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把全球动荡归咎于某个政客。陈志武教授认为:技术变革才是推动历史的隐形杀手。从春秋战国的铁器到今天的电脑技术,新技术未必直接提升生产力,但一定先冲击社会治理。人类社会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变革
使财富创造能力与身高、体重、体力脱钩
而与脑力、人力资本密切相关
在新的社交媒体之下
人类社会又面临一次巨大挑战
如何在高度撕裂的社会环境下建立和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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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学家智库xTAIXUEx陈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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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于2025年10月30 日)
各位朋友好,我是来自香港大学的陈志武,我是个金融经济学的教授,同时也担任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的所长、量化历史研究中心的主任。
今天我想与大家探讨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话题: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受技术变革的驱动?换言之,就是技术变革如何推动历史进程、促进社会发展并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
听到这个话题,大家或许会觉得这是习以为常的,为什么还需要做解释呢?我想从今天我们当下面对的世界以及曾经的历史这两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关于这个话题,若要追根问底,那么从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面对的挑战等角度来看,有很多现象令人深感迷茫。
今年的1月20号(录制时间2025.10.30),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我们看到,在特朗普亲自主导下,美国试图破坏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无论是WTO(世界贸易组织)、WHO(世界卫生组织),还是联合国,美国正越来越淡出这些跨国组织。于是有人会说:“这都是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太坏、太烂。他既没有什么原则,也没有道德标准,只在乎金钱,并且一点都不犹豫地利用乃至滥用手中的权力。”
我的回应是,当今美国与世界所面临的挑战,真的只是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太坏造成的吗?还是另有原因?如果说五年前、十年前人们有此判断,并不奇怪,因为那时大家认为对特朗普不够了解,不知道他会如此恶劣。2016年许多美国人选他当总统,是被骗、被误导了。但实际上,特朗普有一点很真实:他基本不隐瞒自己的行事方式。他多么没有原则、缺乏道德标准。他历来都不掩饰这些特质、人格和做事风格。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2024年,在美国人民已经非常清楚特朗普为人如何的背景下,为什么仍有七千多万人投票给他,让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这意味着,此时不能再仅仅责怪特朗普有多么恶劣,而更应该看到并追问:为什么七千多万美国人在明知特朗普是什么样的人的情况下,依然愿意选他当总统?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与其怪罪特朗普,不如说美国社会本身出了问题——美国社会已变得非常不可理解、不可理喻。那么,我们还需要追问:美国社会为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为何明知特朗普缺乏道德水准和做人原则,人们仍愿意把票投给他?
因此,我认为,当今美国选出这样一个人当总统,给世界带来巨大挑战,甚至主动破坏二战后由美国带头建立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面对这一切,我们需要从更深层次寻找问题,而不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特朗普身上。特朗普始终是他一直告诉世人的那个样子,从未改变;改变的是美国社会,明明知道他的为人,却仍然选择了他。
因此,我认为,应从技术变革的角度,特别是新技术在过去几十年对美国及世界所带来的影响与变化,来理解这一问题。
我想要进一步解释美国为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以及世界为何随之愈发迷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自1980年前后开始的计算机技术革命,使得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社会的财富差距、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再加上同一时期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这两股力量叠加,导致美国社会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迅速加剧。
一个典型对比有助于理解过去几十年计算机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具体影响。技术革命使美国西部,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财富高度集中。我常去硅谷,每年在那里居住数月,确实看到当地富豪众多,亿万富翁比比皆是。而全球化则使美国东部,特别是纽约一带,涌现出大量百万富翁与亿万富翁。可见,技术革命造就了加州的财富与富人,全球化造就了东部纽约周边的富豪。
而夹在西海岸与东海岸之间的各州,普通民众从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中直接获得的财富增长相对有限。其结果是,美国社会财富差距扩大,民众怨气显著上升,进而导致今日美国社会的严重分裂。大致而言,西部与东部的美国人通常支持民主党,而中部的各州基本成为特朗普的大本营。
由此可见,从根本上看,这一局面与技术变革密切相关。
当然,人们可能会问:事实果真如此吗?是否只是巧合?关于这一问题已有大量研究,尤其是我所关注的一些考古学研究。这些学者考察了从一万年至一万两千年前,世界各地、尤其是欧亚大陆不同地区进入定居农耕社会以来,历经农耕社会、工业革命等阶段,每次重大技术变革之后,各社会内部财富差距究竟是缩小还是扩大了。
很遗憾,考古学者基于考古发掘素材所做的研究非常具体且充分地表明:在过去一万年的人类历史上,多数重大技术变革之后,社会内部的财富差距往往会扩大。
具体原因无需赘述。即便观察今天的众多富豪,也可看出与原始社会的不同。在原始社会及早期定居农耕社会,只有体格较大、身体强壮的人才能猎杀动物、胜任农耕劳作,因此体力越强、身体越高大者,越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优势成员或拥有更多资源。而今天,许多亿万富豪的身高和体力远不及我——在原始社会,他们不可能成为首富。然而,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变革,使财富创造能力与身高、体重、体力强弱逐渐脱钩,而与脑力、人力资本密切相关。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在计算机技术革命与新一轮全球化之后,美国及世界其他社会的财富差距不断扩大,民众怨气日益上升。
仅就这一点而言,若新技术变革对美国及其他社会的影响仅止于此,或许还不会带来我们今天所见的如此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美国的制度以及社交媒体等新技术的出现,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治理挑战。
这个观点可能略显抽象。具体而言,我喜欢以我老家湖南茶陵农村为例。我从小在那里生活,直到1979年离开老家上大学之前,亲身观察和体验到:过去,村里人对于北京、中国乃至世界发生的新闻,不知如何理解,都去请教村里见过世面的人。那些见过世面的人,大多只是外出当过两三年兵,自身并未读过书,也未曾在北京或国外居住过。但在村民眼中,他们对北京、上海、纽约乃至世界大事的解读,就是权威的。
那时没有社交媒体,湖南农村村民的信息来源和观点看法高度一致。那样的村庄治理起来非常容易,因为看法不五花八门。
到了今天,有了小红书、抖音和各种微信群,情况就不同了。连我这样的香港大学、耶鲁大学教授回到村里,大家对我也没有太大兴趣。原因在于,他们找到了自己更喜欢、更信得过的、世界观与之相近的小红书、微信、微博等群组,直接获取了信息来源和观念来源。
于是,不同的微信群、社交媒体群之间的人无法对话。持有“左”派观点的人不断加入“左”群,持“右”派观点的人加入“右”群,彼此不再有商量空间,一说话就争吵。
以我老家农民为例,是想说明美国社会大致也是如此。我1986年到美国耶鲁读书。初到美国时,80年代、90年代,美国各地的老百姓信息来源都是传统媒体——报纸和电视台。能在传统报纸、电视上发言的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如耶鲁、哈佛毕业生。如果你没有上过常春藤大学、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传统媒体不会向你开放。因此,那时的美国观念看法也高度一致。
今天的美国则完全不同。左派、右派、中间派之间彼此不说话,无法讨论。以至于我去女儿的朋友们家,与她们的父母、丈夫的亲戚聊天时,基本不敢谈政治,一谈就会争吵,最好不提这些话题。
我想说的是,在新的社交媒体之下,人类社会又面临一次巨大挑战——治理的挑战:如何在高度撕裂的社会环境下建立和平秩序?
美国的体制是直接选举总统,不像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那样,由老百姓选举议会议员,再由议员选举首相或总理。在议会制下,老百姓的情绪冲动只能在选举议员时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但只要议员受过较好教育、较为理性,不至于像特朗普那样,就不会选出完全民粹主义的行政长官。
美国体制为特朗普这样的人提供了最佳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世界和美国社会面临的挑战,根源上与技术变革、新一轮全球化带来的影响直接相关,同时也暴露了美国体制存在的潜在问题。
此时我们可能会想:世界走到今天,该怎么办?在美国主导破坏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之后,能否找到新的出路,使我们逐步走出社会治理挑战,让未来的美国总统回归理性,让权力制衡真正发挥作用?
对于未来人类社会能否找到出路,我毫不悲观,反而乐观。原因与我过去这些年推动并从事的量化历史研究密切相关。
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经历: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挑战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治理体系,迫使社会尤其是精英做出反应,之后社会便能够重新回归良序水平。
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不知大家是否想过:为什么在距今2800年前,从西周过渡到春秋、战国,中国土地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国胜出,建立统一的秦朝?
另外,让我好奇的是:为什么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约600年间),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同一时期,希腊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奠定了佛教、印度教的基础。为什么在那几百年间,世界各地出现了这些伟大思想家?他们奠定的思想基础成为后来两千多年欧亚大陆社会的建构基础、哲学基础和思想基础。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国秦国的胜出和诸子百家的涌现?
最近我与我的两个学生,胡森豪和魏宇辰做了一项研究,在此简要分享。今天我们在迷茫时也应看到希望:当年春秋战国的中国人面临的挑战比我们今天大得多,但他们最终走了出来,并推动了大量创新变革。
其中,当时的最新的铁器技术,起了关键作用。
我们利用墓葬中的铁制武器、青铜武器、铁制农具随葬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跨时期的大规模系统统计。研究发现,铁器技术在公元前8世纪(春秋早期)开始在中国普及。铁制武器普及后,原本在西周时期平安相处的众多王国和诸侯国,一下子进入了春秋,尤其是战国时期的相互攻伐,这与铁制武器关系极为密切。
铁制武器的出现使人类拥有了更高杀伤力的武器。铁器技术在2800年前的中国出现后,有的王国积极利用新技术制造武器、扩张领土。我们的研究发现,从春秋战国开始到战国晚期,哪个王国拥有的铁制武器越多,其打胜仗、扩大疆域的能力就越强。而那些拒绝采用新技术的国家,如齐国、鲁国,一直未能发展起来。
秦国因地处河西走廊,较早拥有大量铁制武器,晋国也是如此。但秦国和晋国起初并未利用铁制武器的优势去攻打他国。相反,我的老家所在楚国则毫不犹豫。楚国在春秋时期(晚期之前)并非铁制武器最多的王国,但始终利用铁制武器攻打他国,整个春秋期间领土不断扩张。到了战国早期,分化更加明显。
由此可见,铁器技术改变了当时各王国的竞争地位。100多个王国中,有的(如秦国)虽有铁制武器优势却对扩张兴趣不大;有的(如齐国、鲁国)拒绝利用新技术制造武器;而有的(如楚国)则毫不犹豫。新技术带来了根本分化。
许多历史学者认为,秦国胜出是由于商鞅变法改变了秦国的格局。但他们没有看到,我们通过量化考古数据分析发现,秦国之所以在公元前356—350年间接受商鞅变法,是因为当时面临一个选择。楚国毫不迟疑地利用新技术制造铁制武器,不断打胜仗。到公元前356年前后(战国中期),楚国拥有的铁制武器最多,战斗力最强。秦国要么等着被楚国吞并,要么利用商鞅的建议进行变法,大幅提升调动人力资源的能力,利用新增税收和物力大力发展制铁技术和武器装备。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在随后一百多年里快速提升国力,利用新式铁制武器吞并了其余王国,建立了秦朝。
从中可以看到,铁器技术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最新技术(相当于今天的AI技术)。秦国被迫加入这一行列,通过商鞅变法彻底改变了自身的比较优势,最终建立秦朝。
更重要的是,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生产能力的提升,进而根本性地改变了上层建筑。但我们的研究也表明,许多新技术未必直接影响生产力,却可以影响国家的战斗力。铁制武器就是如此——它并未提升生产力,但使拥有大量铁制武器的国家战斗力大幅增强。
另一方面,铁制武器的出现给人类历史带来了巨大影响。在石器时期,武器只有石器、木器、骨器,士兵用它们打仗很难当场打死人,只能打伤。后来,青铜技术于4000年前进入中国。此后1200年间,青铜技术虽有应用,但存在致命约束,青铜是合金,需要90%的铜加10%的锡高温合成,而在中国境内,锡矿资源相对稀缺,限制了青铜武器的大规模普及。因此,尽管青铜技术4000年前就已进入中国,却并未带来大量血腥暴力的战争。
铁制武器技术进入后,情况完全不同。炼铁很容易:只要有铁矿石和木材,将温度烧到1000度以上,铁就能被提炼出来,制作铁制武器。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老子、庄子等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场景:铁制武器上战场,用刀捅人,鲜血喷出,他们觉得这太残忍了,以往战场上施暴时,人们看不到血喷出来的情景。
于是,当时中国的精英,尤其是孔子,就在思考:人类不能以这种方式相处和生活。应该怎么办?要从社会最底层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了“三纲五常”:做父亲的要像父亲,做儿子的要像儿子;再加上“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而为整个社会中的男人、女人建立了行为秩序。在孔子看来,如果所有人都能如此行为,就无需担心暴力和战争了。
我的意思是,当时铁器技术尤其是铁制武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新的、血淋淋的暴力场景。同一时期的几百年间,在欧洲、希腊、土耳其、以色列、印度等欧亚大陆各社会都掌握了制铁技术,拥有了铁制武器。这些技术挑战了当时人们的价值底线,并促使人们思考:人类社会必须重构,建立新的价值共识,否则每天充满血腥暴力,岂是人类应有的生存方式?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轴心时代”。铁技术的出现挑战了欧亚大陆各社会,中国产生了诸子百家,各出主意。
今天我们又面临同样的挑战。这一次,电脑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将社会治理挑战推到了新的高度。回顾历史,无论是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还是最近的技术革命,每一次人类社会的精英都会动脑筋为各社会找到新的价值共识,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规则和秩序,又为下一轮技术创新提供前提。
这正是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技术变革改变人类历史。同样重要的是,每次技术变革挑战社会秩序,人类终究要想办法健康、安全地活下去,因此每次都会逼出当时社会的精英做出新调整,推出新的价值共识,为接着下来的社会进步与和平生活奠定全新基础。
我丝毫不认为这一次会打破历史规律。人类面对这些挑战后,一定会找到新的价值共识,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和平与繁荣。
分享嘉宾
陈志武
香港大学金融学讲座教授
郑氏明德讲席教授(金融学)
量化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
前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新经济学家智库旗下《太学》栏目,以"可行动的知识"为坐标系,汇聚经济学者、科学家、文化名人、企业家、达人等各行业的创见者,穿透宏观叙事,分享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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