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文| 方丈 编辑| 幸运
1939年3月31日深夜，延安。一个消瘦的男人把最后一页谱纸推到桌边，拿起那根断了又接上的烟斗，点燃，深吸一口。
六天六夜，六十多页手稿，一字未改。 他不知道，这叠纸，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道刻痕。
从澳门渔港到巴黎音乐学院，一个贫穷孩子的另一条路
1905年的澳门，没有人会注意到一户船家生了个儿子。父亲出海前就已离世，母亲一个人拉扯着这个孩子，日子过得连锅都快揭不开。
就是这样的起点。
冼星海从小迷音乐，迷到一种不正常的程度。没有乐器，就自己造；没有钱学，就蹭着听。母亲省吃俭用，把他送进学堂，后来又想方设法送他出了国。1930年，冼星海抵达巴黎，进入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班。
进去之后，他才发现，这条路有多难走。
巴黎不养闲人，更不养一个身无分文的中国穷学生。他在餐馆跑过堂，在理发店打过杂，干过看守电话的佣人，失过十几次业。冬夜里，他蜗居在四面全是玻璃、大半已经破损的出租屋，没有棉被，裹着大衣，手指冻僵，还得练琴。他在后来的文章里写，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坚持不住，就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里去拉奏讨钱。
不是悲情，是事实。
他就这么挺过来了。挺过了寒冬，挺过了饥饿，挺过了"你不具备学音乐的资质"这句话——据说他的耳朵不够敏锐，手指也不够灵活，起步又晚。
但他毕了业。
1935年底，冼星海从法国回到上海，带着巴黎音乐学院的文凭，带着那双被冻裂过的手，走进了中国最混乱、也最燃烧的年代。
回国之后，他没有选择安稳。上海的十里洋场，他看见的是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同胞。他开始创作抗日歌曲，参加救亡运动，和诗人塞克合作写出《救国军歌》，"西安事变"爆发那年，这首歌在示威游行的队伍里传唱开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冼星海加入"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随后南下武汉，在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做音乐工作。他一边教唱抗战歌曲，一边推动全国的歌咏运动，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撑着那个局面。
但他越来越憋屈。
国统区的审查越来越紧，进步创作处处受限。他在日记里写："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
就在这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了一封信，是音乐系全体师生联署的聘书。
1938年冬天，冼星海携新婚妻子钱韵玲，启程向西，奔赴延安。
两个受伤的人，在延安相遇，决定合作一件大事
冼星海到延安的时候，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正处于日军轰炸的威胁之下。
他进城没几天，警报就响了。他后来回忆，人们从窑洞里跑出来，乱哄哄地躲进防空洞，但等空袭过去，延安城里又是歌声四起，满城都是人在唱歌。这个细节让他震了一下——他在国统区见到的是颓废和压抑，在这里看到的是，炸弹刚过去，人还没站稳，就又开始唱。
他留下来了，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后来出任音乐系主任。
就在他抵达延安之前，另一个人也在向延安赶路——只不过，那个人是被担架抬来的。
诗人光未然，本名张光年，1938年秋天率领抗敌演剧三队进入山西前线。那一路，他亲眼看见黄河，看见壶口瀑布，看见船工们在惊涛骇浪里死命拉纤，听见那种从胸腔里吼出来的高亢号子。那个声音钉进了他的脑子里，再也出不来。
1939年1月，在随抗日决死第二纵队活动期间，光未然骑马跌落，左肘关节粉碎性骨折。二纵队医疗条件有限，中组部批示：把人送延安。他就这样躺在担架上，被人抬了700华里，抬进了延安和平医院的土窑洞。
冼星海来医院探望他。
两个人聊起来，越聊越兴奋。冼星海说，他想创作一部真正大型的作品，不是随手写的小歌，是能代表这个时代、能让人听了就热血上涌的那种。光未然没说话，只是在心里盘算了一阵。
他其实早就在酝酿一首大诗。那几个月在黄河边上，那些船工的脸、浪花打在岸边的声响，一直在他脑子里转。他原本想写一首长诗，就叫《黄河吟》。冼星海走后，他想了又想，决定放弃写长诗，改为冼星海写歌词。
决定一旦定下来，光未然动手了。
他拖着打着石膏的左臂，开口口述，队员胡志涛在旁边笔录。五天，400多行，八个段落，全部完成。这叠歌词，后来被定名为《黄河大合唱》的词稿。
1939年3月11日，演剧三队在延安西北旅社的窑洞里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特别请冼星海来听。光未然当场朗诵，声音洪亮，像是在黄河边上喊，把那个奔腾、咆哮、充满死亡和力量的黄河整个送进了在场所有人的耳朵里。
冼星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听完。
朗诵刚结束，他站起来，一把将诗稿抢到手里，说：给我，我来谱曲。
不是商量，是抢。
六天六夜，一间窑洞，两斤白糖，一根断了又接上的烟斗
拿到歌词之后，冼星海没有立刻动笔。
这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他花了将近一个月，专门做准备。他找演剧三队的战士一遍遍地聊，问他们渡黄河是什么感觉，浪打来的时候身体是什么反应，船工拉纤时那个号子是怎么喊出来的——不是大概，是具体，是细节，是能让听众一听就觉得自己在黄河边上站着的那种细节。
据新华网的报道，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他要的不是意境，他要的是现场感。
白糖的问题也在这期间解决了。冼星海有个习惯，创作的时候要吃糖，但延安物资紧缺，糖是稀罕东西。光未然想方设法，弄来了两斤白糖。就这两斤，成了后来六天六夜的燃料。
1939年3月26日，冼星海正式开始谱曲。
他让妻子钱韵玲把普通的纸划出格子，当谱纸用。他盘腿坐在炕头，面前堆着一叠这样的纸，开始写。
写到什么程度？他女儿冼妮娜后来转述母亲的回忆：父亲始终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手握拳头，一边唱一边写，桌上的手稿越堆越高，白糖一撮一撮地往嘴里送，烟不停地抽，整个人像着了魔。
中间出了一个意外：创作进行到某处，冼星海情绪太激动，把烟斗在桌沿上敲断了。
换个人，可能就停下来，睡一觉，明天再接着写。
冼星海的做法是：找来一根毛笔杆，插在断了的烟斗上，继续抽，继续写。
这根接了毛笔杆的烟斗，陪他走完了全部八个乐章。
但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黄河颂》这一章，他连写三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这种旋律，一提到"颂"，脑子里就浮现西方宗教弥撒曲的调子，他不要那个，他要的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颂歌旋律。他在西方留学近六年，比谁都懂欧洲音乐，但他不想被那套东西俘虏，他要让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而不是反过来。
三稿，才定下来。
3月31日，最后一个音符落笔。六天六夜，60多页手稿。
当天，演剧三队音乐指挥邬希零来取稿。他接过那叠纸，看了一遍，愣了。60多页，册边整齐，字迹清晰，全稿一字未涂，一字未改。六天六夜不合眼的人，交出来的东西干净得像印刷品。
4月1日，排练开始。
延安的条件，放到今天看，是难以想象的简陋。合唱队共30多人，分四个声部。乐器凑了11种，其中三四把小提琴算是"正规"的，剩下的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打击乐。没有铜镲，拿搪瓷缸子敲；没有大鼓，把汽油桶改一改代替；没有谱架，用木板搭起来当谱架。连低音乐器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作曲家李焕之后来回忆："有什么乐器都尽可能地用上，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
这哪是乐队？放到上海的音乐厅里，门都进不去。
但冼星海不在乎。他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抠，把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往他脑子里的那个声音靠。
1939年4月13日，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观众超过千人。冼星海亲自指挥，光未然亲自朗诵。
《黄河船夫曲》的号子一响，台下就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礼貌，是被拽住了。《黄水谣》一转，悲凉的调子里是沦陷区流离失所的百姓；到《黄河怨》，台下开始有人掉眼泪；最后《保卫黄河》的轮唱炸开来，全场的声音全部往一个地方汇。
冼星海在当天日记里写："今天晚上是延安空前的音乐晚会，也就是全国从没有的音乐晚会。"
"好！好！好！"——三个字之后，他提笔写了入党申请书
首演成功，是一个开始，不是终点。
真正让《黄河大合唱》被历史记住的，是一个月后的那场演出。
1939年5月11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亲临现场。这一次，是由鲁艺100余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出，阵容比首演更大，冼星海身着灰色上衣、短裤、草鞋，站在指挥台上，举起双臂。
八个乐章，一气呵成。
伴奏还是那些凑来的乐器——搪瓷缸、洋油桶、口琴、三弦。但那个声音，那种从八个方向同时涌来的情绪，把台下那些在战争里磨砺过的人也卷进去了。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台上台下同时静止了一秒钟。
然后掌声炸开。
毛泽东站了起来，走向舞台，看着眼前这个消瘦的青年，连声说出了三个字：
"好！好！好！"
没有长篇大论，没有文件式的评价。
就三个字。
冼星海后来在当天日记里写："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了，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 接着写下的那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冼星海，勉励他为人民谱写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随后，通过鲁艺副院长赵毅敏转告，毛泽东得知冼星海创作期间用坏了很多蘸水笔，特意送给他一支派克钢笔和一瓶派克墨水。在延安，这相当于一枚勋章。
李富春设法解决了冼星海的吃糖问题，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专门拨出一孔窑洞给他，配备一名通信员照顾生活，还送来一筐蜡烛，供他夜间创作。
演出过去四天之后，1939年5月15日，冼星海郑重写下入党申请书。
1939年6月14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个申请书写得很直接，没有套话。他后来说："我不是用钱买得动的。艺术家有他自己的人格，也有阶级性和党派性的。我是不容易被人动摇的。"——这句话是1940年他在西安收到四川某大学电报时说的，对方开出的月薪是180元，而他在鲁艺拿的是15元，整整差12倍。他断然拒绝。
1939年7月8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欢迎他从重庆归来的晚会上，亲眼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随后挥笔题词：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当时流传最广的那句评价是："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
从延安出发，《黄河大合唱》在1939年下半年迅速传遍中国，随后登上纽约、伦敦、莫斯科的舞台。一部在战时延安一间土窑洞里完成的作品，走到了整个世界的面前。
尾声：
1940年5月，冼星海受党中央派遣，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走的时候，女儿冼妮娜还不满一岁。
他以为会回来。
但战争打乱了一切。苏德战争爆发，交通阻断，他被困在苏联，辗转蒙古、哈萨克斯坦，身上的衣服和手表都拿出去换过口粮。与此同时，他没有停止创作，在苏联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修订稿，将其重写为有交响乐团、合唱团、独唱及朗诵的完整版本。
1941年，苏联修订版《黄河》完成。那是他能给这部作品做的最后一次完善。
1945年10月，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导致肺病加重。年仅40岁。
他没能看见抗战胜利。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延安等了他很多年。
2009年，冼星海当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939年，一间窑洞，六天六夜，两斤白糖，一根断了又接上的烟斗。
今天你再听《保卫黄河》的轮唱，那个节奏还是能把人的血烧起来。
那不是因为这首歌写得多复杂，恰恰相反，它简单，直接，它像黄河的水一样直接冲进来。
这是冼星海留下的东西。
三个"好"字，一部史诗，一辈子——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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