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视野下边疆都城的演变及影响——基于金上京营建的案例研究|宁府|金上京|金世宗|金朝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摘要】唐代以后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涌现出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在其统治核心区域规划建设了大量都城，这些城市既有鲜明民族印记，也受礼制思想影响。以金中都为例，讨论了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的转变过程，连续都城形态的显著变化。指出早期部族体制下，上京有着鲜明的传统村寨居处印记。此后在模仿汴京的过程中，形成了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平面布局。世宗年间虽然一直强调祖宗旧俗，但都城制度、城市形态并没有太大变化。金代建都于上京，加强了对广大东北地区的统治及对经济的开发，推动了民族融合和区域社会发展。作为边疆都城之一，金上京这种变化并非个例。中国古代边疆地区都城的建设，不仅对现代城市分布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为开发建设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

【关键词】边疆都城；金上京；城市形态；文化融合

0 引言

从中国古代中、后期开始，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受华夏文化影响，在其统治核心区域规划建设了大量都城，这些城市既有鲜明民族印记，也受到礼制思想影响，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值得特殊关注的部分。其中东北地区的金上京城是一座由女真民族主导，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民族共同建造起来的金王朝前期都城，其城市形态的演变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礼制制度不断接受的过程。

1 部族体制下的金上京早期城市形态

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一般有一个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的转变过程。金上京早期城市形态与中原“国都”存在巨大差别，甚至在政权建立后很长一个时期里并没有京师名号。

金初将以会宁府为中心的生女真的发祥地称之为“内地”，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金“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为内地，天眷元年号上京。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

金政权建立早期既没有京师名号、也没有州府名称的都城，政治中心被称为“御寨”。在宋朝使者记录的行程中，往往以“御寨”作为出使金朝的终点，如宋人赵子砥《燕云录》记载：“御寨去燕山三千七百里，女真国主所居之营也。”文献有时也将“御寨”称为“皇帝寨”。宣和七年（1125年）许亢宗出使金朝，《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在到达黄龙府之前，每日行程一般是从某州至某州，而自三十三程进入金源内地之后，每日行程都是从某寨至某寨，说明在生女真的故地，此时还只有村寨而没有州县城镇。即便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仍有村寨遗风。

许亢宗描述当时金上京的景观是：“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百家，星罗棋布，纷蹂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大金国志》也记载“国初无城郭，四顾茫然，皆茅舍以居”，还有不少部落散居山谷之中。整体呈现出“星散而居”的格局，所以除了“皇帝寨”外，还有“国相寨”、“太子庄”等聚落。

政权建立早期将都城称为“寨”，显然是女真人传统村寨居处方式的遗留。在城市管理上也几乎没有礼制束缚，“居民往来，车马杂踏，自前朝门直抵后朝门，尽为往来出入之路，略无禁制”。开国之初，女真政治中心就像宋人所描述的那么朴野，连一个正式的名称都没有。对于刚刚走出部落联盟时代的女真人来说，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天会三年建造的乾元殿是金上京会宁府最早的宫室建筑。天会二年（1124年），金太宗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命卢彦伦“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彦伦为经画，民居、公宇皆有法”。“至是方营大屋数千间，日役万人，规模亦宏侈矣。”三年“建乾元殿”，终太宗一朝，它是上京唯一的宫室建筑。宋代张汇《金虏节要》记载：“初，女真之域尚无城郭，星散而居······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则同用，至于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虏主所独享惟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余，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

2 接受与抵制——金上京的规划建设及重建

2.1 “制度如汴”——天眷至皇统年间城市建设对中原礼制的学习

金熙宗即位以后，金朝政治制度全面转向汉化，其中包括都城制度，基本完成了从女真部族体制向中国王朝的转变过程。天会十三年（1135年）金熙宗为太皇太后建造庆元宫，成为《金史》记载的第二座宫室。天眷元年（1138年），上京开始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宫室建设，仍然以少府监卢彦伦主持营建宫室，要求“止从俭素”。主要修建了朝殿、寝殿、书殿。朝殿，“殿曰敷德，门曰延光，寝殿曰宵衣，书殿曰嵇古。”也是在这年八月，“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从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到1138年“上京”名号正式确立，可以认为到这个时候，金王朝才建立了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体制中的京师制度。

天眷二年（1139年），又立太祖原庙于庆元宫，此后陆续增建了一些新的建筑群，如皇统二年（1142年），修建凉殿，“门曰延福，楼曰五云，殿曰重明。东庑南殿曰东华，次曰广仁。西庑南殿曰西清，次曰明义。重明后东殿曰龙寿，西殿曰奎文。时令殿及其门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风殿”。皇统三年（1143年），建太庙和社稷坛。

皇统六年（1146年）上京城再次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春三月，上以上京会宁府旧内太狭，才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此次扩建明确记载以汴京城为蓝本，只是规模不及汴京：“规模虽仿汴京，然仅得十之二三而已”。通过近十年的建设，上京城已形成规模，而且布局有序，其建筑规划也接受了中原王朝传统礼制的影响。

不仅城市形态模仿中原，在制度上也放弃了原有的朴野特点，有了内廷之禁。据文献记载，金熙宗“自践位以来，左右诸儒日进谄谀，教以宫室、服御、妃嫔、禁卫之盛，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旧功大臣非时莫得见”。

2.2 上京的毁弃与复建

皇统九年（1149年），海陵王弑熙宗，即位于上京。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于燕京并改上京为会宁府路。为了断绝王室宗贵对上京故土的留恋，正隆二年（1157年）八月“命吏部郎中萧彦良尽毁宫殿、宗庙、诸大族邸第及储庆寺，夷其址，耕垦之”。金上京宫殿、第宅在海陵王时期只保留了不足五年时间，即被夷为农田。金朝政治中心从上京转移到燕京，改名为中都。也是这一毁弃过程，给上京中前期城市形态的研究带来了极大障碍。

金世宗即位后，为宣扬政权的合法与正统性，争取人心，在第二年，即大定二年（1162年）就下令以“会宁府国家兴王之地，宜就庆元宫址建正殿九间，仍其旧号，以时荐享。”大定五年（1165年），重修太祖庙，“以御容安置”。

大定十三年（1173年）七月，金王朝“复以会宁府为上京”，上京在被冷落了二十年之后，又恢复了上京名号和陪都地位，会宁府路恢复为上京路。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复修宫殿，建城隍庙”，二十三年，“以甓束其城。有皇武殿，击球校射之所也。有云锦亭，有临漪亭，为龙鹰之所，在按出虎水侧”。全面复修上京宫殿，包括宫殿、城坊，及活动场所。至天兴二年（1233年）上京宫殿区域被蒙古骑兵残毁，上京重建之后沿用了大约六十年。现在上京遗址所见城市形态，绝大多数当是世宗年间复建的结果。

根据《金史·地理志》，世宗重建上京宫殿如表1所示：

这应该是从金世宗即位第二年复修庆元宫开始，至大定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年集中重建上京宫殿的全部建筑物，形成规划齐整、规模宏大的宫殿区。复修的宫殿区与会宁府城共同形成宫城、皇城与外城的三重城形制（图2）。

金代陪都的首要标志除上京名号之外，是上述宫殿建筑群形成的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平面布局。其中，南城的西墙及南墙具有双重作用，即上京皇城墙与外城墙合二为一，因此马面相对密集，从这里来看，在宫城以东，南城南北主干道以西应该存在皇城东墙。此处的皇城东墙不能代替南城外城东墙。

通过考古勘探，皇城内可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东、西两侧区域由多个独立建筑单元组成（可能为衙署类建筑），中部为主宫殿区。仅在南墙中部发现一座三门道的城门，从城门开始，自南向北依次分布着数座大型宫殿基址，中轴线布局明显。

从城市形态上看，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对于上京宫殿区的构成和布局，尤其是宫城（皇城）的东墙存在与否，皇城东墙是否位于宫城以东，南北主干道以西；是砖墙、夯土墙或者是木栅栏？在宫城以南，午门以北，是否有皇城的建筑物存在，为什么有如此大面积的空白地段，与中都皇城明显不同？对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

2.3 祖宗旧俗——金世宗重建上京的深层原因

金王朝迁都燕京以后受中原文化影响日益深刻，短短几十年间宴饮音乐，皆习汉风，甚至出现不知女真旧俗，甚至连语言文字都不通晓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女真旧俗，恢复立国之初“淳实之风”被金世宗看作关系王朝安危的大事。大定十三年（1173年）三月，金世宗说：“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寖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四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五月戊戌，“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甲午，上命“应卫士有不闲（娴）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在几个月内，金世宗连续强调了女真人应该“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并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金世宗恢复上京宫殿建筑，开始于大定二十一年，完成于大定二十三年。第二年（1184年）二月，金世宗“朕将往上京，念本朝风俗，重端午节，比及端午到上京，则燕劳乡间宗室父老”。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壬寅，如上京”，世宗“谕之曰：上京祖宗兴王之地，欲与诸王一到，或留三二年，以汝守国，譬之农家种田，商人营财，但能不坠父业，卽为克家子，况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时观汝甚谨，今日能纾朕忧，乃见中心孝也。”五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兴宫。庚寅朝谒于庆元宫，戊戌宴于皇武殿。皇武殿是击球校射之所，不在宫殿区之内。金世宗回到上京，活动场所主要是光兴宫、庆元宫、皇武殿，这都是恢复上京宫殿中的殿堂。七月，“乙未，上谓宰臣曰：天子巡狩当举善罚恶，凡士民之孝弟姻睦者举而用之，其不顾廉耻，无行之人则教戒之，不悛者则加惩罚”。

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四月癸亥，“幸皇武殿击毬，许士民纵观。”十二月，世宗“闻有女直人诉事，以女直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大抵习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汝弼对曰：不忘本者，圣人之道也。斡特剌曰：以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犹能保国数百年”。在回到中都的途中，金世宗和手下大臣讨论保持女真淳风的重要性，认为“事当任实，一事有伪，则丧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实也”；“不忘本者，圣人之道也”。在往返上京的途中，尽管他们的活动丰富多彩，世宗还是要求女真人保留女真风俗习惯和文字语言，不忘女真淳实之风，这一直是他说教的重要内容。金世宗希望身边官员，尤其上京地区的女真官员长期保持淳风旧俗和语言文字。

尽管金世宗一直在上京强调所谓祖宗旧俗，但在上京复建的过程中，并没有恢复部族体制下的“御寨”制，沿用的仍为礼制思想指导下的中原都城模式。世宗本人对汉文化也有很强的依赖，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皇太子病逝后，君臣致奠，并“命皇太子妃及诸皇孙执丧，并用汉仪”。

3 上京城市管理与区域开发的带动

3.1 上京城市管理

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恢复上京之号，最高行政与军事官府为上京留守司及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管理上京路会宁府所属州县院司及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胡里改路。上京城市管理，由上京警巡院负责。《金史》记载：“诸京警巡院使一员，正六品，掌平理狱讼，警察别部，总判院事。副一员，从七品，掌警巡之事，判官二员，正九品，掌检稽失签判院事，司吏女直······上京二人······汉人······上京四人······上京无副使”。上京警巡院掌上京城市民事，包括北城居民及南城宗室将军户口。会宁府属倚郭会宁县（与会宁府同时置），管理上京会宁府城市外围城镇乡村，与曲江、宜春（均大定七年置）、及会宁府附属肇州录事司与始兴县、隆州录事司与利涉县和信州司侯司与武昌县，录事司与司候司管理城市民事，诸县管理乡下行政事务。陪都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包括留守司、总管府、警巡院、附郭县等，其中留守司、警巡院这些特置行政管理机构，也是金代陪都的重要标志。

从金世宗登基到大定十三年（1173年），才恢复会宁府为上京，形成了金朝六京制度（图3）；再到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至二十三年（1183年），用三年时间，重建上京宫殿。在六京中，中都与上京、北京、东京的布局，稳定了金代后期六十年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加强了中央政府与广大东北地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联系。

3.2 “移民实京师”与多民族融合

上京的营建，对周边区域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带动作用。新建国家政权，确立都城之后一般要大量移民，包括官员、军队、工匠、富户，移住都城，历代几乎没有例外。金太祖时期不断有汉人、契丹人迁移到金源内地，史书上记载：“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规模较大如天辅元年（1116年）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迁入；天辅六年（1122年）迁山西诸州居民，次年又尽徙燕京路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大定十七年（1176年）又迁徙契丹余党于上京。在金朝统治者看来，通过将各民族与女真人杂居并通婚，使其与女真人一起生产生活，可以使各族逐渐与女真族融合在一起，消除反叛念头。

除战争期间迁徙战俘及降民外，大量女真人也迁徙到了上京及周边地区。大定二十四年十一月，尚书省奏请从速频、胡里改两路迁移三个猛安，二十四谋克的女真人，以实上京。速频、胡里改人骁勇可用，此后迁移中实际迁徙了三猛安三十谋克女真人实上京，共计九千人丁，约五万六千口。速频路位于阿里门河（乌苏里江）流域，东临大海；胡里改路位于混同江（黑龙江下游）流域，东北临海，与库页岛相邻。实上京的三猛安女真人就是从这一广大地区迁移来的，目的在于“盖欲上京兵多，它日可为缓急之备也”。

多民族在上京地区的汇集以及金朝统治者鼓励通婚的政策，大大促进了北方各族的大融合，出现“猛安人与汉人，今为一家，皆是国人”的局面。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也大大加速和加深了金王朝封建化进程。不仅都城建设深受礼制思想影响，生产方式也由渔猎向农耕转变，行政管理上改世袭制为流官制，建立科举制度选拔所需人才。

4 讨论

金王朝立国之初的“都城”，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部族体制的痕迹。随着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的转变过程中，都城形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模仿汴京的过程中形成了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平面布局，体现了礼制思想的深刻影响。此后世宗年间虽然一直强调祖宗旧俗，但都城制度、城市形态并没有太大变化。金代建都于上京，使之成为最早建都于东北地区的都城，加强了对广大东北地区的统治及对经济的开发，推动了民族融合和区域社会发展。

作为边疆都城之一，金上京这种变化并非个例。唐代开始，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涌现出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在其统治核心区域规划建设了大量都城，如渤海国上京龙泉府、辽上京、金上京、元上都、元中都、清盛京等，如算上陪都，则数量更多，这些城市在政权建立后，均有一个都城建设过程中对礼制制度接受的过程，成为连接内地与边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坚韧纽带。即便以后政权衰亡，但城市分布与人口分布的总体格局依然影响深远。中国古代边疆地区都城的建设，不仅对现代城市分布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为开发建设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者：王洪波姜舒童彭静杨殷国原韩光辉

来源：《城市发展研究》2021年第10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宋柄燃

校对：郑雨晴

审订：杨琪

责编：耿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