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押运的故宫工作人员那志良坐在警车上，看着空旷的街道，心生悲凉：“除了车辆之声外，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
虚惊一场，人们不禁感叹：古物是有灵的。
郑欣淼颇费周折，找到1938年出版的第一期《西北联大校刊》，发现一个名为徐世度的人的工作日记。日记记载，他作为西安临时大学工作人员赴汉中寻觅校舍时，遇到了故宫人，那志良等人为他提供了交通、住宿方面的不少帮助。当故宫职工受伤时，西北联大的医学教授也伸出援手，为其做了手术。
对于当时山野守宝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郑欣淼颇有兴趣。“当时不知战争何时结束，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的精神？正是这些诗词唱和、读书论道，以及养儿育女、家庭生活，支撑他们保持精神不垮。”郑欣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新思路的产生，让这些“边角料”都成了有意义的历史材料。
战争期间，守宝人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简直一贫如洗，有时只能用辣椒粉和盐水调拌糙米果腹。最令人揪心的，是亲情的割裂。那志良老父留在北平，战时汇款中断，他多次向马衡请求回北平，未获批准。但马衡随即写信给留守北平的故宫总务处处长张庭济，让他变卖马衡自己家中的物件，筹款接济那父。直到那志良父亲去世，父子再未相见。
“马衡不是冷血上司，他在战乱中必须做出最艰难的选择。”郑欣淼说，“这种两难，我们今天很难体会。”
后半生，庄严回忆故宫岁月，写下《前生造定故宫缘》，那志良也写了《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均在大陆出版。2005年，那志良的儿媳王淑芳渡海来到北京，将150多件那志良保存的南迁资料捐给北京故宫。亲历者都不愿让历史湮没。
“这本书里，要说我的贡献，首先，我通过史料纠正了不少错误，厘清了很多史实；我有一个新思路，关注故宫人在南迁途中的精神状态，记录下他们的诗情画意和生活雅趣；再次，我也关注到南迁途中故宫与地方及其他机构的互动。”郑欣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都属于查找和运用资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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