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一丰盯着手机屏幕，整整一个星期了，那个号码始终没有亮起来。
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倒扣在玻璃杯里的苍蝇，看得见光亮，却找不到出口。人事调整的风声已经在局里吹了两个多月，像梅雨季节的潮气，无孔不入地钻进每个人的毛孔。综合科老张要退，副科的位子空出来，论资历、论业务能力，田一丰都该是顺位第一。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在体制内这条河里，光会游泳是不够的，还得有人给你递救生圈。
“你得动起来。”小吴坐在他对面，手指敲着桌面，笃笃作响，像在敲一扇紧闭的门，“展局长儿子的事，你老婆能帮上忙，这是天赐的机会。你不抓住，别人就抓了。”
田一丰苦笑。他何尝不知道这是机会。现代社会最硬的通货不是能力，不是资历，而是“认识人”，尤其是看病这种事，找个熟人，挂号、找专家、安排床位，一条龙服务，病人舒心，家属放心。展局长虽是单位一把手，在卫生系统却也未必能一句话就找到最顶尖的精神科专家。而自己的妻子林芳，恰恰就在县医院精神科，恰好认识全市最好的抑郁症诊疗专家。
可问题是，他怎么开这个口？总不能跑到局长办公室说“局长，听说您儿子病了，我老婆能帮忙”，这不成了一种交换？一种要挟？田一丰想起三年前局长在全体大会上说过的话：“干部提拔要公正公开，不搞圈子文化。”彼时他坐在台下，觉得局长说得真好，字字铿锵。现在想来，那些字落在地上，大概早就碎成了粉末，被风吹散了。
他开始在局里制造舆论。
周一早晨，他故意在开水间跟办公室的小王提起：“昨晚可累坏了，等我老婆等到七点多，县医院那边病人多，天天加班。”周三中午食堂里，他又不经意地对财务科的老刘说：“我老婆科室效益不错，刚换了新手机，跟我这个同款。”他甚至让妻子林芳在单位里也放出风去，说县医院精神科来了一位省里退休的老专家，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尤其是青少年抑郁症，效果极好。
网已经撒出去了，田一丰只等鱼自己游进来。
可是鱼没有来。
第一个星期过去，局长见了他，依旧是不咸不淡地点头，没有任何额外的问询。第二个星期过去，田一丰开始失眠。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反复回放：局长到底听到消息没有？听到的话，为什么不开口？难道他已经找了别人？综合科张科长的老婆在卫生局，虽然是普通干部，但卫生局管着医院，找个好医生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他开始怀疑自己这一套舆论战术太拙劣了。局长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什么风浪没见过？自己这点小伎俩，在他眼里大概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眼就能看穿。又或者，局长根本就没把他放在考虑范围内，所以连用都懒得用他。
这种念头像蛆一样钻进他的脑子，啃噬着他的每一寸神经。他开始在工作上频频出错，一份普通的请示报告改了三遍还是被退回，开会时魂不守舍，被分管领导点了两次名。他甚至觉得自己走路都比别人慢半拍，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往下拽，越来越沉。
人事调整的名单开始在小范围内流传。有人说出入口科的李明要提，有人说办公室主任要空降，各种各样的版本在走廊里飘来飘去，唯独没有他田一丰的名字。
他终于撑不住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灯也没开，手机屏幕的光照着他的脸，惨白惨白的。林芳下班回来，看到他这副模样，吓了一跳。
“你最近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工作上出了什么事？”
田一丰张了张嘴，想说自己没事，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一声叹息。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林芳以为他睡着了，才听见他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上次你问的省里那个专家，能不能帮我约一下？”
林芳愣了一下：“你帮局长问的？局长找你了？”
“不。”田一丰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不是帮局长问的。是我自己要看。”
“你？”林芳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一会儿，忽然明白了什么，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我可能也病了。”田一丰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们精神科诊断这个叫什么来着？适应障碍？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撑不住了。”
林芳沉默了很久，最后轻轻说了一句：“明天我带你去找陈主任。他是省内最好的。”
第二天早上，田一丰请了半天假。他坐上林芳的车，穿过半个县城，去市里找那位老专家。车窗外，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他忽然想起自己刚进单位那年，意气风发，觉得只要好好干，前途总会有的。那时他也是坐在这条路上，不过是去报到，窗外的树绿得发亮，阳光打在脸上，滚烫滚烫的。
十年了。他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十年，从一个毛头小伙子熬成了现在的田科长，前面还有个“副”字，再也没能摘掉。
陈主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说话慢条斯理的，问了他很多问题。睡眠怎么样？胃口怎么样？工作上有什么压力？家里支不支持？田一丰一一作答，像在汇报工作，条理清晰，态度诚恳。陈主任听完，沉吟片刻，在病历本上写了一行字。
林芳凑过去看了一眼，眼泪终于没忍住，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田一丰没有问诊断结果。他知道那上面写的是什么。这几个月来的每一个夜晚，每一次辗转反侧，每一次对着天花板发呆，都在那个诊断里了。
回去的路上，林芳开车，他在副驾驶座上闭着眼睛。车子经过单位门口的时候，他睁开眼，看到大楼里灯火通明。那扇窗，是局长办公室的窗。
他忽然想起一个很老的笑话：某单位人事调整，大家都想当科长。有人送礼，有人请客，有人写匿名信。只有一个人什么都没做，天天按时上下班，最后他真的当上了科长，因为他有抑郁症，领导怕他在单位闹事。
田一丰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该哭。
他只知道，明天他还要去上班，还要面对那扇没有亮起的窗户，还要在开水间、食堂、走廊里，继续编织那些他也不知道能否收网的舆论。而他的病，大概只有等那张人事任命公示贴出来之后，才能真正好起来。
可万一好不了呢？
他没有想下去。车子拐进小区，路灯昏黄的光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拖到车窗外，拖到那条他来来回回走了十年的路上，再也收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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