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齐兹·阿斯兰（Azize Aslan）
编译者：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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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NDA君耗费极大精力译成的《罗贾瓦的反资本主义经济——库尔德人斗争中的革命矛盾》一书，拟在本号连载，这是本号的莫大荣幸。希望我们都能够从这本库尔德人撰写、关注库尔德人革命的著作中汲取教益。
传统左翼的革命
当我们用传统左派的概念来思考革命时，我们会想到夺取政权、政党的代表作用、先锋队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中心地位等基本理论。当我聆听或者关注这些讨论的时候，我首先发现，革命的理念在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被理性化；并由此导致革命理念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革命被以科学的方式一步步规划，恩格斯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的发现以及通过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一门科学。
恩格斯基于马克思的这两个发现，把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的原因解释为生产方式的变革，并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根据恩格斯的说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恩格斯说，建立在对立阶级矛盾基础上的社会需要国家的存在才能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批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不能废除，但当工人阶级进行自我管理时，国家就会衰落。同样，列宁认为夺取国家政权对于创造“代替国家的条件”是必要的。用霍洛韦的话来说，这就是“权力”观念对革命理论的渗透，导致一个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革命就是夺取国家权力。这当然不是一个自发的想法。巴黎公社的暴力镇压以及许多其他屠杀导致了这种推论。
巴黎公社墙
社会主义革命集中于夺取政权的思想。需要一个政治组织来组织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列宁将其描述为政党。
当然，列宁主义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它为达到我们所谓的悲剧性革命开辟了道路。列宁解决了缺乏阶级意识的人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通过党的领导。唯一的问题是，这不是我们（或他们）想要的革命。列宁理论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夺取政权，解放无产阶级”，这在历史上并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党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等级化、集中化的制度化。该党是职业革命家的组织。 “因此，党和革命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注入意识’、将‘真理带给群众’并‘带领他们’走向胜利” 。因为人民没有它，无产阶级也没有它。其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为职业革命家或党的干部和先锋队，他们将揭示阶级意识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这当然是列宁首先赋予自己的革命角色。然而，这位有意识、有开明、专业的革命者是如何诞生的，却不得而知。根据列宁的说法，社会将会创造这样的个体。但我们不要忘记，列宁主义的党是一个与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政治作用相补充的组织。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它就没有意义。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政党’在倾向上与阶级本身是相同的，因为它定义了阶级的革命未来，实际上将其构成一种自主的力量，并且将这种历史使命只赋予给这个阶级”。政党将成为自觉阶级的政治单位。这将使阶级团结更加政治化而非工联化。然后，当工人阶级觉醒并建立起能够自我管理的力量之后，党就会衰败，阶级就会衰败，国家权力也会衰败。
夺取政权的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和平。 “职业革命者”在认为绝对必要时可以使用“革命暴力”。古铁雷斯·阿吉拉尔 (Gutiérrez Aguilar) 警告我们，革命暴力（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暴力）可能会演变为国家或半国家暴力：
如果先锋党或先锋组织自诩为社会代表，并选择以暴力手段与国家对抗，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个反叛的共同体，而是开始寻求建立一种与其所对抗的国家名义上不同但本质上相同的结构。而且，拥有如此思想的组织几乎必然要凭借其军事能力和机构赋予自己的实力来巩固自身地位。
正如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说，革命被认为是一场通过军事手段赢得的胜利，因为共产主义理念已经深陷到夺取政权的信念之中。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的暴力行为将被视为合理的行为，因为它具有革命性。
简而言之，在上个世纪，共产主义思想是一种好战的、军事的思想，而且理所当然的是，人们的思想已经痴迷于胜利。我们不要忘记，胜利之后必须要做的事情，即建立党国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都要用以基于军事胜利理念而形成的战争工具来完成。因此，建立社会主义的手段长期来看仍然是集中式的、暴力的、军事化的。
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革命者认为，通过重复被推翻的政权、模仿其统治手段，他们能够超越它。正如霍洛威所说，革命运动被构建为权力的镜像，“军队对抗军队，政党对抗政党”。因此，他们成为了他们自身的对立面；他们无法能够创造任何真正的解放进程，因为最终每次革命都建立了绝对权力。由于革命暴力是合法的，社会主义革命国家的镇压也被认为是合法的。 “各种形式的统治被复制，在持续性惩戒的庇护下，在各个领域奴役人类” 。从军事角度来说，革命胜利后，革命先锋成为书记，士兵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警察，而革命的军事指挥官成为主席一样。然而，当我们研究萨帕塔和库尔德运动的组织结构时，我们会看到，已经建立了机制来防止这种情况在他们的革命中重演。
苏俄内战宣传画：《以红楔击败白军》
而且，在上个世纪的革命中，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变成目的，相反，它的存在是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服务的，并且它继续以资本主义剥削的形式存在，但是在社会主义政权的管控之下。换句话说，革命计划并没有破坏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它不但没有消灭它们，相反，还进一步加强了它们。
对立的双方一面是资产阶级和国家，另一面是无产阶级和革命（共产主义）政党，而不是——请注意——每个阶级和“它的”政党，或者通常意义上的的国家或“国家政权”。正如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历史关系一样，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关系：政府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公共事务的委员会”；而国家作为至高无上的“政治”领域，对整个社会（即所有阶级）施加影响，它所表达的也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意志。
导致列宁主义革命思想变成这种形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将阶级斗争压缩在国家范畴内。当革命被定义为夺取国家政权时，无产阶级的普遍斗争就被简化为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这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义倾向，并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阶级斗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缩小到国家范畴。虽然工厂劳动力，即斗争中最重要的部分，仍然掌握在主体民族手中，但服务业和其他子部门历来都有来自该国少数民族的工人。例如，今天这些领域中被剥削的人都是移民。这种情况导致了工人阶级内部出现等级制度。各国无产阶级不但不能团结起来，而且内部正在分裂，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向地方性和民族性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成为阶级在国际层面的代表。然而，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相反，他们指的是工人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的国际力量。正如巴里巴尔所说，是英特纳雄耐尔而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组织。
土耳其库尔德工人的处境就是这种阶级民族主义的体现。库尔德人构成工人阶级的最低阶层，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是土耳其最贫穷的地区。然而，库尔德人的斗争从未被土耳其左翼视为阶级斗争，而始终被视为民族斗争。库尔德人自身以及其他人从未真正理解库尔德斗争的反资本主义能力，或者说其阶级维度，因为它始终被置于民族斗争的框架之内。所有后续的讨论和研究都旨在使这一点变得清晰易懂。
另一方面，土耳其工人阶级由于民族主义倾向，将库尔德人的斗争排除在阶级斗争之外，并出于同样的原因容忍土耳其国家对库尔德人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库尔德运动将该阶级定义为国家和垄断势力的合作伙伴。我们必须记住，当一个民族允许另一个民族受压迫时，它就等于是在巩固自己的锁链。
译者评论：
作者在这部分文字中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是否合理仍然值得讨论。总结来看，作者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集中化组织、夺权倾向与暴力革命。关于集中化组织的批判，作者并没有在本部分直接指出，我们将在接下来连载到关于作者思想的内容时再进行讨论。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方面——共产主义革命需不需要夺取政权。作者在本段前面指出，社会主义是过渡阶段从19世纪到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主题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是否必要。既然作者在先前的部分中已经承认了一切事物中矛盾运动的存在，那么她同样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尤其是其意识形态在广大劳动者中根深蒂固，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无法在一天之内废除，而共产主义的因素也无法在一天之内建立，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社会主义阶段进行过渡。同时，无产阶级为了防御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反扑，也需要一个暴力机关来镇压资产阶级。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我们再来看看作者在本节推送开头所引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于国家最终消亡的论述（此段过长故不使用引用格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很明显，马列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仍然需要国家机关——这个历史阶段便是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家机关的作用在于镇压反革命力量以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关系，在这两个任务都完成后，国家就没有存续的意义了，它也就会逐渐消亡。作者引用约翰·霍洛威的话，认为这是“权力观念对共产主义的渗透”，这种指控是完全形而上学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指责完全忽视了革命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与需求，盲目地认为无产阶级应该赤手空拳的和全副武装的资产阶级战斗而不是利用资产阶级的武器为自己服务。而实际上，共产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精神文化的萌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展成熟，资产阶级的文化余毒和小资产阶级残余也需要长时间的改造与斗争才能消灭。因此在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仍然会比资产阶级弱，而面对进犯的国际资产阶级——不管其以暴力的或是非暴力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控制的暴力机关对这些反革命进行镇压才能保护革命成果的存续与发展。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到的：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我们所断言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资本家的压迫时，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以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这不是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又是什么呢？
作者还反对列宁主义将阶级革命压缩到国家范畴内。这个观点也是对于列宁主义完全的歪曲。并不是列宁主义割裂了国际革命运动，并将其限制到国家范畴内，而是国际革命运动只可能通过高度发达的各国工人运动的大联合才能产生。实际上，列宁主义是极具国际主义色彩的，1920年，他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写到：
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仅仅是这一句话，就足够让作者的指控不攻自破了。不仅如此，在历史上，越是狭隘的，内部分裂的工人运动，就越没有马列主义的影响，就越充斥着工联主义的倾向，这种情况在美国、墨西哥等一系列国家的历史中都有发生。而即使像土耳其共产党疏远库尔德斗争的例子中。出现问题的也是土耳其党的政策，而不是根本理论。所以指责列宁主义缺乏国际性和团结性是毫无根据的谬论。
而作者对于暴力革命的指控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在文中指出：“共产主义的暴力行为将被视为合理的行为，因为它具有革命性。……建立党国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都要用以基于军事胜利理念而形成的战争工具来完成。因此，建立社会主义的手段长期来看仍然是集中式的、暴力的、军事化的……”真是荒谬！请看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主义专制的历史，看美国的革命、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哪个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换来了民主实践的？虽然这些资产阶级的民主仍然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但是总是比封建主义的专制先进不少的。很明显，暴力革命与专制不能划等号。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应该从封建主义历史对其的遗留影响以及策略与道路错误方面检讨，不能武断的将革命手段与革命结果之间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既然作者引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现代的国家政权（译者注：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句话，那么她应该也明白，现代国家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工具，而这种压迫工具也已经多次表现出了暴力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使用与其相似的暴力手段的话，怎么能够打败暴力镇压的资产阶级呢？因此，暴力革命并不是马列主义者的主观愿望，而是现实条件下变革的必要手段。
整体来讲，作者在本节中对列宁主义进行的攻击大多是站不住脚的，其对于苏联革命失败原因的理论分析也存在大量漏洞。现代无政府主义者们不断指责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存在普遍官僚主义问题，但他们却忽视了这些社会主义者们与官僚主义进行的斗争尝试，斯大林与毛分别提出了由上至下及由下至上两种对抗官僚主义的方法，并加以实践。这些实践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其经验值得今日革命者进一步研究，且这些尝试证明了共产党内部 存在自我革新的可能与能力，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们没有看到的。
那么，作者既然不认可列宁主义，她又提出哪些新思维来解释和指导革命呢？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看到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及其意义与局限性。
【书籍介绍】
本文为Azize Aslan所著《Economía anticapitalista en Rojava: Las contradicciones de la revolución en la lucha kurda》，由NDA翻译。本书初版于2021年由普埃布拉荣誉自治大学的豪尔赫·阿隆索讲堂（Cátedra Jorge Alonso）出版于墨西哥，原文为西班牙语。
【 本书上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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