟山路迎接石牛，秦国遂从这些山路进军灭亡了蜀国（见北齐刘昼《刘子·贪爱》）。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反映了战国时期秦国和蜀国对该道路的整修。另一条是从今巴中向北翻越米仓山到达汉中平原，故称作米仓道。
从汉中盆地去关中平原也主要有两条路，一条溯嘉陵江上游河谷而上，经河池（今甘肃徽县）至陈仓（今陕西宝鸡）进入关中平原，故得名陈仓道，其因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而广为人知。另一条沿褒河-斜水（今石头河）河谷翻越秦岭，从郿（méi）县（今陕西眉县）进入关中平原，故得名褒斜道。金牛道-褒斜道路线经过秦汉的官方整修后，成为古代出入川的主干道。从关中平原进入中原后，三星堆文化便与商朝发生了联系，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和青铜器，形制与商朝十分相似，三星堆先民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很可能也是从商朝传入的。
古蜀道
蜀地先民在四川盆地南面开辟的出川道路主要有三条，中线经今宜宾、昭通、曲靖一带至位于今昆明一带的古滇国，后又经今楚雄延伸至大理，在昭通有一条支线通往今毕节、兴义、贵阳一带的古夜郎国，可见这条路是古代云贵川之间的交通要道。秦统一后，蜀地官员常頞（àn）为开拓边疆，曾整修此道，因道宽五尺（约1.15米），故称五尺道。
西线经今芦山、甘洛、西昌、丽江一带至大理，因为要翻越小相岭上的灵关垭口，故称灵关道，汉代亦称今甘洛和越西地区为灵关道（“道”是设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当于县的行政区划）。汉将唐蒙与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曾扩建此道。大理往南还有一条通往今越南北部的进桑道。大理往西，经今保山、腾冲至缅甸密支那，再往西北通往印度，还有两条支线经今芒市和缅甸八莫通往东南亚。东汉曾在保山一带设永昌郡，故这些道路称作永昌道。灵关道与通往印度的永昌道合称蜀身毒道，身毒就是我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张骞前119年-前115年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一带）见到了蜀地特产蜀布和蜀竹杖，才知道南方民间早有一条通往西域的道路，即经蜀身毒道到印度，再从印度北部去阿富汗。
东线从今泸州一带逆赤水河谷而上，经仁怀、兴义到达贵阳，然后向南进入西江上游水系，再顺江向东南而下，最终到达今广州【古称番禺（pān yú）】。古代称西江上游水系为牂牁（zāng kē）江，故这条路线称作牂牁道（也称夜郎道）。唐蒙扩建灵关道之前，已在收服夜郎国时扩建过牂牁道。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海贝，很可能就来源于上述古道通往的沿海地区，而贝壳在原始社会常用作货币，可见三星堆先民已经懂得“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古蜀地出川的北部路线和南部路线，以及后来由南部路线衍生出的茶马古道，共同构成了南方丝绸之路。
五尺道、灵关道、牂牁道
蜀身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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