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盈川沉璧
693年七月初九，浙西盈川。大地龟裂如伤口，寸寸延伸至天际，盈川潭早已失了往日的深碧，只剩下中央一汪浊水，映着疲惫而绝望的天空，衣衫褴褛的百姓疲惫的跪在潭边虔诚的祈祷。
滚烫的风吹过，我的官袍快要燃烧起来，天地间一团火，我心中也一团火。
三年前，我从梓州任职期满回到洛阳，被任命为习艺馆教习，教授宫人书算，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
我低下高昂的的头，献上《盂兰盆赋》称颂女皇“周命惟新”，希望能得到重用以施展抱负。
赋文呈上的没几日，吏部的调令来了——盈川令！一个刚置半年的新县，土地贫瘠，水患频发。
在别人笑话的眼里我到任了，发誓要干出个样来狠狠打他们的脸。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勘察地形，规划设计了“双盈堰”“九龙堰”等水利工程。
我设立盈川官渡，方便百姓过江垦荒；教百姓种桑养蚕，增加收入。
我创办学堂，让山里的孩子第一次拿起了纸笔。
我还狠狠打击地痞流氓，惩治贪官污吏。
百姓们渐渐发现，这个看似严厉的县令，是真心为民着想的，他们不再惧怕，反而亲切地称我为“杨爷爷”。
可三月不雨，赤地千里，修堰，则堰涸无流；开仓，则仓空无粟；祷天，则甘霖不至。一方父母官却无能为力，还有何面目苟活？
心中的火越烧越旺，烧得四肢百骸都生疼。“贼老天，我以我身殉道，你再不下雨，再不顾我百姓的死活，我必定要给你捅出个洞来！”
最后看了一眼匍匐的百姓，我仰天长啸，：“吾无力救盈川百姓于水火，枉哉焉！”
话音落时，纵身一跃，像一片被秋风卷落的枯叶，飘向那片我为百姓修渠引水的盈川潭。
我曾亲测此潭深浅，那时只知道此水深足以溺人，却未曾想，溺的竟是我自己。
入水之声沉浊，水灌入耳，周遭一片混沌。岸上哭声隐约如蝇嗡，模糊难辨。
我一生听过太多泣涕：梓州断狱，有孀妇哭夫；东宫辞别，有储君相送。
而我杨炯，九岁入弘文馆未哭，堂弟伏诛未哭，迁谪蛮川未哭。 水灌入鼻，酸彻眉心，有泪水溢出。
黑暗中，忽现一人面容：乃张说。
赴盈川令时，他赶来送行，手里攥着一卷墨迹未干的《赠别杨盈川箴》，嘱我“才勿骄吝，政勿苛烦。”
我收下此言，却未放在心上。我性太刚，棱角太锐，不肯稍屈。在弘文馆虚度十六载，徒成笑谈，我岂甘。
谁能想到，此投水的父母官，三十多年前竟也是长安城里最耀眼的神童？
二 神童傲骨
公元659年，长安弘文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年仅九岁的我，弘农杨氏，杨炯，
刚通过童子科考试，被官方认证为“神童”。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长安的书香与荣光里度过的。杨家世代文儒，家学深厚。而我从小便有异才。
弘文馆藏尽天下典籍，聚尽文坛俊彦。
我在这里 博览群书，演算天文历法、研究典章制度。随着阅历和学识的增长，渐渐萌生了“学而优则仕”的念头。
一待制就是十六年，让我烦闷不已，我写《青苔赋》：
“苔之生于林塘也，为幽客之赏；
苔之生于轩庭也，为居人之怨。”
同样是青苔，长在山野林塘，便是清幽景致，被隐士欣赏；长在轩庭，却让主人心生厌恶。我不就是那待错了地方无人欣赏的青苔吗？
直到676年，27岁的我才通过制举，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个九品小官，负责校勘典籍，整理文书，与我心中的宏图大志相去万里。
而那些无德无才之人却忝居高位，衣冠楚楚。我讥讽他们是“麒麟楦”，就像戏台上披着麒麟皮的驴子，一旦揭去伪装，不过是庸碌之辈。
当时文坛盛传“王杨卢骆”的排名，把我排在卢照邻前，他年长资深我委实惭愧。
可把我排在，王勃后面，我是不服气的，毕竟我俩差不多大一样的神童，还是铁哥们儿，他小小年纪任沛王府侍读，我进弘文馆，打了个平局。
那时以为我俩都会前程不可限量，谁知他一见沛王误终身，脑袋抽筋写什么《檄英王鸡文》……
唉，我也没好哪里去，一入弘文深似海……最后竟殊途同归。
这种狂傲和尖锐，让我在官场上举步维艰，却也让我始终保持着刚健的风骨。
三 书生剑胆
我笔下写过无数死生。却不曾想，自身之死，竟是这般缓慢煎熬。官袍遇水鼓胀如囊，身随之浮沉，复又如绞绳拽着沉沉下坠。水一波波挤压着我的乌纱、我的官服、我四十四年的名与身。
仪凤年间，吐蕃和突厥频繁侵扰大唐边境，满朝文武却还沉浸在宫体诗的靡靡之音中。
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风气，挥笔写下那首《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边境的烽火直逼京城，危亡之际，心早已随烽火飞向边关。一腔热血，骤然沸腾，再难平息。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他们说这句对仗工整得像一把出鞘的剑——
十个字，有军容之盛，有气势之雄，把从朝堂调兵到边关破敌的全过程，写得气势如虹。这是我向往的沙场壮阔。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大雪遮天蔽日，军旗上的彩画都黯淡失色；狂风呼啸，与战鼓声交织在一起。
天地为阵，风雪为兵，不见刀光剑影，却已写尽沙场的沉雄壮烈。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宁愿做一名冲锋陷阵的低级将领，奔赴沙场保家卫国，也不愿做这空谈理想、无用武之地的书生！
最后一句，是我憋了十六年的呐喊，对“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的焦虑。是个人的心声，也是我们初唐文人的集体觉醒。
我的诗必须似一道闪电，能劈开齐梁以来浮艳诗风的桎梏，让“刚健”二字，第一次成了初唐诗坛的旗帜。以雄浑的气势和真挚的情感，为边塞诗的繁荣奠定基础。
四 一夕风波
水灌入肺腑，寒冽如刀；此寒，我似曾相识。
686年的长安秋意，是从弘文馆的窗棂缝里钻进来的，卷着翰林院未竟的书稿香，我刚为《王勃集序》写下“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的评赞。
迁到梓州司法参军的调令，终究还是递到了面前。
五年（681）前，我终于迎来了仕途的转机。从九品校书郎擢升为正七品的詹事司直，掌太子李显东宫庶务，兼任崇文馆学士。
这是我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一次——东宫的书房里，陪太子读书，起草文书，我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这让我兴奋不已，写下《庭菊赋》：
“菊之生也，其道大光。
菊之茂也，其色苍苍。”
我是以秋菊自喻，期待着能像菊花一样，在官场中绽放光彩。
可命运的转折，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两年（684）前，武皇临朝称制的铁腕震得朝野噤声，徐敬业以“匡复庐陵王”为名在扬州起兵。
那把火不仅烧红了江南的夜空，更燎到了弘农杨氏家族，从祖弟杨神让以“府兵参军”之职投效徐敬业，兵败后与父亲杨德干一同被斩，我虽因“未预密谋”得免一死，但“坐从祖弟犯逆”的罪名，还是把我从朝夕待诏于帝王侧的崇文馆，贬到了蜀地荒僻的梓州 。
赴任那日，长安的雨丝细得像案头的狼毫，打湿了宋之问递来的酒盏。
城门在身后缓缓关上时，我攥着那卷《从军行》的诗稿，指尖冰凉。而眼前，是通往蜀地的漫漫长路。
我在《途中》一诗中写道：
“悠悠辞鼎邑，去去指金墉。
途路盈千里，山川亘百重。”
梓州的五年，是我仕途的低谷，也是我文学创作的高峰：我写下《出塞》、《紫骝马》、《战城南》等边塞诗，描绘边塞的艰苦：
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
幡旗如鸟翼，甲胄似鱼鳞。
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
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
风格比《从军行》更沉郁；用“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表达报国的决心。
五 丹心未泯
入水方知，我一生披戴太多枷锁：九岁披神童之名，二十七着九品之服，三十七佩司直之章，一重重，渐渐沉重。
盈川潭，正一寸寸将我吞噬。可我偏不闭目。
潭水浑浊，泥沙翻涌，视物难辨，我仍强睁双眼。九岁踏入弘文馆，门槛高险，我未曾低首；授官校书郎，立班朝末，我未曾低首；贬谪梓州，出长安时细雨如针，我回望帝城，亦未曾低首。赴死，亦绝不闭目。
昏暗中，又现一面容，九岁的我。立在弘文馆门前，方巾端正，手持《太玄经》，静静望着我。
他问：做个好官，你做到了吗？
我欲开口，水却灌入喉间，呛作一团。
我当如何答？
说我曾为校书，典校文籍；曾为詹事伴读东宫；曾为盈川令修堰设渡、锄奸安良，终以身沉潭；此即我一生？
他问：百夫长呢？未竟；诗呢？数十篇而已。足矣？
我默然，说我推动了五律的定型？宋之问会不会骂人？不，扒坟头！
气泡一颗颗上浮，向着有光之处。那是从我体内逸出的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再好的诗句，救不得旱，我心知肚明。
可我杨炯，除却笔墨，尚有何物可凭？
固执再问：你悔否？
想我这一生， 少年成名，有热血，有担当；清清白白、铁骨铮铮 ；没辜负自己的才华，没丢掉文人的风骨。再来一次，我也不会改变的，所以，我无悔。
虽时运不济，然我亦未全输。
我修双盈堰，其迹尚存；我设官渡，其利仍在；我教民蚕桑，其艺未绝；我除暴安良，境内得安。
《旧唐书》只载我“为政严酷”，张说之诫我未遵，史官之笔难逃，可盈川人心自有一杆秤。
我料他们必为我立祠：四时香火不绝，他们永远记得：昔有县令，性刚言直，待民至厚。大旱之年，自沉潭中，以换甘霖。
我仍在下沉，盈川潭，原来竟如此幽深。
自下仰望，微光透入，碎影摇荡，一如当年弘文馆的窗棂。
那年我九岁，跨门而入，阳光自格窗漏下，我一步一格，心中默念：我要为官，做大事，护生民。
而今光在上，我在下，不可及。可我仍不闭目。我杨炯，生不低头，死亦不瞑目。我要亲眼看着，那场雨，落下来。
九岁之我，仍在原处望着我，他固执的问：值否？
忽有电光裂空，惊雷震响。
继而，雨至，密如万马奋蹄，响若战鼓齐鸣。我微微一笑，口中最后一缕气泡上浮，碎裂无声，我不必再答。
甘霖，已洒满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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